英国译学界的名人

英国译学界的名人

张美芳

（中山大学，广州 510275；澳门大学，澳门）

前言：本文作者于2002年下半年到英国访问，期间访问了英国多个设有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大学及其翻译学科的领头人，其中包括：曼城理工学院的蒙娜·贝克 (Mona Baker, Umist)； 萨里大学的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Surrey University)； 赫瑞沃大学的伊恩·梅森 (Ian Mason, Heriot Watt University)；米道士大学的科思婷·曼可尔(Kirsten Malmkjaer, Middlesex University)；艾斯顿大学的克里思汀娜·沙伏讷 (Christina Schäffner, Aston 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的逖奥·荷曼斯 (Theo Herman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帝国学院的马克·撒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Imperial College); 萨里大学的杰瑞米·曼迪 (Jeremy Munday, Surrey University)。遗憾的是，虽然笔者在英国期间曾跟闻名世界译坛的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苏珊·巴斯纳 (Susan Bassnet, Warwick University )在网上联系过，并准备前往访问她，后来却因她临时有出国任务，我们见面的计划未能实现。

上述学者是活跃在英国译学界的精英分子，也是国际译学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一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例如Newmark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与《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Baker的《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Hatim 和 Mason 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Bassnett 和 Lefevere 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而他们的新作更是逐渐成为世界各地翻译研究生的必读或常用书籍，例如Mark Shuttleworth 的《翻译研

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Jeremy Munday的《翻译研究入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 Hermans的《翻译研究体系——解释描写途径与系统导向途径》(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等。

通过跟英国译学界名人的近距离接触，本文作者不仅了解到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奋斗足迹及雄心壮志，还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他们的工作与成就跟英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及其所在的机构代表了英国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最好水平。因此，笔者希望与各位读者分享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成果，让读者对这些名人（可能是读者心中的偶像）有多一些了解。

Mona Baker

Mona Baker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女强人，也是世界翻译学界的著名人物。她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与指导翻译研究生、组织出版各种翻译专着。

Mona Baker是埃及人，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前从事阿拉伯语/英语之间的专业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翻译硕士学位，之后在该校任教翻译及语言学课程，并任柯林斯伯明翰大学国际语言语料库（COBUILD= 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在已出版的COBUILD词典的基础上，负责设计一系列双语词典。在伯明翰大学读书和工作那几年为她后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成名之作（也是她的第一本着作）《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 是她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并出版的，当时的编写目的是为译员培训提供一个有步骤、有系统的教学模式，结果此书成了世界各地不少大学的翻译教科书。该书自1992年问世以来已重印6

次，并在中国再版一次。此外，在此期间她还与人合编了《语篇与技术——纪念约翰·辛卡拉》（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1993）一书。

自1995年以来，Mona Baker一直任曼彻斯特科技大学教授及其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是英国最活跃的一个翻译研究机构，有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几十人，她自己所带的博士生共1人（7人已毕业，7人在读），来自世界各地。中心几乎每周举办翻译研讨会，邀请英国各地的翻译学者做讲座，由Mona Baker亲自主持，听者除本校教师学生外，还有不少来自英国各地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本文作者亲身参加了其中一次研讨会，会场座无虚席，提问踊跃。该中心拥有一个相当大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并研制了半自动化地处理这些资料的软件。到目前，该语料库总容量达1000多万字。语料库收集的主要是小说和传记，也有新闻和旅游类的小型子库。

作为该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着这个大型的翻译英语语料库，Mona Baker 目前的研究兴趣之一就是利用语料库研究各种翻译的特点，包括研究译本的特征以及不同的译者的文体与风格。我们曾专门介绍过她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的方法。她的另一研究兴趣是，从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笔译与口译问题，这也是她目前正在编写的《跨文化接触中的语用问题给翻译理论的启示：实践与研究》（The Pragmatics of Cross-cultural Contact: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一书的主题，该书将由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出版。

Mona Baker 是一位聪明能干、有思想、有远见、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她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所领导的一个翻译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成果，她有更远更大的抱负，那就是推动全世界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领导翻译研究的潮流。她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1995年创办了圣·杰伦出版公司 (St. Jerome Publishing)和创办与主编《译者》(the Translator) 杂志。圣·杰伦出版公司是Baker的家庭出版公司，办公室就设在他们家

