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与宋代的王道

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与宋代的王道

民本思想在宋代非常活跃，众多的思想家们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阐述。在胡安国的思想体系中，民本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了爱民、恤民、与民同忧乐的思想主张。急民事、惜民力的民本措施是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胡安国王道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在两宋种种社会现实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背景下，胡安国“恤民固本”“与民同忧乐”的主张，认识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又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

标签：胡安国；民本；王道

民本，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意指民之于国，犹如根之于树、干之于木。“民本”，是“国以民为本”的简略说法，比喻老百姓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根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很强的民本思想政治传统，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渊源深远。在周代，周公旦“敬天保民”的思想，最早体现了国君对天、对民的态度要敬与保，将民与天置于同等地位，这样统治才能永保长久；《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①之说，此后，“民惟邦本”即为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活水；孔子非常形象地把百姓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夫君者舟也，庄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所以覆舟”②；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的民、国、君的轻重次序。

民本思想具有双面政治功能，既对国君治国理政设定限制与规范，同时其目的又是维护国君的权力以巩固统治；而王道也兼具两种功能，既论证王权的合法性，又对国君进行最高的道德和行为制约。宋儒们胸怀复兴王道的坚定的政治信仰，民本主张便是他们依托的最好思想资源，体现了宋代政治与思想文化两大领域内的关联与互动。胡安国便是宋代把复兴王道融于民本思想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胡安国曾登上经筵讲席，也曾应诏奏对，还著书立说来影响国君的政治决策，其中民本思想是他屡屡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④，他希望把国君培养成为一个合乎儒家圣王理想的君主。胡安国创发其关心民生的儒者情怀，发挥体恤民隐的思想主张，源于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即复兴王道的政治理想目标。胡安国曾在给宋钦宗的上书中，鼓励钦宗“追复祖宗善政良法”⑤，胡安国认为“祖宗之法”与“先王之道”可相媲美，这体现出他的王道理想主义。胡安国以“爱民”“恤民”为旗帜的民本思想，受到宋代理学家“复三代”意识的影响，同时也充实了宋儒集体的王道政治理想。

一、活跃的宋代民本思想

历代统治者与大臣们都深知一个铁律，那就是老百姓是国家财政之源，民心向背关乎国家盛衰、社稷存亡。以民为本的政治才称得上是“王道”政治。孔子提出“仁”的思想，“仁”是儒家的最高境界，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仁政”，“仁政”是圣贤明君缔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胡安国《春秋传》校释与研究”（13FZX006）。

王道盛世的必要条件，仁政成为最理想的王道政治。国君施仁政的现实政治表现便是，以民为本位、以民为中心的“民本”政治。

民本思想是宋代政治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观念。在朝堂议政及大臣的进谏中，民本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民本”思想始终活跃在宋代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

皇权的掌握者深知民对邦国安定的作用，宋仁宗的圣旨中有“民惟邦本，不可侵扰”

⑥的旨意。宋钦宗下诏表示：“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⑦宋高宗发出王道之本在于省刑罚、薄税敛的感慨。大臣们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安邦定国的考虑，也于进谏中时时提到民乃邦本，要恤民爱民。绍兴年间，胡安国上《时政论》，其《恤民论》开篇就说“保国必先恤民”。面对豪强官吏的横征暴敛，辛弃疾曾上奏：“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刬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⑧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安邦本，以救民弊”。在宋代典籍中，记录和反映天子与大臣们讨论民本问题的诏旨和奏议很多，反映出民生、民本问题成为当时政治议论的一大主题，民本思想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也见于史学家与思想家的著述当中。司马光重视民意民心，提出“夫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则何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则国家不安，名誉不荣哉”⑨。在《资治通鉴》中，他认为“非民无以保国”⑩。王安石作为宋代宰辅，有长期在地方做官的实践经验，对民生疾苦有深刻的体会，在他主持的改革变法中有“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愿见井地平”的思想；他还提倡人君爱民，与民同乐，“人君有高台深池之安，必思吾民得安其居焉”，“若宣王者，所谓与民同其忧乐也”。欧阳修关注民生，提出“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主张制定合理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秏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

