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80年代以来散文和报告文学

第十三章80年代以来散文和报告文学 第一节概述

广义的散文以艺术散文为主体，同时包括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异质文体。散文异质文体的分立是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现象。艺术散文创作出现持续繁荣期，文体观念的突破和艺术风格多样化均达到现代散文史上较高的水平。报告文学作为广义散文的一个分支，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崛起为一个成就卓异的文体，同中短篇小说并驾齐驱，处于新时期文学的领先地位，充分显示了这一散文分支的文体优势。此外，杂文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呈现复兴的势头。进入90年代以来，随笔在文化转型期发挥了轻盈、敏感、灵活及贴近日常生活的特点，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体。

一新时期艺术散文的开拓

新时期艺术散文的开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真实”和“真诚”出发，在稳步发展中取得多种主题的多向开拓。新时期散文不仅彻底否定“文革”期间的“瞒”和“骗”，而且摈弃了曾存在于“十七年”散文中的过分的夸饰。“真实”和“真诚”成为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特征，并成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的出发点。散文不像其他文体可能造成轰动效应，它在新时期呈现为稳步发展的态势。但是这种发展是全方位的开拓，既有散文内涵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开拓，又有散文艺术的开放式的多向开拓。

2、“文体意识”觉醒，构建多维多元的艺术格局。新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同步发展。创作和理论共同探索的中心命题是散文的本体特征，从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散文观念(如“形散神不散”)的清理入手，认识艺术散文的本质特征是“真”，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思想的文体。兴之所至，自由自在的抒写是它的艺术形态。

作为美文，它应当是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的既有巴金“说真话”的《随想录》，冰心的心灵解放的“冥想散文”，孙犁推重的“本色”

的美文，也有汪曾祺、贾平凹的乡土风情散文，还有余秋雨的“学者散文”，其艺术思维的不同特质，艺术表现的不同风格，千姿百态蔚为大观。散文艺术不仅在古代散文和外国散文的继承借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在与其他文体的交流中，广泛吸纳了新的艺术因素和新的艺术方法。新时期散文的开拓性发展，证实了一条规律：文体意识越是显豁，散文创作的路子便越发开阔。

3、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形成具有梯队特点的创作群体。散文创作队伍之所以不断壮大，一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文艺需求，二是由于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的剧增，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园地，吸引和培育了散文创作队伍。冰心、巴金、杨绛、孙犁、汪曾祺、萧乾、秦牧、刘白羽、吴伯箫等老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焕发了青春；袁鹰、林非、张洁、王蒙、宗璞、余秋雨、刘心武、徐开垒、艾煊、吴泰昌等中年作家在散文创作中不断进行新开拓；一批青年作家如贾平凹、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王英琦、薛尔康、舒婷、赵丽宏、忆明珠、叶梦、唐敏、曹明华、刘烨园、斯妤等已成为散文创作的生力军。

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成就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成就突出的一种文体，它在新时期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三方面：

1、题材和主题不断开拓和深化。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崛起的主要标志是一批作品突破题材禁区，一开始主要是在知识分子题材中实现了突破，其后这种突破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在题材突破的潮头之后，报告文学向更广更深的题材领域开掘。题材的广度、思想的深度以及矛盾揭示的尖锐程度，在以往的报告文学中都是少见的。

2、文体的探索创新和文体理论的研讨不断取得新成果，形成多样化的艺术格局。十年浩劫期间，报告文学遭受扼杀，林彪、“四人帮”荒谬地提出不准为活人树碑立传，从而影响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更有甚者，则直接把报告文学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以颠倒是非、任意编造的货色假充报告文学。关于“风庆轮”报告文学的炮制就是一例。虽然这一时期有个别较好的报告文学(如《小车不倒只管推——记共产党员杨水才》、《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问世，但从整体

而言，报告文学遭到了窒息。只有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报

告文学才有可能实现文体的解放。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的前提是把报告文学作为独立的、又是独特的文学品种来对待，既充分评价其“蔚为大观”的独立成就，又确认其文体的独立价值，联系中外报告文学的发展，深入研究其文体特征。报告文学研究在形成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创作实践的探索。从纵的角度看，报告文学作家注意继承报告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尤其是“五四”报告文学和建国以来报告文学的成功经验，包括作家本人以往创作积累的经验。从横的方面看，注重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方法，从小说、散文、诗歌、政论、电影等文体中汲取艺术营养。新时期报告文学艺术不断出新，个性越来越突出。尤其是80年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的文体探索冲破了报告文学“一人一事”的传统范式。新时期报告文学从思想到艺术，从风格到文体，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3、创作队伍空前壮大。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壮大了报告文学的专业作家队伍，而且还吸引了大批诗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等各方面的创作人才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中来。由于创作主体的文化背景、心理构成、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迥异，因而其艺术风格和文体探索异常丰富多彩。

三、杂文的成就

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进行彻底清算，为杂文的文体解放廓清了道路。杂文是从内涵到形式都很开放的文体，思想的种种禁忌和文体的固定模式最能束缚和压抑杂文的思想冲击力和文体的创造性。可以说，新时期为杂文创作提供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杂文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正常发展，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也为推动改革开放发挥着文体的优势。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开设杂文专栏，专门刊载杂文及其评论的报刊也创办起来，为杂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于是，在杂文阵地上集结了优秀的作者队伍：一部分是专业作家，夏衍、徐懋庸、廖沫沙、邵燕祥、蓝翎等；另一部分是林放、余心言、李欣等新闻工作者和领导干部。

四、90年代随笔的兴起原因及特征

随笔是杂记见闻、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短小、开放、率真是它的文体特征。随笔介于艺术散文和杂文之间，又兼有两者之长，感悟和理性对接，成为感时议事，闲话家常事、平常心，探索事理，体悟人生的文化载体。它适于表现变革时代心绪的波澜、思想的锋芒和人文精神的光耀。9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体来满足精神需求，于是，随笔在中国90年代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具体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历史的反思和观念的嬗变为随笔创作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笔这种鲜明地反映个性意识的形式只有在这样宽松和开放的氛围中方能发挥体裁优势。可以说，90年代随笔的兴起正是十年来思想解放、观念嬗变所获得的精神成果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骤变化中，繁复的信息使人应接不暇，多元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人们面临判断和选择的困惑。与此同时，与经济转型相伴而来的文化转型，很容易造成心理和精神的失衡。正是因为随笔及时反映精神现实，富有文化底蕴，又以自由灵活的形式贴近生活、贴近心灵，所以当人们面临调整判断、多向选择的精神需要时，便很自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随笔。还有，9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的一个特征是晚报、扩大版、周末版、随笔专栏的大量出现，也刺激了随笔创作。“随笔热”遂成为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