里，出版方面的事务由其丈夫Baker先生主持处理。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出版了几十种翻译研究专着，其中不少已成为世界各地大学翻译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为了要推出高水平的作品，推广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推动此领域研究的发展，该公司还出版了《翻译研究摘要》(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和《邂逅》(the Encounters) 系列丛书，前者为翻译研究者提供翻译研究的最新信息，后者的范围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

在组稿的过程中，Mona Baker还特别注重挖掘与扶助年轻有为的学者，让他们有地方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翻译研究词典》（1997）的主要编著者马克·萨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对本文作者谈起Mona 时就特别感激，因为该词典从设计到包装出版整个过程中，Mona Baker都起了指导的作用,可以说，词典的问世与作者的成名都跟Mona Baker息息相关。

圣·杰伦出版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物《译者》(the Translator) 自1995年问世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投稿者，被广泛认为是一份高水平的翻译研究刊物。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大多是翻译界的知名人士，如Ian Mason, Lawrence Venuti, Dirk Delabastita, Marianne Lederer, Maria Tymoczko, Juliane House 等。然而，圣·杰伦出版公司和《译者》杂志的成功诞生与发展，其关键人物还是Mona Baker。她不仅有能力有理想，还有丰富的编辑与交际经验：主编了《翻译研究百科全书》（1998，2001）；她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做翻译研究讲座，讲座的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地的翻译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计划。

现在，Mona Baker 又在设计着另一个大宏图：成立一个世界翻译研究组织，暂名为“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顾名思义，该协会的会员将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仁，因

而有别于国际译联。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2004年8月12-14日在汉城召开，到时将宣布“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正式成立。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元老，现为英国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的教授。他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说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界几乎人人皆知，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翻译教科书》（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成了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的翻译教材或参考书籍。虽然他后来的几本书如《关于翻译》(About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散论》(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等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英国翻译界的地位。

Newmark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长者，他在跟人交谈中会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态度。记得笔者应约前往萨里大学翻译中心与他见面时，他送给笔者几本近两年出版的《语言学者》(the Linguist)杂志，每一本杂志里面都有他的文章，于是笔者赞叹道，“Newmark教授，您仍然不断地出文章，真令人钦佩！” 他马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你用仍然(still)一字，因为‘仍然’的含义是我老了，还在写东西。其实在学术上年龄永远不是个问题。”

也许是由于Newmark教授不服老的性格，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年近九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给萨里大学的翻译研究生上课，每周一学时。此外，他还经常为英国《语言学者》撰稿，该刊物中有他的专栏“今日翻译”(Translation Now)。笔者问，“您退休多年了还不断地给学生上课，是因为您喜欢学生？还是因为您喜欢教书？”他回答道：“我喜欢解释事物。”在他看来，分析和解释是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不管人们如何称呼，我认为，此学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其首要任务

就是要让译者明白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Newmark，2002, 41, 2: 62-64)。

Newmark时时关注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关心着每一本新书的内容，留意着翻译学者的言论，而且不时地加以评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 “今日翻译” 专栏撰文对Lawrence Venuti编辑的《翻译研究读者》(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 一书进行评论，他肯定了该书编辑者所做的贡献，但也认为编者在概述中使用过多术语，并批评该书所选辑的29篇文章中，“有太多关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东西……”[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明显表示反对Susan Bassnett关于重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建议，他说，“ Susan Bassnett 是一位有学识、有创新意识的聪明作者，但是我很难认同她关于翻译与艺术方面的观点，因为她把这二者都看作是一种时尚，像一种民族文化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最近一次讲座中她表示完全赞同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英语，理由是莎翁的很多作品已变得过时难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任何人想将其‘现代化’都有可能歪曲它，也会损害原来的意义和优美的语言。真正要更新的是我们，而不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2002, 41,1:30-32.)

