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及其翻译

关键词: 蒙古秘史; 阿瑟·韦利; 民族典籍; 翻译研究 引言

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突出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2000)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该典籍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目前,有关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600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仅英语就出现了7种非全译和全译本,这当中就有著名的阿瑟·韦利译本。

对于《蒙古秘史》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界对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民族学界对它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对其英译研究更是少有问津。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译家译作的研究空白,并有感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式微状态,笔者拟聚焦于《蒙古秘史》的早期英译阶段,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瑟·韦利英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由此个案研究兼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以期为典籍英译乃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1.《蒙古秘史》及其早期英译

《蒙古秘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不外传。直到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和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珍颜。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就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由于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古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诂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意的汉译文。为了研究方便,学术界对其做了282节的学术分节。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它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①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其英译本先后涌现,在西方逐渐成为译本最多的语种。早期的《蒙古秘史》英译主要是节译和改写。最早出版的英译本就是由印度的孙维贵(WeiKwei Sun)于1957年节译完成的,起初发表在《中世纪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大学历史系出版成书。它未参照蒙文,是针对汉语总译(除第278节外)的一个英译,附有作者的简单注解。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孙维贵提交给印度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王朝秘史(元朝秘史)》中的第二部分。虽然是《蒙古秘史》的首个英译本,但它影响并不大。著名蒙古学家约翰·R·克鲁格撰文批评:“尽管孙博士的著作可适用于渴望对《蒙古秘史》有总体介绍的英语国家学生,但它却未能利用蒙古学专家的主要著作,这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有用性。”(Krueger, 1961: 445)可见,作为英译发端,译本在翻译形式和价值上还是极其浅显的。

美国的包国义( nensecen,乌云斯钦)在1965年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蒙古秘史》卷九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他的节译反映了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人在《蒙古秘史》译介初期所做出的努力。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改写本是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韦利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颇有研究,他因翻译中国古典典籍和诗歌而饮誉世界,其译诗对埃兹拉·庞德等人有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阿瑟·韦利根据汉语总译翻译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将译文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一书,由George Allen&Unwin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全文除用括号标出必要的解释外无任何脚注,基本上属于摘译。由于韦利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这个译本影响很广,并在《蒙古秘史》的英译史上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译本,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2. 阿瑟·韦利的翻译目的探析

20世纪以来,国际秘史学研究涨潮,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蒙古秘史》的重大价值。到60年代时,欧洲主要国家都有了用自己语言翻译的《蒙古秘史》译本,而在西方英语世界尚无完整的英译本出现,著名的柯立甫英译本又长时期隐而不发,《蒙古秘史》英译的空白迫切呼唤有译者先贤来填补,向西方广大读者介绍这一蒙古民族的伟大典籍。同时,英美等国的《蒙古秘史》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的基础状态自然会影响到翻译诠释的深度,而争鸣和商榷的气氛则使得多角度多侧面的《蒙古秘史》解读兼容并蓄成为可能,这从客观上为韦利文学性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大的语境。而韦利作为知名的文学家、汉学家,面对《蒙古秘史》这个文本,首先敏锐地感触到了它的文学价值。他自认“蒙语我虽然学了近30年,却远算不上蒙古学家”,因此,语言上两相比较,他自然觉得从汉语总译入手,“但经常参考蒙文部分”是一种相对比较便捷和保险的翻译操作方式。(Waley, 1963: 7-8)于是,根据汉语总译译出,作为大众文学读本的韦利英译本《蒙古秘史》便应运而生了。

然而,韦利英译本所呈现出的样态更直接的是受到译者对文本的认识观和翻译目的主使。60年代时,西方学界对《蒙古秘史》是文是史的文本性质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韦利对此持鲜明的纯文学观点。他在译本前言中称:“不同于一些学者,我认为《蒙古秘史》的历史价值几乎为零,我在这里是把它作为传说故事而不是历史来呈现的。”(Waley,1963: 8)的确如此,在译文中,他只选择了原文的故事讲述部分,并由衷赞叹道:“这些是世界上存在的最为生动的原始文学”。(Waley, 1963: 7)应该说,韦利的这种纯文学观是片面的,他没有认识到这部典籍的珍贵历史价值。然而,在当时对《蒙古秘史》史学研究的几乎清一色的绝对倚重中,彰显其文学价值对于纠偏矫枉,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蒙古秘史》是有特殊意义的。