这一时期的随笔创作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面向多层文化的大众性。长期以来，随笔被作为文人和学者写作和阅读的文体。在90年代初，随笔终于走出书斋，通过一大批报刊的传播走进千家万户，走向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群体，其影响越来越广泛。二是面向客观世界的开放性。90年代初的随笔改变了长时间以来随笔创作数量不多、内容单一、枯燥说教的贫弱状况，拓展了随笔的创作空间，创造性地发挥了文体功能。正是由于随笔创作的实绩和文体研究的深入，才使随笔在散文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地位。

第二节“理性反思散文”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散文作家由“文革”灾难刚结束的

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激情

转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进行命运的深入反思和灵魂的自我审视。已不再仅仅是受伤心灵的自我抚慰，而是披肝沥胆的真诚剖析(包括自我剖析)和探问究竟的理性思考。巴金、孙犁等历经波折的老作家成为“理性反思散文”的创作主体。

一、巴金的《随想录》

1978年底至1986年9月，完成40万字的“随想录”的写作，以发表时间顺序编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等五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齐，总称为《随想录》，获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

《随想录》是一部包括150篇文章的煌煌巨作，作者自称为“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是“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是“心里的话”，“自己相信的话”，“自己思考过的话。内容包括对文革的反思，对友人的怀念，对时弊的抨击，关于文艺、教育的见解，还有访问巴黎和日本的见闻、印象等。

1、文体分类：

一类重议论，如《“文革”博物馆》、《说真话》、《长官意志》、《一颗核桃的喜剧》等，这类文章根据作者的经历，痛陈“文革”给中华民族，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而探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途径。作者强调“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并强烈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一类重抒情，如《怀念萧珊》、《再忆萧珊》、《怀念胡风》、《怀念老舍同志》等，虽然篇数并不多，但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2、名篇——《怀念萧珊》是一篇怀念亡妻的至情悼文。 萧珊身患绝症，在“文革”中仍难逃厄运，身心备受摧残，终致含悲辞世。本文在萧珊逝世六周年动笔，断续半年之久才写成。全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写萧珊在“文革”中因受作者牵连而招致身体摧残和精神屈辱。第二部分写萧珊在病危中仍在牵挂、关心着他人。第三部分怀着难以抑止的悲痛诉说萧珊病情不断恶化终至辞世的悲剧。

第四部分总写对“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萧珊的深挚怀念，并且坚定地表示：“我决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文自始至终写对亡妻的怀念，由成长道路、人生磨难、感人的品格和惊人的毅力等诸多方面着笔，抒写萧珊其人其事；其深层结构中涌动着作者爱与恨、血与火的强烈感情，正气凛然，深情怀念萧珊的正直、温婉、克己，同时对“文革”这场浩劫进行了无情控诉。这一篇血和泪凝成的怀念，是对亡妻的祭悼，也是对浩劫吞噬的所有美好生命的祭悼。

3、思想艺术价值《随想录》是巴金作为自己“一生收入总帐”和反思浩劫的“‘文革’博物馆”写出的高品位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十年中最有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著作”。

首先，《随想录》思想艺术的本质特色是本真和至诚，“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谈《序跋集》时说过的一番话同样适用于《随想录》：“《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帐，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这不仅是作者的艺术宣言，而且也是贯穿《随想录》的美学原则。

其次，《随想录》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命运“随想”和历史反思，昭示着彻悟人生之后的公民意识、自我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觉醒。巴金在揭露“文革”时说过：“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随想录》通篇闪耀着作者的人格精神，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本真诚的“忏悔录”，也是一部民族的“反思录”。

其三，巴金曾谈到写作的“秘诀”：“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大巧若拙的思想内蕴到“无技巧”的艺术境界，不留雕琢痕迹，不落现

成套路，作者对于散文文体的运用，已达到了挥洒自如的“化境”。

二、孙犁散文

他在新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上，先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耕堂杂录》、《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散文集。《孙犁散文选》于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孙犁散文中的“旧闻”、“琐谈”、“漫忆”、“短简”等忆旧实录体篇章，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忆旧”与“实录”

这些忆旧的文字或故乡往事，或亲友至情，或战争回忆，或“文革”反思，都有实录的特点。“我写回忆，是写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有时信笔直书，真情流放，我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朋友师生。”在忆旧中的孙犁特别强调要写出真实的感情。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他不仅把“真实感情”视为散文艺术的生命，而且对束缚“真实感情”的桎梏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主张“信笔直书”。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困难的。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孙犁把散文的真诚视为一种境界：“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沙尘的干扰。”孙犁散文艺术创造的显著特点就是写真求美，写“真情”，写“真象”，并把美作为散文的灵魂。虽然写的大都是平凡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和心灵微澜，但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卓越的文化修养，所以经由他细致地体悟和宁静地审视，散文便具有生活的质感和历史的厚度。在“自然”和“本色”的写真的文笔之中蕴含着真的情愫，同时也蕴蓄着哲人的睿智和艺术家的幽默。

2、深厚的文化底蕴

孙犁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是长期革命生涯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所形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崇。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

在孙犁身上儒释道和民间文化的传统兼而有之，而且化为他所有的颇具个性的艺术精神，使得他的散文平实而奇崛，执著而明达，厚重而富有逸趣。

3、文体的自觉

孙犁是一位在文体上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他曾非常明确地谈到文体选择与年龄阶段的关系：“人的一生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可见，步入晚年的孙犁在新时期转向散文创作，并非偶然。人生的磨砺，使澎湃的诗情渐渐转为冷静的沉思；晚年的岑寂，使繁复的世象和纷杂的感受渐渐凝聚为人生哲理和文化反思。正如孙犁所言：“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

4、语言风格

孙犁散文的语言更趋洗练、明净，写人用简洁的白描，说理明快，情真意切，现代语言中糅进文言成分，文白相间，古朴而典雅。

《亡人逸事》是怀念亡妻的悼亡之作。它不像巴金的《怀念萧珊》那样集中抒写十年浩劫所留下的哀思遗恨，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捡拾夫妻生活中恩爱的片断。第一节追忆成亲的“天作之合”。第二节追记相媳妇和接媳妇的趣事。第三节追忆战争的年月里妻子学习耕织、抚养孩子的艰辛。第四节抒写对亡妻的怀念之情。事件是在记忆中信手拈来的普通生活场景，但由于糅合了漫长经历中的人生体验和朴素而至诚的真情，因而产生了一种来自生活、发自心灵的美的魅力。

第三节乡土风情散文

乡土风情积淀着历史文化和民族心态的丰富内涵。文学审美活动对乡土风情的热切关注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现象，散文创作更是别具风韵。贾平凹和汪曾祺堪称此类散文作家的代表。

1、贾平凹的散文

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商州散记》、《红狐》等。《爱的踪迹》1989年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其中，有着意于意境创