民本问题也成为两宋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理学家们热衷于探讨“民本”问题，希望施仁政促民生，以达尧舜仁德境界，实现三代之治。因此，宋代理学家的民本思想更加蔚为可观。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民本思想可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陆九渊认为天生民，而后立君，“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所以，人君要“厚民”。朱熹主张人君要爱养民力，因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人民的支持是人君地位得以保证的关键，获得民心非常重要，“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二程“视民如伤”“爱民如子”，他们认为皇帝宝座的获得，在于天下之人的拥戴，“人之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二程认为百姓衣食足非常重要，丰衣足食的老百姓不会“犯上作乱”，“百姓安业，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有利于社会教化。从当政者到大臣，再到思想家们，他们如此钟爱民本思想，说明养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已演进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形态，被当政者传承和推行，一定程度上成为治国安邦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是士大夫们强调并加以论证的价值理念，也成为他们政治实践中一项内容。活跃的宋代民本思想，在整个宋代政治文化中格外引人注目。两宋之际理学家胡安国以继承传播孔孟之道自居，继承了孔孟仁政王道思想，倡导“民本邦宁”以“渐复三代”的社会政治思想。

二、胡安国民本思想与宋代王道

胡安国倾毕生精力完成巨著《春秋传》，成为一部治世通典。他于《春秋传》中阐发“尊王大义”，为皇权与中央集权辩护。王权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为儒家所推崇。但若君不君，则臣不臣，君权应有规范，国君理政应有为政之道，这就是“王道”。“民本”思想作为传统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与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具有内在的沟通性，以民为本乃是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国君应时刻牢记“制国必先恤民”的民本意识，民是国家之本，人君之职在养民。胡安国把民之于国，比作人之元气，“国之有斯民，犹人之有元气”。

胡安国思想体系中富含“民本”思想，成为他为解决现实问题，阐发议论、表达思想的一条重要经义。如何才能宽政爱民，以实现王道政治理想，在恤民固本这一基调下，他提出了以下几种主张。

1.以民为本、体恤民隐——王道的天意表达

胡安国告诫高宗说：“人君，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恤民养民、宽政爱民，乃为陛下之职、保国之本，这是对民意乃为天意，“帝王之命在民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王事”和“民事”同等重要，“非王事则不出，非民事则不出”。国君要关注民事，急民事是仁人之心，王者之职，若“遇天灾而不惧，忽民事而不修，国之危无日矣”。他在《春秋传》中提出“归民心，合天德”的思想主张，认为天德的实质内容即为民心。因此王道遵循天命，其实是对民心的尊重，而本于天道的王道，就具体落实到“以民为本”政治思想之中了。

绍兴二年（1132）春，时任中书舍人兼侍讲的胡安国向高宗奏上札子，其中有《恤民》一文。文中主张体恤民隐，把百姓的利益当成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体现了一个儒者士大夫仁民爱物的精神情怀。体恤民隐，才能收获民心，“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国君顺从民心，得到民心，守攻与作战都能应对自如，天下就安定了，因此，“民心安，则邦本固矣”。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提醒告诫最高统治者：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他十分注重宣扬以民为重的民本主张，反映出他对“民”的重视。

国君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民会效死而不去。守国固邦，既需要城池与士兵，更需要民心。城池是守邦之末务，安民才是为政之急。可见立国之本在恤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经文“昭公二十九年，冬十月，郓溃”，胡安国解曰：“民逃其上曰溃。自是昭公削迹于鲁，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处郓四年，民不见德，亡无爱征，至于溃散，岂非昏迷不返，自纳于罟攫陷穿之中。其从者又皆艾杀其民，视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溃欤。”胡安国总结昭公失败的原因是民逃其上，究其根本原因是昭公得不到民心，失去了政权的根基。在郓四年之久，仍然不施德政，视民如土芥，民不堪

而逃其上。昭公也因失去民心而最终失去了鲁国，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下场。获得民心，才是王道，国家才能安定繁荣；失去民心，失去立国之本，国家就会衰亡。

受孔孟以来儒家“仁政”思想传统影响，胡安国主张国君要施德政于民，他说：“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宽政爱民是统治者得天命、维持统治的前提，因为统治者的统治权虽号称为上天赐予，但天意授予谁，则取决于民心所向，而民心的向背又与统治者是否实行德治，是否宽政爱民有关。天意在民心，民意即天意，统治者只有使天、民都满意，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只有有德爱民的君主才能得到从上到下、从中到外的拥护，才能“以德王天下”。他继承了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并且德的大小决定了统治者所享天命的大小。胡安国这一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继承。周代以后儒家德治思想建立在天民合一的基础上，即统治者要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必须服从天的意志，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神秘的天意有了世间民意的充实，具备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实际支撑。天之意志与民之利益息息相关，授天命的国君应满足民之要求，施行德政而不是暴政，否则民会视君主如寇仇，国家就有覆亡的危险。胡安国认为民乃天地之核心，民意符合天意，天意支持民意，“天民合一”的德治思想，便是他的王道政治理想。