这就是Peter Newmark,永不服老，永不言退，永远保持着饱满的批评精神。

Susan Bassnett

Susan Bassnett是世界译坛的名人，现任英国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 的副校长，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年轻时曾在欧洲几个国家接受过教育，此教育背景使她掌握了多种语言，深入了解多种文化，这为她后来的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学术生涯从意大利开始，后来到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英国华威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研究、女性戏剧、女性作品、拉美文学、游记、英国研究。虽然Susan Bassnett因担任副校长要职而政务缠身，而且经常应邀

到世界各地讲学演说，但是她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研究入门”、“文化转换问题研究”等。

她的成名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80)已再版三次，该书到现在仍然是翻译学界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她在书中描述了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比较分析的范例，探讨了翻译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从中说明翻译理论和比较分析可以影响翻译实践。此外，她在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二者相互作用，使彼此的生命延续不断。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时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身体组织一样，也不能忽视文化的因素。（1980: 14）

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并非次等的或派生的体裁，而是社会机构 (包括教育系统、艺术机构、出版公司、甚至政府部门) 中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这一工具可用来“摆布”某一个社会，从而建设一种该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例如，教堂会付钱给人翻译圣经；政府会支持翻译民族史诗；国王会赞助翻译关于征服英雄的书籍；社会政体会资助翻译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文献。由于她和她的其它同事的这种“摆布”论点，1985年出版的由Theo Hermans 编辑的论文集，起名为《文学摆布》(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书名正是编者给Susan Bassnett等一班学者（摆布派）的雅号。

在过去二十多年，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断地架起接通各个研究途径的桥梁，并提出了连接其它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呼吁。1990年，她有创见地建议，翻译研究应“转向文化研究”[5]。随着她和Andre Lefevere二人合作编辑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的问世，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突破：翻译研究正式转向文化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后期，Bassnett和Lefevere二人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出版，Susan Bassnett在第八章<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翻译学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

学术成就，可提供给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探讨跨文化交流时作参考。目前文化研究的重点问题是权力的关系和文本的生产，而翻译研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不陌生。另外，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到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译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因为在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可以举例说明片言只字 (fragments) 是如何生存，会出现哪些游离分子 (wanderings)，离乡背井的文本如何受到外国人的接受。翻译研究应该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翻译研究已经作出了文化转向，现在该是文化研究朝翻译研究转向了。Bassnett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多方面的资源，扩宽研究领域，开辟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时代，从而迈进一个有不同声音、有多种见解的新领域——跨学科研究。

（后记：笔者未能如期到华威大学访问Susan Bassnett。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华威大学网页、Bassnett的著作、和笔者过去介绍Bassnett新书的文章：翻译与文化建设——介评巴、拉合着的新作《建设文化--文学翻译论文集》，载《中国翻译》1998（6）：35-38。）

I. Mason & B. Hatim

Ian Mason 与Basil Hatim 是学术上的好伙伴。两人第一次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一炮打响，此书被誉为“经典的翻译研究教材，向读者展示了如何把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见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Catalogue）。几年后，他们再次联手推出了《译者即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此书同样引起世界翻译学界的积极反响。现在，这两本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翻译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2002年圣诞节前夕，Mason教授在爱丁堡的家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的家住在爱丁堡市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两层楼大屋子里，宽敞的客厅里已充满圣诞的气氛，约四米高的圣诞树矗立在五米高的客厅的一角，树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彩带和彩球。爱丁堡的冬天

非常寒冷，Mason教授不久前患了肺炎，见笔者时仍然不时地咳嗽，但是一讲起翻译研究他就精神奕奕，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大病初愈的人。

Ian Mason 是Heriot-Watt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院长，口译与笔译领域的主任教授，苏格兰口译与笔译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70年他就开始从事翻译教学工作，因此他自豪地说，他是英国最老资格的翻译教师之一 (据他说，另两位老前辈是Peter Newmark 和Peter Fawcett)。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他一直在Heriot-Watt大学任教本科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语语言学等课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该大学设立了翻译研究课程，于是他的教学重点转向研究生教学，主要是任教翻译研究、口译理论与实践、语篇与翻译研究等课程。目前，他是语言学院翻译博士研究生课程的主要负责人。