造的“空灵”散文，如《月迹》、《丑石》等；有剖示自我心灵的“自传体”散文，如《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一位作家》、《自在篇》等；有“世俗风情”散文，如《秦腔》、《黄土高原》、《走三边》、《闲人》、《弈人》、《人病》、《屠夫刘川海》、《笑口常开》等。其中，“世俗风情”篇章更能体现这位作家的散文创作追求和审美特点。世俗风情散文包括两类文章：一类是风土散文，另一类是世俗散文。

风土散文写地方乡土风情，将历史、文化内容寓于其中，着意对乡风民习进行文化审视。

风土散文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乡土风情渗透着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是写乡土风情着重表现的还是文化主体——在乡土风情中凸现的是乡亲之情，而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爱乡挚情则贯穿始终，牵动全篇。浓烈的主观抒情，不仅呈现着主体的真性情和美好情趣，而且富有智慧和幽默感。

《秦腔》

写的是八百里秦川的乡土风情，从大处落墨，一开始便展开文化视角，把“绝对冲不出往东南而去的潼关”的很封闭的秦腔，跟乡土观念、历史沿革、风土环境、农民文化紧紧联系起来。“秦腔”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戏曲品种，无论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坐标上来审视，都是同黄土高原农民血脉相连的一种文化现象。第二部分“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的见闻，具象地写秦腔：古寺庙里的“排演”牵动家家户户；“演出”热烈而满足；“谢幕”余音绕梁，演出过程中又有多少插曲和轶事!这一部分写演出的过程，惟妙惟肖，生动传神。作者在对演出的叙述中着意状写的是秦腔所联系着的乡土风情，并蕴藉着秦腔文化的神韵。最后一部分总写秦腔的崇高格调，升华为美的文化象征。

世俗散文写对世俗生活的体察，用闲适、幽默的文字，着意于人性的反思，既是针砭时弊，对人性进行深层的文化批判，又是自我审视和自我省察。《弈人》借写弈人探察世相，由棋局以及弈人和观弈

者来诠释国人的文化心理。这类文章，闲适中浸润着人生况味，幽默中孕蓄着对人性的深刻认识。

贾平凹散文的特点：

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中，既贯穿着自我意识和创作心理的发展，又贯穿着对民族心态和人文历史的审美思索。他把商州文化作为创作的基石，由此将相互渗透的地域文化、世俗民情和民间艺术融入艺术视野，在对民间文化的诗情感悟中表达富有个性的文化关怀意识。

他在散文中所表现的突出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继承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散文的“中西融合”的美学传统的，并在继承中不断实现着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开拓。这样的继承和开拓是出于作者的艺术自觉。“中西融合”成为贾平凹在散文创作探索中的艺术原则：“散文要破除框式，搞东西杂交。弄通弄懂什么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什么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融汇化合，走出一条既民族又具有现代意识的路子。”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追求“大的境界”：“艺术的最高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我追求一个莽苍的旷达的东西，追求一种硬的和谐，追求自己的成熟。”在艺术表现上，运用多副笔墨，注重多方面的艺术借鉴。他的散文融进了小说笔法，诗的意象，杂文的理趣，兼有西方随笔和中国古代笔记的文体特征。

2、汪曾祺的散文

浓郁的乡土风情抒写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他的散文创作的鲜明特色。在恬淡、隐逸的文字里，浸润着对于风俗民情的钟爱和淳朴而深切的民间情怀。

在汪曾祺所特有的文化视野中，风俗民情是主要的视阈。它总是牵动着汪曾祺的美感情思，酝酿着性灵派文学的神韵，并成为他艺术生命的有机构成。在他的心目中，风俗民情是民族生命的抒情诗，包括一切风物都是有知觉、有生命、有情感、有性灵的；在他敏感而深情的怀抱里，一切民间风物和民情习俗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正如他的散文集《蒲桥集》出版时在介绍的文字中所概括的：“记人事，

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

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类散文有的是关于民间传说或民俗活动印象的，不仅情趣优雅，而且往往蕴含着对民族生命的深切感受。这是因为汪曾祺认为民间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

《随笔两篇·水母》中的水母娘娘是中国民间的人格神。这位神仙形象的生成来自于北方农村一个美丽感人的传说：一位农村媳妇从远处挑水给人解渴的辛劳感动了神仙。神仙赠了一根马鞭放在水缸里，缸里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水。这一天小媳妇回娘家，忽然听说婆家村里淹了大水，猛地意识到发水原因是婆婆把神仙留下的鞭子拿出缸外了。接下来的动人情景引发了作者由衷的赞叹：“这位小媳妇是值得被尊奉为神的。听到婆家发了大水，急忙就往回奔，何其勇也。抓起锅盖扣在缸口，自己腾地坐了上去，何其勇也。水退之后，继续梳头挽纂，又何其从容不迫也。”(《随笔两篇·水母》)而水母宫内水母娘娘的神像造型正是定格在水退之后这梳头的美丽瞬间。水母娘娘全然是农村媳妇的装束，“神座”则是盖了锅盖的水缸。作者所为之感动的是水母身上凝聚着的民族的生命活力，发自笔端的是充满性灵魅力的民间情怀。

汪曾祺对故乡的风俗更是一往情深，高邮的河湖港汊、四村八节让他陶醉，家乡风光和民间情韵令他神往。他说：“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欲望。”他的这种故乡情结更多地存在于家常事务之中；在散文中，又是取平淡的笔墨道出这浓浓的乡情。我们发现，他对高邮的饮食文化是情有独钟的，形诸文字则别具神采：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

那里出咸鸭蛋!”上海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诗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故乡的食物》

仅在《故乡的食物》中就写到17种吃食，另在《故乡的野菜》中专写故乡的另一类饮食文化。作者还有许多写异乡风俗的散文，也特别倾心于饮食文化。《昆明的雨》除雨中的花木之外，津津乐道的是昆明的各种菌子和雨中的水果杨梅。

在汪曾祺对乡土风情的抒写中，能够体察出一种鲜明的民间文化心态。这是一位钟情乡土、热爱民族的作家与民间文化的价值同构。作者在《泰山片石》中写道：“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这种文化心态使作者在种种不幸和厄运面前表现着通脱而乐观。在大的方面，被打成右派仍能“随遇而安”；小灾小难如“旧病杂忆”系列散文中的牙疼，更是通脱得出奇：“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我不会疼得‘五脏烦躁’，该咋着还咋着，照样活动。腮帮子肿的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含情的微笑”是常见的一种情感方式。

“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可以看作是汪曾祺的艺术追求。他善于用恬淡和隐逸把社会人生的感受与民间文化的情怀联系起来，清雅疏淡而情韵绵长：“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

第四节“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 一、“学者散文”

1、概念：学者散文指“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的表现见长的散文作

品”，现代意义的学者散文在现代文学时期已经出现，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但是学者散文成为一种被作者、读者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却是新时期以来所独有的。

