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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老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严监生)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

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严贡生），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

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人物分类：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汤奉）：“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马二先生）、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观《儒林外史》中的各式人物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在书中，吴敬梓运用生动、灵活、辛辣的的语言，刻画了一批形象鲜明的人物，描绘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众生相。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

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以说《儒林外史》是明清小说中不可不读的精品。

小说开篇就唱到：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是开篇点题，狠狠击中全书主脑——功名富贵这四个字，全书百数，人物不管你爱它恨它，统统都是围着它转，接着吴敬梓便是以这功名富贵为脉络，描摹儒林内外种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人衔一人，一地衔一地，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讽刺效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宛如《清明上河图》一般栩栩如生，纤毫毕现的儒林众生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儒林外史》描摹人情世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 相，如在目前”(见)。在这幅儒林图上，鲜明生动的人物不下几十之数，而这些人也是五花八门种种不一，有个高下之分。

说到人生富贵功名不过是身外之物，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但这又有几人可以看破。吴敬梓便是依着功名富贵这四个字，将这些人划了个三六九等，分了个高低贵贱。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便曾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第一等人是有大德之才，他们以平常心待功名富贵，有风骨，有气节，有才华。这类人中首推的便是元末的王冕，王冕有大才而不恃才傲物，为人光明磊落，避功名利禄有如蛇蝎，是真儒士，而吴敬梓在第一回就引出王冕也是为全书树一标杆。王冕虽是真名士但离书中的主要时段已远，形象已有些不太真切，而虞育德、庄尚志、杜少卿也是第一等人，和其余伪儒小人一起，形象也显得更加鲜明真切。虞博士（虞育德）是书中除王冕外的第一人，是一位真儒。他博学多才，襟怀冲淡，旷达磊落，浑雅有利，待人直而不迂。在家中略有窘迫时，虞博士乐观道：“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他。”在遇到寻短见的农人时果断相助，却也料得自己实际状况并未一味倾囊相助，不为博慷慨之名。庄尚志有才有德，不泥于功名富贵中，也是一位真名士。再有杜少卿遍读诗书，不拘一家之言而有自己的一番观点，有真学问，为人豪爽大度，轻财好士，别有一番名士风范，但却不辨良莠，交友不慎，不懂持家，算是白璧微瑕。

而与之鲜明对比的便是匡超人、牛浦郎之流的无德之人，与王冕他们当真是有天渊之别。匡超人甫一登场是大孝子形象，尽心事亲，虽日子窘迫也不忘读书，看似是一人物，但到后来确是丑态毕露，活脱脱一个趋炎附势，卑躬屈膝的恶俗小人。尚有旧妻在家，便又迎娶新妻，乐不思归，当听闻发妻已死，不过是假惺惺挤了几滴眼泪。更有于他有恩的潘三爷身陷囹圄时他那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地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到不值甚么。”免了“一生官场之玷”才是他的想法，足见其的寡恩薄情。 更可笑的是船中一席话：“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

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知所谓先儒者，是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可笑至极。儒林有如此人物也是一幸事，足以显出其余众人的上上德。还有另一位牛浦郎，小时偷钱读书，粗看似一心向学，实则心术不正，后来也是丑态尽现，冒名牛布衣，私占他人诗集，更有攀附权贵之心，行招摇撞骗之事，利欲熏心，卑鄙不堪，最后终落了一个现世报。

接着是中德之人，有马静马二先生，娄氏二公子，他们心向功名，却也不汲汲于此，行事大方端正，有德行操守，算是中流砥柱之才。马二先生屡试不第，也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他虽看重科举八股，但为人不失方正，虽生活贫穷，却也乐于助人，“以一穷酸而行慷慨丈夫之事”，又“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一片热肠”，是一个有德行的正直儒生。娄氏二公子，也是屡试不第，激的满腹牢骚，但仍有不俗才气和名士风范，不过也正是名士风范害了他俩，二娄与杨执中那一场“误中缘”，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证据确认杨执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觅的真君子，后更是拿一猪头开个“人头会”让人贻笑大方！中德之人虽有种种不足，却也仍是端得上台面的真儒生。

紧跟着他们后面的人却是差之毫厘而失以千里了，全都堕入了俗人之列。鲁编修一大

俗物，只重八股功名，把女儿也教成了一俗物。牛布衣有些许才气，却也是俗气不过的人，作诗却是因为“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诗名也尽是些《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殊不知这些人都是些不通诗词只重八股的人？他也只是个攀附权贵的有点才华的俗夫一个。又有杜慎卿，虽和少卿是兄弟，却脾气性情相去甚远，有才华，有名士之名，却无名士之实。叫鲍廷玺去向少卿要钱一节，慨他人之慷，又引以为己功，可以看出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说完儒林之人，还要讲市井之人，他们也是有个三六九等之分。高者有鲍文卿虽为一戏子，却有礼有踞，矫矫自好，为人端正，可以说是名戏而实儒，反观天下士大夫名儒而其形状却不过是一戏子。而他收养的鲍廷玺，虽读过几年书，却和他相去甚远，趋炎附势，是真市井小人。另一大俗人胡屠户也不得不提，初时范进不得志时，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错选了女婿，而范进中变成了“我小老儿 这双眼睛，都是认识人的，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足见其市侩小人丑恶的嘴脸。在书末，儒林凋敝，风流云散，名士成空，只余下琴棋书画四位鄙夷功名富贵的市井奇人，让人空自悲叹世道变迁。这儒林内外各色人物，凭着功名富贵分了个高下，两相对比，深刻描刻出这人情世故，让人掩卷深思，唏嘘不已。 《儒林外史》虽无《三国演义》的磅礴大气，无《红楼梦》的细腻婉转，无《水浒传》 的快意洒脱，也无《西游记》的神异宏大，但其细腻深入的人物刻画，恰如其分的讽刺艺术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生动儒林众生相，人情世故尽在其中，让人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感悟颇多，是不可不读的小说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