Ian Mason说他的父母都是英格兰人，但他自己是在苏格兰出生，所以他把自己视为苏格兰人，然而，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完全没有苏格兰口音。是因为他那悦耳的口语使他走上口译之路？还是因为长期从事口译实践与研究而练就了一副硬本领？他笑着说，是二者兼而有之。翻开Mason 的著作目录，我发现其中大多数跟口译、对话等问题有关。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翻译的各层面的互相作用问题研究 (包括设计译文对话者、对话翻译中的礼貌问题等)。

Basil Hatim 也是Heriot-Watt大学的教授，自1980年加盟该大学的翻译教学队伍时起一直与Mason 共事，1999年他留职停薪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大学任教。1981 Hatim在英国Exeter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语篇语言学”。他在Heriot-Watt大学期间（1980-1999），曾任翻译硕士课程（英语/阿拉伯语）主任，任教翻译理论、语篇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等课程，自1986年以来，任博士生导师。Basil Hatim 目前在阿联酋美国大学英语系教授，是本科与研究生英语/阿拉伯语课程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修辞学、语篇语言学、翻译研究。虽然Hatim现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阿联酋美国大

学工作，但他仍然为Heriot-Watt大学指导着近十个博士研究生，据说，按协议他的研究成果（专着、论文）仍然全部记在Heriot-Watt大学的成果本上。

Hatim 和Mason这两位著名学者现在依然是马不停蹄地为翻译教学与研究而努力工作。Ian Mason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与教学任务，他的著作还是依然不断问世：除了一大批有关口译和笔译的学术论文外，还主编了《译者》特刊“对话翻译研究”（1999，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主编《三方交际：对话翻译研究》（Triadic Exchanges – Studie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2001，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Basil Hatim 发表了大量有关语篇与翻译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跨文化交际》(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1997)、《翻译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2000）两本很有影响的书，现在他正与Jeremy Munday 联手编着一部新的翻译研究用书，将由Routledge出版。

Kirsten Malmkjaer

Mona Baker 曾告诉笔者，Kirsten Malmkjaer 是她的硕士导师，是她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第一位引路人。由此可见Kirsten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是她是一位很低调的人，不大喜欢讲自己，更不会向人炫耀自己是Mona Baker的老师。由于笔者在英国访问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她所领导的伦敦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做访问教授，跟他她有很多的接触，因此对她还是有较多的了解。

Kirsten Malmkjaer她是丹麦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英国求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英语和哲学，1981年以头等优秀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因而她在本科毕业后直接成为伯明翰大学语言与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翻译研究哲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在伯明翰大学任教，1989年转往剑桥大学英语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工作，曾任

教语义学、语用学和翻译研究等课程，并担任该研究中心的英语与应用语言学哲学硕士(Mphil)课程主任。1999年，她受聘于英国伦敦米道士大学，成为该大学翻译学的主任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自到伦敦米道士大学任教以来，Malmkjaer全力以赴，开创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新天地：先是创立翻译本科和研究生翻译学位课程，从2001年开始招生；继而在2002年建立了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目前该学院的本科生中有近三十人来自中国（香港），研究生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她还主持该学院的企业性的翻译活动，并组织学生参与专业翻译者的翻译项目中实习，从中提高翻译能力。她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已成功地带出了一大批翻译硕士和博士。她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入门、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文本与翻译、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翻译质量问题、翻译研究途径、翻译研究方法等。

她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主编了《语言学百科全书》（The Linguistics Encyclopaedia. 1991/2002），《翻译与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与翻译》（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1998）；与人合编了《语言与理解》（Language and ）和《第二语言习得：表现与能力》（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nd ）、《语言学习与语言理解的语境》（Context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1998）等多本着作。她曾任由Mona Baker 主编的《译者》(the Translator)杂志的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2001），现任翻译界闻名的《目标》（Target）的编辑。由于她在翻译研究方面资格老，经验丰富，因此一直是英国很多设有翻译本科/研究生课程的大学的校外考试官和答辩委员会委员。

尽管Malmkjaer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肩负着多重责任，她仍然努力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她的家住在剑桥，从剑桥开车到伦敦米道士大学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但为了三个孩子能继续在好的学校读书，她心甘情愿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开几个小时车，赶几百里路；为了

弥补工作忙而对家人照顾不周，每个周末她总是亲自入厨房，给全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她的同事朋友羡慕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她的家人为她的学术成绩而骄傲。