2、学者散文在90年代动因的。

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历史转型时期，浅显平庸的通俗文学、时尚文化日益盛行，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纯粹学术文化的价值受到怀疑和压制。面对这种文化环境和生存景观，学者的文化对应方式以及文化心态必然会有所调整，选择散文，是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在无奈、被动的态势中主动而积极的出击。学者们通过散文这种能够将学术融入社会文化，将理性精神灌注民众生活，并且易于为民众所接纳的文体样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市场里，保持了学术的严肃性和高尚性，无形之中也拓展了学术文化的空间。学者散文创作热潮的出现，也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在世俗化、大众化日益蔓延的时代里，一批学者通过散文来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切与呐喊，散文写作，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关注现实人生的方式之一。另外，报界和出版机构的积极回应，为学者散文提供了园地和出版条件，这也是90年代学者散文创作形成蔚为大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3、分类及队伍

从题材上看，大致可分为言情、述学、记人和叙事等四类。除了述学以外，其他三类与通常的作家散文相近，它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学者散文表达的是学者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的思辨，纳入学者文化视野的山水、人物、典故，往往包蕴着巨大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学者们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底蕴和历史真谛，探察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人格的形成。作品融理性、知性和悟性为一体，透射出极大的历史沧桑感和宏阔的宇宙感。从文体风格上看，学者散文大多含蓄

节制，不注重场景铺排和情感抒发，常常在简约的叙述和精练的评说之间，让读者从字里行间去捕捉、体味作者的生命情趣和智慧理趣。学者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力度和凝重的批判色彩，区别于柔媚卑俗的文化闲谈和都市闲情的商业化散文。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创作队伍极其庞大，既有在建国之前已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老学者，如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金性尧、王佐良等，也有在“文革”以后出现在学界的中年学者和90年代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余秋雨、许纪霖、周国平等。由于学识与学养、资历与经验诸方面的不同，老一代学者的散文和中青年学者的散文在旨趣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化的亲历者，老一代学者的散文大多涉及历史的掌故与经验，往往以平静、从容的心态叙古谈往，在漫不经心中解析着人生，其作品挥洒自如，娓娓而谈，将幽默与智慧融为一体，呈现着典型的智者风范。在十年动乱和拨乱反正中成长起来的中年学者，他们的散文则多以百年学术文化为创作题材，在百年文化中寻求与确认自己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文风驳杂、凝重、苦涩，具有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色彩。

4、代表作家：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学、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主要论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顺生论》，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张中行小品》、《说梦楼谈屑》、《横议集》、《说书集》等。作为学者的张中行，主要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的人生兴趣极其广泛，经史子集、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有所涉猎，是一个杂家。在诸多研究中，张中行对西方的罗素、培根和中国的孔孟、老庄、佛学的研究成就尤其令人仰视。对哲学的喜爱，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其散文既有西方哲学中对人性本体的追问，又有中国哲学对现实理性的顿悟，哲理意味浓厚，洋洋洒洒，顺畅通达。同时，由于一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亲历与目睹了世事沧桑变幻，张中行对人间悲凉体味极深，所以他能够以超然、冷静、平和的人生智慧对待人间

困苦，既不绝望，也不抗争，既不盲目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种人生态度使他的散文具有宁静、古朴、超脱、深沉的品格。

张中行的散文文笔洒脱、幽默，外层形态平淡、朴实，即使是谈及学术性的问题，也是以闲谈、聊天的方式，用晓畅自然的大白话来表达，没有学者散文常见的书卷气，但是内层

形态深厚凝重，具有清幽深邃的境界。

金克木(1912～2001)，安徽寿县人。1933年开始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1935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44年赴印度，学习印地语、梵语及印度哲学和文学。1948年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他是梵文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对印度宗教、哲学、文学和语言有深入的研究，论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译著有《古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古诗集》。他曾是“现代派”重要诗人之一，诗集有《蝙蝠集》、《雨雪集》。80年代以来，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主要有《天竺旧事》、《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难忘的影子》、《金克木小品》等集子。

金克木散文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学术文化有关，有的是读书札记，有的是文化漫谈，有的是文献考证，大多可归入学术小品或思想随笔一类。金克木的学术小品，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大多是针对一个论题，追根溯源，探隐索微，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广征博引，信笔展开，在“漫谈”与“闲话”中引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反思和沉思》一文，金克木在列举和分析了俄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作品之后，探讨了当前中国文坛的反思意识，指出中国文坛尽管已有反思意识出现，但是仍然缺乏对历史文化和人生现实的深思之作。《父子对话：八股文学》一文，对近百年来中国学界把传统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的现象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偏激的做法不利于探究中国文化的真正秘密，指出了“读懂了八股，才能分别，才能不作八股”，否则“你讨厌八股，可是你的想法全是照八股程式，自己不知道。”金克木思维活跃，联想丰富，但是他所引证的材料和所作出的结论都十分慎重严密，进退有据，大多数篇章只是问题的追索，而不是独断的结论，所以其文风既挥洒自如、机智幽默，

又缜密严谨，具有学术风范。

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1966年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论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霜冷长河》等。

余秋雨的散文是对传统文明的思索与缅怀，对现代文明的拯救与“呼喊”。《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中的作品大都是文化游记。余秋雨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因此他特别钟情于庐山、西湖、天柱山、柳侯祠、都江堰、莫高窟、江南小镇等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胜古迹，总是“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深入开掘山水风物之中尘封已久的文化内蕴。余秋雨的散文往往对名胜古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源流进行分析和考证，描述活跃其中的人和事，将“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同时穿插一些独到的议论，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邃的理性之美。同时，余秋雨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来承续中国文人的血脉，将自我心灵熔铸于山水之中，把自我生命交汇于古代文人身上，“个人与山水周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到过此地的先辈们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因而他的文化游记写得激越而又凝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余秋雨对历史文化的“重温与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华文明衰落与断裂的感叹，如《道士塔》、《阳关雪》、《笔墨祭》、《一个王朝的背影》等。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使命的思考，如《柳侯祠》、《风雨天一阁》、《十万进士》、《流放的土地》等。余秋雨散文的大部分篇章都是揭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探讨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对“贬官文化”、“隐士文化”、“流人文化”、“废墟文化”等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与定位。在《庭院深深》里，余秋雨一方面惊叹一批批的古代教育家能够历尽艰险、战胜苦难，将人类的精神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一方面又发现

了这些先人安贫乐道的修养中隐含着对整体文明的消解作用，“封闭式的道德完善成了总体的不道德”。《苏东坡突围》记录狂放不羁、灵气勃发的艺术天才苏东坡的人生悲剧，描写苏东坡陷入“文化群小”包围之中的沉郁悲凉之情和突围抗争之中的悲壮之举，抨击了世俗机智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健全人格的“围困”：“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时代。”通过对一个个文化“个案”的分析、一批批知识分子命运的解读，余秋雨为当代知识分子还原出一个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为现代文人确立了精神标高。