2.爱惜民力、用民以时——王道的治民原则

胡安国王道的治民原则是要坚持圣王仁心之道。胡安国于《春秋传》隐公元年，作了详细的阐释，“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将宇宙本体之“元”解释为仁，最终归于人的本心。国君要有一颗仁慈之心，治国先正其爱民之心。国君的仁心治民原则，具体体现为爱惜民力、用民以时。

胡安国力戒统治者要重视民力，认为民力是保国之本，劳民将导致邦本动摇。他说：“《春秋》凡台囿门厩土木之工，必书于策者，重民力也。”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非常赞成程颐“《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的说法，建议当政者“修明军政，保固邦本”。保有民力才能固邦守国，胡安国对“隐公七年，夏，城中丘”经，解为：“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民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若忽视、践踏民力，就可能有亡国的危险。

国君不要轻用民力，大兴土木之举不可提倡。如“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胡安国解为：“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筑丘属于轻易使用民力，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劳民，有违礼制，更不符合仁君之心。胡安国坚持“城有制，役有时”的立场，对于庄公在位期间，“‘大无麦禾’、‘告籴于齐’、‘冬筑郿’、‘春新延廐’”的土木兴作，皆认为是春耕农忙之时的妨农务而非时的越礼而非制的大举动。他告诫最高统治者要“城不逾制，役不违时”，若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有违道义，就是不爱民的一种罪过了，因而见责。轻易使用民力，会动摇邦本，即便有长江巨川，也不如民心为凭，“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城，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借用《春秋》经文，胡安国暗劝统治者要天灾之年与民同忧，如其解《春秋》经文“秋大水，无麦苗”时，发挥道：“书大水，畏天灾也，无麦苗，重民命也。畏天灾重民命，见王者之心矣；忽天灾而不惧，轻民命而不图，国之亡无日矣。《春秋》所以谨之也。”胡安国重于用民力，在《春秋传》中，于灾异、土木工程等事情的解说之上，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导向，阐发出立君为民、爱民养民的经世大义。此类议论很多，体现了胡安国体恤民隐的良苦用心。

爱惜民力，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胡安国不反对征收赋税，但提倡薄赋敛，从数量上来讲，遵照先王之制的“什一之税”，此可取其不

匮，可厚民力，能“存国家大利之源”。若采取“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穷尽民力的方式，“百姓愁苦，转而为盗”，其结果首先是“明年无兽”“明年无鱼”，断绝了国家“生财足用之源”，符合王道的治民方法应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胡安国于《春秋传》中大发关心民生的儒者情怀，建议高宗“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表达其爱民恤民之心。

胡安国继承孔孟“治民政事，本于爱民”的衣钵，提出“轻赋”的思想主张，希望高宗能够像先王一样爱惜民力。他坚定地认为圣王坚守的仁心，便是体恤百姓疾苦，也是国家能够获得真正安定和富强的最坚实的基础。可见，“以民为本”“轻用民力”“使民以时”等民本思想作为政治手段与工具，皆为服务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目的是希望国君实行王道以安邦定国。

3.急民事、与民同忧乐——王道的为政境界

以民事为急，想民所想，急民所急，与民同忧乐，这是国君“仁人之心”“王者之务”的外在体现，也是为政的最高政治境界，体现了胡安国复兴王道秩序的政治理想。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主张满溢对《春秋》经文的阐发议论之中，其用意非常明确，就是劝导高宗做一个爱民、志于民事、与民同忧乐的明君，通过“行德”和“服人心”的王道政治，来巩固统治。

身为国君，面对灾害饥荒，首先应想到民生，这才是王者的为政之道。经文“宣公十五年冬，蝝生”，胡安国解经道：“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灾重及民也。而详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谨天灾，仁人之心，王者之务也。遇天灾而不惧，忽民事而不修，而又为繁政重赋以感之，国之危无日矣。”胡安国在解经时，时刻不忘提醒人君要急民事，谨天灾，希望人君把民事放在心上，遇到天灾等自然灾害，要能为民解忧，“以民事系忧乐”，这样