同时,不得不承认,韦利选择《蒙古秘史》来翻译是存在着一定的猎奇心理的。这部《蒙古秘史及其他》是韦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具有杂集性质,其中收录了韦利多年从事远东研究的译文(包括译自汉语、阿努伊语、叙利亚语等的故事)、文章、广播稿以及自己的创作等。在这部文集的一篇广播稿《中国戏子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我关注过去的一些离奇故事,应该对工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其他一些现在流行的具体活动给予更多注意。作为回答,我只能说,在这些故事中我发现了美和(从深刻的意义上说)真的印迹,它们把我吸引了过去。别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它们一样,而工业化的遗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火地岛都是一模一样的”。(Waley, 1963:88)可见,在韦利看来,吸引他的是一种迥异于他所习以为常的西方工业主义传统的特质,因此,《蒙古秘史》也好,其他故事也罢,韦利都是作为新鲜的异族故事来讲给西方读者听的。

当然,这个读者概念不是空泛的,韦利英译本对于目标读者有着清晰的设定。他说:“《蒙古秘史》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被研究的,由一些学者讲给另外一些学者听,因此,它作为文学的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普通读者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我希望我的摘录能够第一次把它介绍给那些对学术性著作一窍不通的人。”(Waley, 1963: 7)这样,韦利就明确地把译本指向了普通读者,希望借助文本独

特的文学性吸引他们的眼球。换言之,他就是要通过翻译给一般的西方读者展示一个新奇好看的异域故事,这就决定了韦利英译本在翻译策略上肯定要在凸显文学性和通俗性这两方面下些功夫。

3. 作为大众文学读本的韦利英译本

为了增强文学效果,韦利首先划定了翻译范围,即摘译故事部分,而非翻译全文,这显然主要是由其对《蒙古秘史》文学而非历史的价值定位所决定的。译本先是舍掉了247—282节关于窝阔台汗的内容,从而使得故事主干围绕中心人物成吉思汗展开,情节更集中,脉络更清晰。在有关成吉思汗的部分中,译者也是挑挑拣拣,有意识地进行筛选。据笔者统计,这部分译本删掉的章节为: 1—3、40—51、120、122、124、139、148、176、180、186、187、191、192、204、206—213、215—239、242、243。从内容上看,它们或为记载祖先传承或倒戈百姓的枯燥列数(如1—3、40—51、120、122),或是有关功成分封与严明法度的委细枝节(如191、192、204、206—213、215—239),还有就是情节类同或不甚重要的章节(如124)。这样,全书共282节,韦利删掉了98节,占到将近35%的比例,也就是说实际翻译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主要内容。整体篇章结构上大刀阔斧地摘译,甚至在部分所译章节中,韦利也根据情节主次取精去繁,以突出重点。以第214节的处理为例,在封赏孛罗兀勒时,成吉思汗一一列数了孛罗兀勒在多年征战中所立下的功劳。韦利在翻译时将其他功劳有意略去,单单译出了孛罗兀勒妻子阿勒塔泥搭救被劫的拖雷王子这一幕,因为这一场景杀机迭起,扣人心弦,将它突出出来极富文学感染力。然而,如此注重内容经济的韦利在翻译第78节诃额仑母亲怒斥射杀同父异母弟的帖木真和合撒儿时,却丝毫不吝笔墨,完整流畅、字斟句酌地转译了母亲那包含12个比喻的长篇训诫,将诃额仑激愤之下一气呵成的斥责之词展现得淋漓尽致,颇得原著神采。由是可见,韦利的删节不是无原则的,在一切有意为之的摘译背后潜藏的是韦利的取舍标准———《蒙古秘史》是故事,文学性、情节性是最重要的。 对于精心剪裁的内容,韦利的翻译流畅生动,尤其是人物对话部分,贴切自然,非常讲究语言艺术。《蒙古秘史》原文是散韵结合的叙事文体,韦利所依据的汉语总译未保留韵文形式,将它变成了长篇的叙事散文,但鲜明的人物对话始终是叙事的一大特色。韦利在英译本中基本保留了直接引语的对话体形式,用贴切的话语去描摹人物的语气、心态与身份。试以第70、71、72节中诃额仑夫人与俺巴孩·合罕的妻子斡儿伯、莎合合的对话为例。帖木真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春节祭祀祖先时,俺巴孩·合罕的两个妻子欺诃额仑母子孤儿寡母,没有分给他们祭祖的胙肉份子。诃额仑赶去质问,反遭到她们更无礼的申斥。