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有着诗人的才情，他的散文大气磅礴，想象丰富，激情澎湃，文采华丽典雅。余秋雨常常把精神对象空间化，用感性的风景来象征历史和文化，用细腻、生动的笔墨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具体的历史图景，但有时“想像力侵越散文文体界限”，“带来材料运用和知性判断上的疏误”。在篇章结构上，余秋雨的散文大致上是“在标题中出示指涉历史的符码，在行文中隐伏作者的游踪，通过由古映今的视角互换连缀文路，在结尾部分以简洁的点染造成当代人物形象(常是作者自己)浮现于前而历史背景衬于后的情境，如同影视摄录中以长镜头拉开收缩全景，这一方面体现着余秋雨对散文写作传统形式的继承，另一方面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模式化迹象。”90年代末，余秋雨的思考方向和写作方式发生了转移。有感于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嬗变，余秋雨开始探讨人生问题，如《关于友情》、《关于谣言》、《关于妒嫉》、《关于名誉》等。

二、文化随笔 1、历史与创作队伍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随笔创作出现过两个兴盛期：一个是“五四”时期，“五四”时期的随笔又称小品散文，另一个是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五四”和新时期正是具有随笔所要求的文化氛围、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的两个时代。80年代初巴金《随想录》的问世标志着随笔在当代文坛的复归与崛起，但随笔热的出现是在90年代。90年代随笔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学者创作的散文大部分属于文化随笔。作家随

笔，特别是小说家和诗人的随笔更注重对生活的心灵感悟，注重对人生和社会情感的捕捉，注重对生命的文化提升，艺术风格更加无拘无束，文字表达更为着意。90年代以来，小说家王蒙、刘心武、蒋子龙、从维熙、张承志、史铁生、苏童、叶兆言、王安忆、铁凝、张抗抗，诗人舒婷、王小妮、翟永明等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出版了多种散文集，如刘心武《仰望苍天》、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张抗抗的《命运对你说：不》、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史铁生的《好运设计》、翟永明的《纸上建筑》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代表性作家

刘心武的随笔通过心灵和情感与客观世界沟通，采取的是闲话家常的方式，运用的是当代北京人的普通话语。一事一题，普普通通的事情，往往选取新颖视角，生发新意，经过艺术化的审视和陌生化的提升，这种闲话家常成为感情共鸣和心灵沟通的亲切方式。他的随笔大都是为报刊写的专栏文章，数量颇为可观。《人生一瞬》包括30则短文，短的只有29个字，长的260多字；内容丰富多彩，或一个镜头，或一个场景，或一个念头，或一种心情，或一句独白，或一种情境，抓拍的是人生的心灵瞬间，撷取的是意味深长的心绪。“在母校门前，他认出昔日同座的女生脊背微驼牵着孙女缓缓前行，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是写对岁月无情的叹惋。“风把小学校里孩子们课间嬉戏的喧闹声送进窗隙，正淘米的她用湿漉漉的手指掠掠白发，忆起粉笔屑飘飞的那股香味了!”是写老教师对教书生涯的美好忆念。这些短章或勾勒、或抒怀，都是点到为止，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人情似纸》从命运升沉间的感情冷暖，到与大洋彼岸的情感交流，围绕“人情似纸”，既写出对于“如今是人被纷至沓来的信息和事物碾扁熨平的时代，人情随之也轻薄寡淡了，人更多地依靠内心的支撑而更少希冀心外的扶持，人类在进步而人情在萎缩”的感慨，更表达着对于人情的呼唤。

蒋子龙的随笔通过精神文化与客观世界沟通。他善于借助文化人类学透视和剖析现实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人会越来越丑吗》先写在日本和在国内观察到的两种结果：一是“日本的成年人可比青年人

漂亮多了，尤其在综合的气质上。”一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难看，而不是相反。正好否定了我在日本的感觉。”然后提出“人会越来越丑吗”的问题，并引出两位专家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至于作者在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似乎已经做出回答，却又未提供确切答案。这篇短文无意全面论证如标题所示的大题目，本文的妙处恰恰是在似是而非之间引发人们对于人类文化现象的思考。《残缺的强大》写从“跟残疾人有关的事物”中所感受到的“残缺的强大”，“残缺的力和美”和“残疾的魅力”，进而由赞佩做出判断：“残疾的强大胜过健全而无力。真正的残疾是对自己废置不用。”“残疾必须强大才能生存。健康即便软弱也能活着。

这是健康的幸运，还是健康的不幸?”文章结尾发出的诘问，是从文化人类学引出的哲理性思考。蒋子龙的随笔富有人道主义内涵。在运用文化人类学阐扬真、善、美的主题时，他注重随笔的“真实”：人们厌烦了现代生活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虚假和仿造，甚至包括对文学中那种低劣的大同小异的虚构。随笔恰恰是真的，情是真的，感是真的，思是新的。来不得虚伪和套子。即便是谈天说也，话人述情，讲神论怪，最后还得拉回到真实中来。

韩少功的散文始终坚持着人文关怀的写作立场，维护着人类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其深层主旨总是指向人类的终极目的和永恒价值。韩少功是一个具有历史理性和哲学精神的作家，善于捕捉当代人的精神热点和难点，并且将其纳入哲学视阈，对其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透视。他的随笔取材严肃，主题深邃，风格冷峻。韩少功的随笔对文化转型时期所呈现的人心世态、时代弊病和人性弱点进行了全面透析，尤其是对当今社会所流行的各种平庸肤浅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冷峻的批评和无情的嘲弄，阐发了对现代艺术和中国文化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达了作家对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关怀。在《夜行者梦语》里，韩少功对中国学术界生搬硬套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嘲讽；在《灵魂的声音》里，韩少功对小说界泛滥的“技术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当代文坛真正缺乏的是高贵而自由的灵魂。韩少功的随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工业技术和金钱崇拜对人的异化、

奴化以及对艺术真情和创造性的剥夺非常敏感，并对此进行急切的批判，呼吁人们要保持人格的高贵、精神的强健和情趣的活泼。同时他又对人性有着清明的内省，“看透”人性中的病态，然后又热忱而通达地“宽容”人们的过失，因而他的随笔在严肃冷峻之中，又有着超然豁达、睿智明敏的品格。如《有价之人》一文，韩少功指出作家关注赚钱是人之常情，人们不必耻言赚钱，但又真切地告诫人们：“优秀的文学，从来都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的忘(亡)命之徒干出来的。”韩少功的随笔很少叙事和抒情，基本构成因素是议论和理性思辨，但充满着诗意，是诗化的理性。如《心想》：“人类精神等待一次新的圣诞，一次血泪中新的光荣东升——这样的日子正在潜入每个平常的日子。它显然不是一个解剖学的问题，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或很多个聪明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等待一代代优秀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奔赴永不可企及的美丽终极，真理的周围没有掌声、喝彩和赏金，而且总被这些东西美言成虚伪。真理是寒冷的地狱，勇敢跳入者全凭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智识和技能。”

