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译者主体性在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作者：刘炳淑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32期

本文是“山东科技大学科学研究‘春蕾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2010AZZ143

摘 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但是长期以来译者的地位一直被忽视或不被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关于翻译主体的研究才得到了重视。汪榕培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主要依据汪榕培的翻译著作，研究了汪榕培的翻译思想及其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从而拓展典籍英译者的主体研究。 关键词：典籍英译；主体性；文化转向

作者简介：刘炳淑（1978-），山东潍坊人，山东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3--02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和身份得到大大地提高，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被广泛的承认。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书中提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很多影响译者的文本外的因素，如译者的生活阅历、教育文化背景、译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译者在进行翻译策略选择时的各种主观因素，也应当纳入研究的视野（Susan Bassnett， 2004）。在中国翻译历史的转折点，随着第四次翻译高潮及世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被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在此形势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身份变得越来越彰显，而对译者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许钧， 2002）。为了研究译者的整个翻译行为，应当首先研究译者所选择的文本材料及文本类型。尤其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与“如何翻译”相对比，“译什么”成为所有中国译者共同面临的问题（穆雷， 2003）。在整个翻译过程当中，译者能否选择恰当的文本类型及翻译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能否选择恰当直接决定译文的成功与否。 一、文化态度与汪榕培的文本选择

作为我国杰出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汪榕培翻译了众多的中国典籍。然而，他并不是随机选择文本进行翻译的，而是有其自己的标准。纵观他的翻译著作，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1、中国诗歌：如《陶渊明诗集》、《陶渊明集》、《乐府诗集》、《孔雀东南飞》、《汉魏六朝诗30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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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如《老子》、《墨子》、《易经》、《庄子》 3、中国戏剧：如《牡丹亭》、《苏州评弹》、《昆曲精华》、《邯郸梦》。

汪榕培选择不同的文学作品来翻译，这很好地反映出他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既然翻译是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的有目的性的活动，那么在译者翻译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译者的翻译选择（范祥涛，2002）。除此之外，一些外在因素，包括历史变革，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以及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等，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

传统的中国文化崇尚“德性文化”，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即道德原则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须体现道德原则。对知识分子则要求“文”“德”一致， 并重在文章的道德教化功能和为人的人格价值。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其对人文因素的关照， 体现在除了对翻译主体的双语能力、学识修养的要求外， 对其性格气质也提出了要求。强调译者所选择的翻译作品要与译者自身的个性气质相一致（葛校琴， 季正明，2001）。郁达夫论述自己的翻译选择标准时说：“非我爱读的东西不译”，“译本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当然也是顾到的，可是译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样”， （陈福康， 1992： 277）可见他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和作者主观感情的融合。傅雷指出：“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罗新璋， 1984： 626）傅雷还认为，选择一部翻译作品，最好还是看作品与自己的气质是否相符。林氏所选译的《浮生六记》就是这样一位“一见如故”的“朋友”，不仅是他“素好”和“深爱”的，而且与其为文为人的风格气质十分契合。鉴于此，汪榕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选择的文本很好地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他的性格。作为一名本色译者，汪榕培选择了他喜欢的文本来翻译，而且他的每本译作都反映了他的性格和人生态度。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我选择他的诗歌来译。”（汪榕培，2000）汪榕培只选择与他风格相似的著作来译。余光中也认为译者应该选择与他风格相近的来译，只有这样才能传达诗的意境，风格以及原文中的深层意思。以陶渊明的诗歌为例。陶渊明在社会的喧嚣中依然能保持他的高尚的品质和生活的追求。陶渊明在那种社会依然履行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标准，在他的诗歌中自然地流露出他的个性和追求。因为陶渊明的是不是雕刻的，而是自然地流露，所以并不是每个译者都能再现陶渊明的风格和韵味。汪榕培翻译的陶渊明诗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押韵的译本。黄中习评论说，汪榕培的翻译超越前贤。侯向群认为汪榕培的翻译成功的再现了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汪榕培能够成功的再现原文的风格还在于他与陶渊明有着共同的爱好，饮酒。陶渊明嗜酒成性，这些可以反映在他的诗歌上，现存的120多首陶诗中，有40多首是关于饮酒的。与陶渊明一样，汪榕培的好酒豪饮也是圈内所知，但他不是沉溺。约上三五好友，便能开怀畅饮，谈古论今，激扬文字，快意恩仇（霍跃红，2005）。至于汪榕培的选择的戏剧翻译，也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及他的个人爱好有很大关系。汪榕培个人很喜欢京剧，据说，2004年，一个名叫范金秋的大连剧团演员，因缺乏资金想放弃参加的全国大赛，汪榕培先生慷慨解囊，替他完成了梦想。他的一大梦想是把中国的莎士比亚，即汤显祖的戏剧翻译成英语，因此他选择了汤显祖的戏剧来译。除此之外，汪榕培还选择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如《老子》，《庄子》等。从他所翻译的哲学著作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著作大都反映出一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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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教”。无可否认，“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从他的谈话当中也能流露出他对道教所表达思想的认同。他说，“道教表达的是一种处事思想，跟个人沉沦无必然关系”。用平静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同时，汪榕培之所以能成功翻译众多的典籍，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分不开的。汪榕培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典籍英译家，而且是著名的词汇家。汪榕培说，我只做我喜欢的。他从翻译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乐趣。 二、汪榕培翻译标准的选择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我们应该研究能反映译者翻译观点和翻译标准的艺术风格（孙迎春，2007）。鉴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汪榕培在翻译过程中灵活的采用的不同的翻译标准。 1、诗歌的翻译标准