Waley英译: Ho‘elun said,“Is it because you say to yourselves that Yesugei is dead or perhaps that my sons are still young or why is it that you do not give me my share of the sacrificial meat of the Great Ones? Already I see with my own eyes that you do not give me food and drink; and it looks as though when you move camp you will go off without telling me.”Orbei and Sokhata,i the two widows, said,“In a case like yours custom does not demand that you should be invited at al,l and only that if food happens to come your way you should eat i.t Ho‘elun thinks”, they said,“that be-cause our husband Ambakhai Khan is dead she can safely speak to us like this. All things considered it might not be such a bad plan to leave this mother and her children in the camp and not take them with us when we move.”(1963: 226) 翻译诃额仑的话语时,韦利先用一个由两个并列宾语从句组成的一般疑问句和一个why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复合而成一个长的问句,中间无任何间断,充分表现出诃额仑夫人悲愤之下一泻而出的质问语气。紧接着的Already前置,突出“眼见已如此”,与后边“实际更哪般”形成一种递进式的强调,表达被屈待的诃额仑的控斥。斡儿伯、莎合合的回应以In a case like yours开始,表现了两人对诃额仑居高临下的轻蔑口吻。Demand、should都是比较强硬的用词,契合她们的自恃矜贵有礼。Ho‘elun thinks后插入they said,及最后结论中的All things considered放缓了话语的节奏,它们与其后的under-statenment—“itmightnotbe such a bad plan...”一起刻画出斡儿伯与莎合合慢条斯理、

冷嘲热讽要看诃额仑母子的笑话,惩罚遗弃他们的嘴脸。在《蒙古秘史》中类似白描的那些平板对话背后往往蕴涵着极为丰富、丰满的人物内涵,韦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所译的对话不仅译意,更重要的是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语气和隐含意义,为塑造形象服务,文学气息浓厚。

韦利英译本注重文学性的另一表现是对部分专有人名的处理。韦利虽自谦非蒙古学家,但实际上他多年学习蒙语,也发表过一些蒙古学方面的文章,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一定造诣的。在人名翻译上,绝大部分情况韦利是根据蒙语读音音译,但也有部分人名,韦利将其名字的蒙语意义采取局部意译。《蒙古秘史》中的很多人名,讲求文学性的“人如其名”,被赋予了契合人物特征的生动意义。韦利洞悉于此,解析了部分人名的意义并进行意译。

除了后来的保罗·卡恩受韦利影响在改写中有类似举措,这是任何其他英译本都未见采取的方式,足见韦利不同其他的文学性解读动机。这些意义化了的指称增加了人名的形象性和审美性,使人“闻其名如见其人”。比如, Alan the Fair (阿阑·豁阿,“豁阿”有“美好”之意)令人遥想起娉婷卓然的美女; Nakhu the Rich (纳忽·伯颜,“伯颜”意为“官人、贵族、有钱人”)暗示了人物的上层出身;Chilger the Wrestler (赤勒格儿·孛阔,“孛阔”为“力士”之意)表现出蒙古族青年勇士的彪悍勇猛;Temuge the Hearth-ward (帖木格·斡惕赤斤,“斡惕赤斤”意为“最幼子、小儿子”)的名字则是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名字虽小,透过它们,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个别样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反映的正是译者独特的文人匠心。

另一方面,带着鲜明的大众读者指向,韦利英译本对于通俗性格外着意,处处周到地为读者设想。尽管承认“这是一部可以配备无限量注释的著作”(Waley, 1963: 7),但韦利并没有采取任何脚注,只是在必要时用括号给出了部分必不可少的解释。这些解释可分为背景介绍补充(如第256页对契丹的介绍)和内容理解说明(如第242页对扎木合那段导致其与帖木真分离的谜一样的譬喻所展开的解释)两大类,内容上极为浅显,不涉及专业的学术讨论。它们在所注内容后以不显眼的括号形式出现,辅助读者理解正文,却又不分散干扰他们的注意力,非常适合普通读者。同时,译本舍弃了原文282节的学术分节,全文一以贯之不分节,只根据主要内容划分为五大部分,语言上也非常流畅简单,没有任何生僻字眼。D·C·T评论说:“在习惯了阅读到处被方括号包围,满篇批评性注释的直译译文后,面对这样一个可读性极强的叙述性译本真是一种新的体验。”(1964: 686)罗依果先生甚至称“就汉语总译的翻译而言,……韦利的译本毫无疑问是最具可读性的”。(De Rachewitlz, 2004: lxxvi)足见其在流畅喻俗方面达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

4.对韦利英译本的评价与反思

总之,韦利英译本以文学性和通俗性兼顾的方式,在60年代初步完成了其译介《蒙古秘史》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其大众文学读本的翻译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韦利所采取的一系列翻译策略是与之相适应的。译本尤其在文学性和审美性追求方面首开先河,提升了人们对《蒙古秘史》文学价值的认识,对《蒙古秘史》在西方的传播和以后的英译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翻译特点然而,从严格的文本翻译角度来说,韦利英译本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蒙古秘史》翻译。