史铁生的散文。写作是史铁生心灵的舞蹈，生命的自由梦想。他的写作所讲述的核心几乎全部都是关于人生困境的问题，“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人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在随笔散文这一接近于作家的心灵、人格和生命本源的文体里，史铁生在自由诉说着他的人生体悟与思想，正如韩少功所描述的“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在《我与地坛》、《随笔十三》、《好运设计》、《对话四则》、《爱情问题》、《安乐死断想》、《游戏·平等·墓地》等作品中，史铁生在静静地叙说孤独、死亡、爱情、命运等接近人生命本体的哲学命题和与生俱来的困境。他的随笔往往让读者直接面对生命短暂、命运无常，然后又引导读者一步步走出困境，让人们由个体生命的有限走入整个生命的无限，泰然地承担人生的命运，在生命的过程之中体验生命的美丽与悲壮。史铁生的随笔具有脱俗、通透、达观的品格，他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执着关怀和对世事的清明洞察都呈

现着一种坚定的生命信念、壮烈的人生理想，面向的是世俗人生，表达的是人间情怀。史铁生的随笔亲切和美，纯净自然，内蕴激情而又境界深远。

第五节报告文学

一、“人物专题式报告文学” 1、概念：

人物专题式报告文学是1985年以前报告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报告文学品类。其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重点刻画人物的性格，描摹人物的命运，往往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严谨的组织结构，大多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关切和对具体事件的阐释，来传达作家对

现实的关注，抒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类报告文学在“十七年”时期已经出现，秦兆阳、穆青、黄宗英、徐迟、魏钢焰都写出了一些名篇佳作。人物专题式报告文学的大量涌现是在新时期，它显示了“文革”劫难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个性的关切，它包含着对极左年代的痛切批判和深重反思。

2、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大多取材于工农业战线上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人物身份单纯，而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表现领域非常广阔，人物身份多种多样。其次，文体风格由单一的赞歌、颂歌扩展到多样化的历史悲剧、生活挽歌和人生欢歌。大多数作品在对所报道对象的崇高品质、顽强精神进行热情赞颂的同时，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层反思和探问，揭露问题，抨击时弊，往往颂歌与悲歌、牧歌与挽歌相融合，作品的批判力度和对生活的干预功能大大增强。再次，打破单一的叙事模式，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呈现出艺术多元、风格多样的特点。徐迟、柯岩以诗人的敏锐目光捕捉生活闪光点，其作品往往诗情洋溢，飞扬灵动；理由将小说写法引入报告文学，追求作品细节的生动和情节的曲折；陈祖芬用电影蒙太奇手法组织作品、安排结构、表现人物。新时期人物专题式报告文学使报告文学由过去的事迹介绍，转向集中写人，探究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增加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表现力。但是，由于过于追求人物形象的丰满生

动，导致了作品信息量的减少和新闻价值的下降，表现手法的小说化倾向，也带来了虚构和失真的产生，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弱化了。报告文学在繁荣昌盛之机也出现了危机，面临了文体转型的问题。

3、代表作家

徐迟(1914～1996)，《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刑天舞干戚》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徐迟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报告文学家，他把诗带进报告文学，使报告文学拥有了诗的品格。徐迟报告文学的诗化，首先在于作家在选材上所显示出的敏锐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新时期之初，徐迟更是率先突破禁区，将激情之笔伸向仍被人非议的知识分子题材，勇敢地闯入了奇妙深奥的自然科学王国，为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精英们树碑立传。在创作了震惊一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又接连发表了描绘为中国地质学和石油开采建立卓越功勋的科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记叙献身祖国热带雨林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报道我国科学家成功制作人工合成胰岛素晶体的艰辛历程的《结晶》，书写湍流专家和教育家周培源的《在湍流的漩涡中》等作品。这些作品组成了一个“科学诗篇”系列，其中的人物也构成了一个科学家形象系列。徐迟的作品开拓了报告文学新领地，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形象尤为动人。数学家陈景润，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怪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且对陈景润的评价与定位必然要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一在当时仍极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但是徐迟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踏入“雷区”，以极大的勇气和磅礴的激情礼赞了遨游在数学王国里的陈景润。由于家庭环境和多舛的命运，陈景润形成了敏感、孤僻、自卑、克己的性格，他不谙世事，淡泊名利，外表愚拙木讷，但是对科学却有着顽强执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甚至到了迷恋痴狂的程度。在六平方米的斗室里，一盏油灯下，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像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运动员”那样坚韧不拔地登攀，终于登上了数学王国的最高峰，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作品一方面讴

歌了陈景润为实现祖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想勇于献身的精神，让社会认识到科学的神圣和知识分子的崇高，另一方面通过对陈景润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揭示，批判了极左时代，从而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性的认识，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社会效果。

其次，徐迟的报告文学充满了诗的激情、诗的形象、诗的语言。徐迟的作品燃烧着浓烈的情感火焰，他把自己的激愤之情和敬慕之感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作品之中，不论是叙事还是状物，都饱蘸着激情。同时，作品中又不时地加入蕴涵哲理的议论，具有强烈的政

论色彩。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用生动形象、极富概括性的文字评述了“文革”：“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喜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乃有青松翠柏，虽死尤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用文学来表现自然科学，一直被作家们视为畏途，但徐迟却能以诗化的笔法，变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连那些枯燥艰涩的数学符号、科学原理，在徐迟的笔下也都具有了生命和灵气。徐迟善于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绘抽象而又神奇的科学世界，给人以具体的感性认识，引发丰富而浪漫的联想。在《结晶》中，徐迟将晶体的形成过程描绘成一场绚烂华美的舞会：“先是那三十个舞蹈家，合成了长链。后是那二十一个舞蹈家，和前者跳起了两条长链舞，最后她们是旋转、扭曲、叠合，合成了异常罕见的美妙的舞蹈夔纹。交响乐队奏鸣着，为她们合奏着无标题的组曲。”徐迟的报告文学，语言华美典雅，骈散结合，文白相间，色彩斑斓，常有生动而贴切的比喻、拟人，意蕴丰厚的象征，情景交融的场景描写。另外，作品中的遣词造句都很用心，想象丰富，气势宏大，富有动感。