Christina Schäeffner

我国读者也许较少听到Christina Schäeffner的名字，其实她是英国翻译研究界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现任英国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高级讲师，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翻译研究生课程主任；同时她还担任欧洲翻译研究学会的秘书长。

Schäeffner 1977年在德国里伯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该大学翻译系任教；1982至1992年在里伯兹萨克森艺术及科学学院做研究，研究范围包括政治话语、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1992年到英国艾斯顿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德语/英语）、语篇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侧重政治语篇）、隐喻研究（侧重研究政治语篇中的隐喻翻译问题）。

Christina Schäffner是德国人，又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因此自然地走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路线。我曾旁听过她的课，发现她对功能学派的理论（例如目的论、翻译行动论、类型学等）了如指掌，对Christiane Nord, Katharina Reiss, Hans Vermere，Justa Holz-Mänttäri, Hans Hönig等翻译理论家情有独钟。她十分认同功能派的观点，“翻译就是为目的语境中的某一目的和特定的受话者生产一个适合目的语环境的语篇”（Vermere 1987:29）。

我曾问她：你如何看英国学者（例如Hatim & Mason）的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和德国学者的语篇语言学途径？她的回答是，如果要做比较的话，Hatim & Mason 主要是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德国学者也运用Halliday的一些理论，但是

他们更多的是把德国语篇语言学家Sandig, Werlich, Brinker等人关于语篇类型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中的文本类型、语篇体裁、以功能为基础的语篇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我问，你的研究涉及Halliday的理论吗？她说，我的研究主要是以德国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但也运用以Halliday关于语篇体裁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对我也有影响（例如规范概念）。此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理论也渗透到我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我对政治话语的分析之中。

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于1997年设立本科翻译课程和研究生翻译研究课程。Schäffner是研究生翻译课程主任，她自己现有5个硕士研究生和4个博士研究生，她在整个翻译研究课程中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所任教的研究生课程包括“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和“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她任教的本科生课程有：“翻译入门：概念与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对比与文化比较”，“当代译论”，“高级翻译”，“专门翻译”等。她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常运用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公共牌示、产品说明书等目的非常明确的双语文本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地把功能翻译理论的要旨传授给学生。她与同事合编《培养翻译能力》（2000）一书，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翻译能力包括六个方面：相关的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力、语篇组织能力、专业知识、查阅能力、（语言的）转换能力”。她说，翻译教学，尤其是翻译实践课，应该把这六个方面的能力作为目标。

尽管Schäffner身兼几职，会议多、文件多，但她在2002学年度第一学期每周还要教课9个学时（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我问她：你除了教学，做行政工作，又担任其它学术组织的工作，还要做研究，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她这样答：从理论上说，英国大学里的每位教师都是身兼多职的。我自己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教学占百分之五十，行政和科研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时间的具体分配并不是均衡的，因为周日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上课和处理行政事务，而周末和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研究。

Jeremy Munday

近年来，Jeremy Munday在英国译学界崭露头角，其著作《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2001)一问世就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多所大学的翻译研究生课程都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著名翻译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 在《译者》2002年第一期发表评论文章（2002），高度评价这一新作，认为该书再次证明，翻译研究已逐渐奠定其跨学科的地位。

Munday于198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主修现代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大学毕业后十年，曾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等地任教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做兼职翻译，取得实践经验后于1992年重返校园，次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英国布拉福（Bradford）大学取得翻译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自2000年开始在萨里（Surrey）大学工作，在该大学的翻译研究中心任教翻译研究生课程，同时任西班牙系主任，这一职务使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西班牙人，或认为他至少是在西班牙长大。其实，Munday 是地道的英国人，说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不过，人们的估计也没有完全错，因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人，按中国的传统说法，他应该算是半个西班牙人了。

书架上摆放着多种语言的书籍：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说，前三种语言他能运用自如，但后两种只能阅读。他着有三本西班牙语/英语对照词典（1995，1996，1996），另参与编写多本法语和西班牙语词典。他的译作包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The Picador Book of Lat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8)，其中两篇译文曾在英国电台三台播放。1997年，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翻译委内瑞拉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Munday 是一个跨学科的具多方面才能的研究型学者，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文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翻译系统：机助系统分析Garciá