首先,就原本而言,韦利根据自己的学术优势选择从明代汉语总译译出《蒙古秘史》,而不是参考总译、主要以更靠近本原的汉字音写原文为据,这就注定了其译本转译之再转译的性质。明代汉语总译虽然具有一定的翻译价值,但是它的过于简略概括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很可靠的原作依托,以之为基础的韦利英译本因而必然成为与坚实的原作大地有一定距离的“高架屋”。由是,汉语总译所删削简写之处,韦利无不从之。《蒙古秘史》原文中丰富的韵文形式消失了,蒙古民族所善用的多处形象比喻和以示强调的重复之处被当作无意义予以简化或删除,更别提韵文中众多的重章叠唱、反复吟咏部分了。无怪乎罗依果感叹:“遗憾的是,韦利没有把任何一个[诗体]段落译为英语诗歌。”(De Rachewitlz, 2004: c)这对于以文学性标称的韦利英译本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不足和憾事。

其次,韦利在《蒙古秘史》认识上片面的文学观使其完全盲视这部文史典籍的历史价值,随意删削砍减。然而,这些在韦利眼中毫无文学价值或文学性、故事性不够精彩的段落,却往往是蕴涵着丰富史学意义的史料,随便剔除它们不仅造成史实残缺,而且会引起情节的不连贯,亦有损文学性。比如,韦利在译毕成吉思汗十三世祖孛端察儿兄弟5个劫掠了统格黎小河旁的百姓后,删掉了孛端察儿之后的世系更迭,突然开始讲述帖木真之父也速该的故事,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或交代,使人觉得非常突兀。可见在《蒙古秘史》这部叙事性的长篇史传作品中,文与史是紧密相联的,一损俱损。

韦利的翻译,虽然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并努力落实对文本的文学性诠释,但是,从严格的《蒙古秘史》翻译角度来说,由于译者的价值取向和所处时代等各方面所限,造成译本在实际效果上文学性再现的不足和史学性严谨的缺失,最终使得《蒙古秘史》由原来的历史文学跌落为文学故事,这当中的落差恐怕还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韦利英译本的许多不足之处属于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以今责古,过于求全责备。客观地说,韦利英译本特色鲜明,为其后柯立甫、罗依果等《蒙古秘史》英文全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准备。

《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在本质上隶属于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韦利英译本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由此个案研究出发,我们不由想对其所归属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研究现状和学科定位略做反思和探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是一个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两大学科、身兼二任的交叉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边缘学术地带。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研究与文献研究两大块,忽视了翻译研究作为其另外一个下属分支的应有价值。事实上,翻译内蕴于很多民族文献的流传和研究之中,其本身即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活动,从这个角度切入所进行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是民族学研究框架当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就建构当中的翻译学而言,作为其三大分支(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之一的“翻译批评”的主体构成部分,典籍翻译研究中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不能粗暴地简化为汉籍外译研究。对此,王宏印教授早在2004年即撰文指出:“民族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主流和汉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和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文学是残缺不全的”。(2004: 38)民族典籍翻译因此是翻译学中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是不完整的。

这样,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就具有了双重属性,成为横涉民族学与翻译学两大学科的跨学科或边缘学科领域。一方面,它源自民族学的翻译研究方向,承袭了纯正的少数民族血统;另一方面,它统归于翻译学中的典籍翻译研究分支,具备典籍翻译研究的一般特质。民族学和翻译学两大学科的巨大学科能量融汇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当中,使其成为潜力迸发喷涌的学术研究宝藏,基于其可挖掘的次级研究分支和未被重视起来的旁涉研究分支将令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怀,长期被边缘化,在很多专题上甚至呈现出空白现状,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典籍翻译研究之憾。 5.结语

本文选择对《蒙古秘史》阿瑟·韦利英译本个案展开初步研究,正是有鉴于代表性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在目前学术领域中的空白现状和课题自身所包含的深远意义的考虑。由于民族典籍翻译的跨学科性质使然,更由于《蒙古秘史》本身的包罗万象所致,它的英译研究与生俱来要求在方法上跨涉民族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因而需要各领域的学界同人以跨学科的姿态共同瞩目参与其中。但愿本文不揣浅陋,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引起更多学人对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尤其是英译研究的重视。 注释:

①有关《蒙古秘史》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王宏印教授与笔者发表于《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的论文《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原、转译及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宏印.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 J].中国翻译, 2004, (2): 36-39. [2]杨义.《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N].中华读书报,2000-12-13.

[3] D. C. T. ARTHURWALE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 [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4, 27 (3): 686. [4] De Rachewitlz, Igor.The Secret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M]. Boston: Bril,l 2004.

[5] Krueger, John 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Dynasty (Yüan-ch’ao pi-shih). ByWEIKWEI SU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1, 81 (4): 445.

[6] Waley, Arthu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M].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