作品具有诗情洋溢，雄放洒脱的风格。徐迟的诗化风格的报告文学，增加了这一文体的文学性，显示了报告文学拥有的文学魅力，但是对诗化的过于追求，影响了徐迟对人物的深层开掘与精确把握，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黄宗英(1925～)，《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小木屋》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黄宗英是怀着“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的愿望而进行创作的，因而她的作品所选取的报告对象多为仍在逆境中艰难跋涉，甚至遭人非议的知识分子，拨开表层迷雾，澄清人物的真实面貌，表现人物崇高的精神追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洗冤辨诬”，为改善他们生存环境呐喊高呼。《大雁情》叙述了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秦官属的悲哀和人生追求。秦官属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力抗世俗，执着于杨树树种的研究与改良工作，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科学事业。然而，她的研究工作不仅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重视，反而招致了种种猜忌、非议和诘难，使她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举步维艰，但她依然顽强地顶着压力，为自己所挚爱着的事业忍辱负重地工作着。《小木屋》记叙的是林业学家徐凤翔的坎坷经历。徐凤翔放弃了在南京的舒适生活，别夫离子，独自一人闯进高寒的西藏高原，深入野山密林做科学考察，探索原始生态的奥秘，为了建造高山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小木屋，她无数次地向有关方面呼吁请求，均无结果，只落得个“求救教授”的绰号。黄宗英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人们刻画了一位科学殉道者的感人形象，作品发表之后，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徐凤翔盼望已久的“小木屋”终于建成。《橘》反映了一位性格孤傲疏狂的柑橘专家曾勉的落寞和不幸，展现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命运，为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另外，《固氮蓝藻》写了物理学家黎尚豪、《越过太平间》写了医务工作者宋慕玲、《星》写了戏剧演员上官云珠。在选材上，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和自主性。

黄宗英是由演员而步入文学殿堂的，因而她更能贴近人物，体验

报告对象的喜怒哀乐，与人物“同甘苦，共命运”，以非常具体、直接的观察和感受来报告生活。她的报告文学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作家本人就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形象。黄宗英融自身于报告对象之中，把自己澎湃的激情和满腔深情倾注在作品之中，直抒胸臆，让读者随“我”而行，听“我”而言。《大雁情》就是以黄宗英对秦官属的认识过程中心理情绪的变化来结构作品，最终还原了一个平凡而崇高的科学工作者的本来面目。同时，在对秦官属的还原过程中，一个外柔内刚、风趣开朗、胸怀坦荡的作家自我形象也展现在人们面前，读者在走近黄宗英的报告对象的时候，也走近了作家本身。作家自我形象对文本的介入，易于使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使作品具有亲切真挚之感。黄宗英的作品，语言畅达明快，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另外，黄宗英也是一位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在表现技巧上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大雁情》采用的是散文笔法，托物寓意，借助大雁的呼鸣，深情地呼唤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全文分别以“她……”、“她?”、“她”、“她??”为小标题，从不同的视角展现秦官属的形象，构思奇巧。《小木屋》借鉴电影的表现技巧，精心选取了“波密会议”、蘑菇中毒、拔树?、切葱花、大会发言等一系列生活画面，在画面的连缀组合中展现徐凤翔的性格与命运。《固氮蓝藻》采用的是日记体，《星》采用的是回忆录式。黄宗英的作品，在新时期报告文学领域是独树一帜的，但也存在着人物略显单一而表面的缺憾，过多地表现缠绕人物的事件，对人物心理性格的深层开掘尚不足。

理由(1938～)，《扬眉剑出鞘》、《中年颂》、《希望在人间》、《南方大厦》、《倾斜的足球场》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理由是一个不断求索、勇于自我突破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以1985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以前大多属于人物专题式报告文学，1985年之后，理由创作了《倾斜的足球场》、《世界第一商品》、《香港心态录》等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突破了单纯地以人物摹写为主的写作模式，全景式地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拓宽了作品的表现时空和思想视野，但是，理由这一类报告文学的影响和成就并没有超过前者。

陈祖芬(1943～)，《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陈祖芬是一个孜孜以求、不懈探索的作家。她的创作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是在不断开拓与创新，尤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她的叙述视角和文体风格灵活多变，《祖国高于一切》像一首壮美的叙事诗，《美》像一曲奔放的青春圆舞曲，而《朝圣者和富翁》则如同一篇典雅而又欢快的抒情散文。陈祖芬的作品尽管内容大体相似，但却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这主要在于作家取材视角的独特和飞扬灵动、别具匠心的构思。她的作品大都具有思路开阔，语言雄辩激昂，文笔挥洒自如的特点。另外，陈祖芬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和小说的意识流手法借鉴到报告文学中，深入开掘人物深隐的性格内涵，加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真实感。陈祖芬常常把浓郁的情感和理性的思考融为一体，着重探讨人生意义，标示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陈祖芬着力对人物的崇高道德品质和传统美德的挖掘，有时对生活和人物加以过滤，因而影响作品的现实的冲击力和思想批判深度。

二、“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

1、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启动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重构，造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许多过去潜隐的问题和大量新生的事物都突兀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面对“陌生的时代和陌生的自己”，人们迫切需要重建理性，通过文学来拓展认识空间，了解复杂多变的生活。迎着社会和读者的期待与呼唤，报告文学发生了文体转型，出现了以宏观综合的视角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全面审视和分析的新型报告文学——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一大批视野开阔，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作家，自觉地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形式来介入社会，关注着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现状，探讨着民族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表达着一代知识者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深广的人间情怀。由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能够全方位立体地反映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因而在80年代中后期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成为了社会的阅读热点，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报告文学热。

2、分类：

如果按所涉及问题及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来划分，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历史反思型，如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陈可雄的《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内幕》、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这些作品大多指向因政治原因而被冰冻的历史事件，被人称为“冰冻新闻”。另一类为现实参与型，大多对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了观照和思考。

按照作品所反映问题的性质，又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如沙青《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徐刚《伐木者，醒来》、胡平和张胜友《东方大爆炸》等，这些作品涉及到了诸如水资源

的短缺与污染、森林资源的破坏、人口的剧增等危及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用事实告知人们扼杀自然、破坏自然，必然会导致人类的自戕，呼吁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要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表达了一种长远而终极的人类关怀。

第二类是以道德教育等文化关怀为主题的，如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麦天枢的《白夜》、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等。这些作品触及到了高考制度、独生子女的教育、中学生的教育和乡村的性愚昧等问题，作家从现代心理和传统意识等方面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了透析，表达了作家对现代人的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忧思。

第三类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和行业问题的作品，如赵瑜的《强国梦》探讨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误区，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展现了工业改革的困境与现状，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书写了中国农村艰难的改革步伐，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记录了我军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举措，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反映了国门打开之后人才外流的现象。这些作品以沉静而深邃的笔调，展现了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存在的问题与隐患，揭示了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法制、干部与群众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犀利地批

判了现行体制和观念中所存在的弊病，一方面也描绘出了转型时期人们复杂多变的心态。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继承和发扬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精神，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承担了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2、突破与创新：