国家才不会处于危险甚至是亡国的境地。

胡安国于《春秋传》中，表达了对僖公的赞赏，缘于僖公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他引《诗经》之文称赞僖公道：“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则诚贤君也。”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胡安国引《穀梁》曰：“每时而一书，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公在农忙耕作恰逢大旱需要雨水之时，与民共同期盼天降甘露，就是与民同忧愁的闵雨表现。干旱持续到六月，雨从天降，经文“六月雨”，胡安国于《春秋传》中接着说：“雨云者，喜雨也。闵雨与民同其忧，喜雨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观此义，则知《春秋》有惧天灾、恤民隐之意。遇天灾而不惧，视民隐而不恤，自乐其乐而不与民同也，国之亡无日矣。”连月不雨则民忧，六月雨而百姓欢喜，而作为国君，更是高兴，这就是与民同忧乐，这是乐民所乐的喜雨表现。经文之所以这么书写，在胡氏看来，是因为僖公有恤民之意和与民同忧乐的政治境界。

同是鲁国国君，与僖公仁者胸怀的爱民之心相比，庄公就应该受到批评贬责。经文“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胡安国发议论：“是为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庄公为满足自己外出游玩之目的，在偏远之地大兴土木，这种厉民之举，毫无爱民之心，何谈与民同乐，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

与民同忧乐，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在胡安国心中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仁君”“贤君”应时刻以民事为重，把个人喜好建立在满足民众需要，“急于民事”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厉民以自乐”的基础上，这是王者为政之道。圣君“非民事不举”，系民生忧乐于心上，与民众共享快乐；而昏君、庸君扰民、厉民，无力关心民生，自乐其乐而不与民同乐，无心民事，人民也不会与其合作。胡安国用“与民同忧乐”思想制约君权，说明“仁者之心”的恤民，与“王者之务”的“养民”，对于人君而言，就是一把标尺。

三、余论

“尊王”是胡安国阐释《春秋传》的一条重要大义，而“崇道”则是王道的政治功用。尊王与崇道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君为臣纲与以道制君二者并不相悖。君为臣纲要求臣子服从君主，前提是君主要行王道，有仁人情怀与爱民之心，否则，臣子也有资格像圣人一样“以天自处”贬黜天子和诸侯。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君与民的关系关涉到国家根基的牢固性，因此君民关系成为众多的思想家们热议的话题，继而成为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他们一致选择了“民本思想”来处理君与民的关系，这种认识是基于治国理政一定要“以民为本”，这一科学定律也被社会历史实践所证实。

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丰富，或直接于上奏中表达自己的爱民举措，或是于著书立说中劝导君主有仁心、施仁政。胡安国为当代君主描画了一幅理想的社会政治图景，设计了一套治国方案，那是为实现自己理想政治目标的“王道”政治。他的思想学说中，既有为尊王而为王权辩护的言论，又有对当代天子和政事批评的言论。遗憾的是，胡安国的谏言与其他大多数道学家的理论与思想一样，大多被束之高阁。但作为理学家，其“格君心之非”“治国正心，以正朝廷与百官”的经世目的与思路，显然可见。胡安国的民本思想经世之意强烈，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希望南宋统治能够长久。他反复从不同侧面来提醒最高统治者“民惟邦本”，对国君仁者胸怀与爱民之心的期望溢满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之中。胡安国主张人君要施行仁政，《春秋传》中表达他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就是“国以民为本”，其治民原则在于“以民为本、体恤民隐”，“爱惜民力、用民以时”，以及“急民事、与民同忧乐”的为政境界。仁政施行，民则受其惠，吏则敬其君，国则增其力，敌则畏其威。胡安国有感而发，希望通过王道仁政手段，宗庙可望保全，生民可解涂炭，纲常可望重振，社会可望安平，社稷可得终久，不如是，则生民倒悬难解，宗庙社稷无法

保全。在两宋种种社会现实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背景下，胡安国“恤民固本”“与民同忧乐”的主张，认识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又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

注释

①《尚书·五子之歌》，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46页。②《孔子家语》，王国轩、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51页。③《诸子集成·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第573页。④⑤胡寅：《斐然集·崇正辩》，尹文汉注，岳麓书社，2009年，第536、490、486、530、530、542、542、543—544、536、530、530、543、543、530、542、530、543页。⑥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下《奏乞将所举许元张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页。⑦⑧《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7、9546页。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6页。⑩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第218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223页。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192页。王安石：《诗义钩沉》，中华书局，1982年，第158页。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421、420页。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420页。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69页。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4、265页。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岳麓书社，2011年，第26、230、317、349—350、12、4、31、109、36、109、36、88、83、26、230—231、174、124、124、124、111页。《尚书·泰誓》，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尚书·周书》，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

第3期（总第219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