Márquez 译文》（1997）就是他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语料语言学对文学翻译作进行研究的综合体现。近年来，他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相关的论文，例如“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主位问题研究”（1998），“利用功能语言学研究翻译”（2000），“寻求翻译对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000) “翻译中的系统：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系统模式”（2002），和准备发表的“2002世界杯报道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情态成分比较分析”。

一个典型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爱家的男人。笔者访问Munday时（2001年11月），他的女儿才六个月大，其桌面上摆放着的女儿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一说起女儿他就眉飞色舞，陶醉其中。不过，爱家跟爱做研究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尽管他肩负行政与教学的重任，他的研究成果依然源源不断。他和Basil Hatim 合着的《翻译：高级资源全书》（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已脱稿，此书将由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我们期待着早日拜读此两位著名学者联手合着的新作。

Theo Hermans & Mark Shuttleworth

Theo Hermans是伦敦大学学院荷兰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教授、系主任，并兼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副主任；Mark Shuttleworth是英国帝国学院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主任。前者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有人称他为DTS（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后者的研究重点则是翻译技术、翻译术语研究和语料语言学；前者富有经验、远近知名，后者则年青有为，在译学界崭露头角。

Hermans于1996年提出“翻译的另一声音”（TRANSLATION'S OTHER ）这一概念以解释翻译中的译者的声音（Mona Baker解释为“译者的文体” ）.“Other”这一概念已成了Hermans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他已有十多部著作问世，其中

较为译界熟悉的有：1985年主编的《操纵文学》(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和《二手货》(Second Hand) ，1999年出版的《翻译研究体系》(Translation in Systems)和其主编的《跨文化侵略》(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2002)。《翻译研究体系》一书由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可以说这是Hermans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对过去30余年描写翻译研究（DTS）做了全面的概述与评价，从追溯DTS的起源到发展，从介绍DTS各家各派的学说到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从分析DTS受到的批评到对其走向的预测，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描写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该书反映了作者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深刻理解及广泛了解，也体现其极强的分析能力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由于Theo Hermans任荷兰语系主任一职，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荷兰人。其实他是比利时人，妻子才是荷兰人。他在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此外，他近年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任副主任，积极开展翻译研究活动。

Mark Shuttleworth的名字随着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的问世而渐为人知。此词典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翻译研究工具书，所收集的翻译研究术语较全较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每个术语放到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解释，从其首次出现到后来的发展过程，都一一列明出处。此外，编著者还对不同的流派及其观点进行评论并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文献。相信翻译研究学生和教师都能从中获益。

Shuttleworth是一位实践型的年轻人。《翻译研究词典》出版时，他还是理致大学(Leeds University)的俄语和翻译理论教师，是该大学的机器/机助翻译研究生课程中的骨干分子，此后不久他受聘到帝国学院，为该学院设立了一个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Msc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主要研究翻译技术及科技与医学翻译。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专门领域的翻译人才，其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翻译技术包括几个方面：（1）机器/机助翻

译；（2）翻译记忆系统；（3）术语管理系统；（4）软件使用。笔者曾两次登门访问他并在语言实验室看他演示使用翻译记忆的软件系统。他给笔者的印象是，科学思维，办事认真。

本文所介绍的两位学者风格迥然不同，研究重点也不一样，他们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原因是，去年十月，帝国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可能合并的消息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在两校的网上发布，闹得甚嚣尘上。对于合并，伦敦大学学院上上下下都表示反对，因为怕给财雄势大的帝国学院吃掉。而本文作者分别问Theo Hermans和Mark Shuttleworth对两校合并的看法时，两位不约而同地表示非常希望合并，准确地说是希望借两校合并之机跟译学机构合并，与译学界同仁携手共事，资源共享。

虽然由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职员工的反对，官方构思的两校合并计划暂时搁置了，但是Hermans和Shuttleworth仍然希望跟对方合作，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长处，他们都十分明白，双方的合作将是强强联合，相得益彰。

[1] 此次访问英国几所大学，得到美国岭南基金的资助；文中所涉内容得到所访问的学仁的同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载《中国翻译》2003 （4）：49-54。

作者简介：张美芳，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大学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