首先，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摆脱了传统报告文学惯常使用的“一人一事”或就事论事的单线型思维模式和观照视角，开始宏观整体地描摹事物，分析心态。写人，不仅仅刻画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命运，而是把人放在纵横交错的社会时代网络中去把握、去审视，写出传统思维定势和现实利害关系对人物的牵制与影响；写事，也不局限于对事件本身单方面的显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和分析，这样就把对一个具体的人和事件的研究分析扩大到了对某一类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的研究。

其次，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具有以往报告文学中很少见的学术品格和思辩力度。作家们有清醒而独立的主体意识，以当代精神、现代理性烛照生活。他们立足现实，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并且广泛地吸纳各种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阐发自己独到的见解，启迪人们对各种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因而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不仅信息丰富容量大，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而且评论性和理性思辩的力度都大为增加。

再次，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不再注重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一统全篇的线索，而是淡化人物，突出问题，以自由开放的结构形态组织作品。在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上，广泛借鉴西方现代派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出现了诸如“网状式结构”、“卡片式结构”等众多结构形式。作家文体自主意识增强，开始自觉追求个人的书写风格。当然，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以观念肢解生活、信息增多而情感浓度降低的现象，某些作品也存在着把目光对准生活冷僻的角落，借对象本身的奇特性来吸引读者、迎合读者的现象。

3、代表作家：

钱钢(1953～)，浙江杭州人。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9年调至《解放军报》任记者，并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其中的

《“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与江永红合作)、《唐山大地震》均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唐山大地震》是为纪念唐山大地震这一惨绝人寰的自然灾难发生十周年而创作的。钱钢之所以要重新叙述这一人类大劫难是“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还有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中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这部作品充分显示了钱钢驾驭宏大题材的魄力和审视现实、反思历史的胆识。首先，作品突破了大多数展现灾难的纪实文学所采取的“缩小了灾难、放大了人”的叙述模式。作为人类大劫难的亲历者，钱钢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一幅幅悲凉、冷峻、壮烈的灾区图景，如实地记录了地震给人类和生命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展现了灾难的暴戾与残酷，同时又写出了面对猝然而至的自然灾难人类所呈

现出的顽强的求生欲望和坚韧的抗争精神，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其次，钱钢立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痛定思痛，从人类学、社会学、地震学、心理学等角度来探讨由地震而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作品打破了以歌颂为主的“抗震救灾”的流行范式，严格遵照史实，既显示人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力与魄力，歌颂人性之美，也暴露人性的卑劣与贪婪。如“看守所”一节，描写了那些被排除在社会正常秩序之外的犯人在非常态时空里的勇敢、忘我，而“抢劫风潮”和“‘方舟’轶事”则暴露平时遵纪守法的人在特殊时期人性的沦丧和心灵的污浊。在“政治的1976”一节和“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一章里，钱钢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畸形年代里人们畸形的政治心态和思维方式，指出了在极左路线统治下，某些人的无知和狂妄自大也加剧了自然灾难对人类的摧残程度，从而造成了震惊世界的“7·28”大劫难。再次，在表现手法上，作品采用了纵横交织的多维化结构，打破时空界限，把唐山大地震放在中外大地震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且对唐山地震的震前、震中、震后的情况进行了立体的报道，气势恢宏。另外，作品大量引用幸存者的口实记录，并结合作者本身的亲历体验和感受加以评析，因而整部作品既有生动的记叙，也有激情澎

湃的抒情和客观理性的议论，将历史的真实感和艺术的感染力融为一体，慑人魂魄。

贾鲁生(1951～)，山东泰安人，1980年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初期作品有《农舍维纳斯》、《信仰之光》、《并非一个村庄》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其中《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与王光明合作)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80年代中期，贾鲁生创作活力爆发，并且风格日渐成熟，发表了《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亚西亚怪圈》、《阴间·阳间》、《丐帮漂流记》、《中国西部大监狱》、《孔子与中国》等20多部中短篇报告文学。

贾鲁生的报告文学取材十分独特，大多是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阴暗的、变态的、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作家敢于将手中的笔指向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在对这些异常的病态的社会世相和心态进行暴露的同时，分析探讨其形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以期引起社会的疗救。《中国西部大监狱》记录服刑犯人中所发生的常态和非常态的事件以及这个独特群体的独特心态；《阴间·阳间》写了发生在太平间的诸多人间风波；无疑，这些作品都具有社会揭秘性质，所以发表以后引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除了这些探奇涉险的作品以外，贾鲁生还将锐利的目光对准了正在激烈变革的现实，或记录改革的艰难历程，或揭示随改革而来的各种怪诞的社会现象。《被审判的金钱和金钱的审判》报道了曾震动金融界的温州乐清县的“抬会”事件，剖析了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抨击了在商品大潮中人们痴迷、愚昧的拜金心理《丐帮漂流记》以作家自我体验为线索，记录了丐帮这一阴暗的社会底层的生活世相，既记录了丐帮王国的残暴与畸形的生活状态，也写出了这一王国所存在的秩序与道义。

麦天枢(1956～)，宁夏中卫县人，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80年代中期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并很快崭露头角，成为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实力雄厚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土地与皇帝》、《土地的童话》、《最末一班车》、《爱河横流》、《接班》、《白夜》、《天荒》、《西部在移民》、《挽汾河》、《问苍茫大地》等。

麦天枢热切地关注着当代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巨大而激烈的变化，

对重大社会景观、社会矛盾作及时、切实的报道。麦天枢尤其关注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命运。《土地与皇帝》报道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人大代表李计银对中国西部乡村“土皇帝”般的统治史，揭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权力对农村经济的渗透与破坏，令人警醒。《西部在移民》记录了党和政府为了改变西部贫困山区人民艰难困窘的生存处境，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工程，披露了我国几十年的人道主义的救济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胡平与张胜友合作发表的《在人的另一个世界》、《东方大爆炸》、《世界大串联》、《历史沉思录》、《神州大拼搏》等作品，也都是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的力作。其中《在人的另一个世界》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胡平、张胜友都是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自觉地以报告文学来探讨民族所面临的现状，反映与大众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的创作往往精心选取具有严重性和迫切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关注当代青年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胡平、

张胜友报告文学的中心所在。《东方大爆炸》触及人口控制这个棘手的问题，报道了当今低素质人口的急剧增长，探讨了这种人口发展趋势对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影响，作者以雄辩的事实、激扬的情感向人们指出：控制人口的增长是人类面对地球所做的赎罪式的选择。《世界大串联》反映了对外开放后大批高质量人才的外流。这两部关涉国计民生大问题的作品，曾震动朝野，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的另一个世界》触及了中国刚刚兴起的残疾人福利事业，指出一个歧视残疾人的社会是残缺的社会，整部作品弘扬着现代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