中西方的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了诗歌创作方面的差别。朱光潜说，西诗直截了当而中诗委婉，西诗深刻而中诗集精致，西诗平铺直叙而中诗简洁（汪榕培，1997）。鉴于诗歌的形式，中西方诗歌有共同之处，如，诗歌都可以分为好多行，中诗的每行字数一样，而西诗的每行要用一样的拍数。鉴于中西方诗歌的异同，汪榕培表达了“以诗译诗”的可能性，他提出了他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他经常用这四个字来作为诗歌翻译的标准，他还补充说，首先是传达原作的意境，包括形式，修辞等，也就是诗歌的深层意思，同时，表层意思必须能传达出来。其次，传达原作的意思必须建立在成功传达原作的意境的基础之上。既然中国的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而非学术翻译，而文学翻译的原则之一是再现原文意境，而不是逐字翻译。根据此标准，汪榕培成功的翻译了一系列的古代诗歌。他的诗歌翻译被视为音、形、意的完美再现。吕俊评论说，汪溶培的译文因他恰当的在汉英间的转换而被视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瑰宝。陈炎说，汪榕培的译文是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语言的恰当使用。因此，汪榕培的诗歌翻译标准可以作为英译诗歌的指导原则。

2、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翻译标准

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哲学系统，其丰富哲学思想体现在老子的道教思想，庄子的无为，墨子的泛爱等主张中。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如同时代的西方国家一样，各种思想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大多数的哲学著作都是用逻辑的，说教的方式写的。而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翻译成英语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的精髓。（王宏，2006）鉴于这些哲学著作的主要阅读对象是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汪榕培制定了关于《墨子》等哲学著作的翻译原则与技巧，那就是“明白、通畅、简洁”。“明白”指所译出的译文要让普通读者看得懂，“通畅”指译文本身不能过于拘泥于原文的结构，造成行文梗阻，阅读吃力。“简洁”之所以放在第三，是因为我们要求的译文“简洁”是建立在“明白、通畅”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片面追求译文的“简洁”以牺牲译文的“明白、通畅”为代价，就不宜效仿了。汪榕培指出，“我们遵循的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在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就直译，也就是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在可能出现词不达意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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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取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即使同一个多次出现的概念和术语在不同的行文中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个别场合下，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的内涵的时候，则采用解释性的译法。这样做比大量加注更为可取，读者不必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另外，对于影响理解的人物和难以理解的典故，则可以采用虚化的方法。”（汪榕培，1997） 3、中国戏剧的翻译标准

中国的戏剧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而对戏剧的翻译则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戏剧翻译因其内在的特点而不同于其他的文学翻译，因为戏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包括很多因素，如观众、视听效果、语言的简洁性及不能用注解等。这必然导致戏剧翻译必须追求解释的效果（刘肖岩，2002）。鉴于上述特点，众所周知，戏剧翻译的目的是在国外的舞台上能够表演。汪榕培也多次提到希望汤显祖的戏剧能够在国外的舞台上表演。考虑到阅读戏剧的读者应该是普通的英语读者，汪榕培灵活的调整翻译的策略。虽然不同的风格的文本会有不同的翻译标准，但是汪榕培所遵循的标准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传神达意”。他的译文要达到能够最大程度上再现原作的风格和意境。否则，将会失去翻译的意义。例如，“年已二八” 不能译为“at double eight”， “折桂之夫”不能译为“scholar to break the cassia bought”。至于戏剧的独白或台词，他尽力用简单易懂的现代英语来译。因此，在翻译一些台词的时候，英语读者是否能懂是翻译的最高准则。他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传达原作的精神，而不赞成逐字翻译就是对原文忠诚。在翻译古典戏剧的时候，例如汤显祖的戏剧，频繁的使用格律诗是一大特色。为了再现原作的音美，他采用了格律诗的翻译方法以达到译文与原作的最大对等（汪榕培，1999）。这可以看做中国戏剧和戏曲翻译的普遍的准则。 结语

总之，用他渊博的知识和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浓厚的兴趣，汪榕培追求他所喜欢的事业，那就是，翻译中国的典籍书籍以让中华的文化精髓传播到世界。他的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已经成为典籍英译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仅仅从总体上结合汪榕培的翻译著作来探讨他的主体性对他翻译过程的影响，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期望通过本文能引起国内对典籍英译者的重视，促进对典籍英译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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