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12Q鱼:2UDC硕士学位论文鬼谷子文本研究黄森学科专业生国直垡塞堂指导教师易丛二垩副塾援论文答辩日期2Q!!生主旦2Z旦学位授予日期2Q!!生鱼目2窆日答辩委员会主席蕉塞验熬拯论文评阅人蕉塞验数援谢咽仨麴援一㈣Y1蝌燃“广西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属广西大学所有。除已注明部分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为获得其它学位而使用过的内容。对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过重要帮助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论文中明确说明并致谢。论文作者签名:黄森2011年6月21日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本人完全了解广西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本人保证不以其它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或使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请选择发布时间:口即时发布口解密后发布(保密论文需注明,并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论文作者签名:黄森导师签名:易小平2011年6月21日鬼谷子文本研究摘要鬼谷子作为纵横学派的开山鼻祖,是战国时期杰出的的思想家、谋略家和教育家,他隐居鬼谷著书立说,传道授徒自成一家。其留传于后世的《鬼谷子》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这部由鬼谷子讲授,后经苏秦、张仪等人补充、修改而成,吸收和融合了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及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的思想理论著作,可谓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故而在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前提、大框架下,本文旨在研究各家思想对鬼谷子的指导作用和积极影响。除此之外,《鬼谷子》该书在艺术上也同样蕴含了“集大成"的特色。文中不但充实了许多文学和美学理论,并于修辞艺术上也颇有成就,可以看作中国修辞学的源流。它在散文创作上更取得了突出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有其独创之处,饱含纵横之气。所以,研究《鬼谷子》的艺术成就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美学史、修辞学史、散文学史都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历史上众多的纵横家著作皆己失传,唯有《鬼谷子》得以保存,这本身就显示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更何况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游说之术,旗帜鲜明地表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因此,这本纵横家独存之书不仅可以当作一部学术著作来研究和评析,同时亦可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来阅读。关键词·O思想纵横游说鬼谷子TEXTSTUDYGUIGUZIABSTRACTAsafounderofverticalandhorizontalschoolstaple,Guiguziistheoutstandingthinker,strategistandeducatorinchina’SZhanguoperiod.HelivesinGuigu,writebooksandestablishatheoryandteachstduentswithauniquestyle.Transmitedtofuturegenerations,thebooknamed“guiguzi”,whichembodieshisallideas.晰ththinkersspringupinpre—Qinera,thisbookwhichinstructedbyGuiguzi,supplementedandmodifiedbySuqinaswellasZhangyiandothers,absorbsandfusesallofthevariousschoolsofthoughttheories,suchasTaoism,Confucianism,Y'm-Yang,militarystrategistandLegalism,isthemasteroftheideologicalandtheoreticaldoctrineofwork.ItCanbedescribedasamasterpieceinthehistoryofpre-Qinthought.ThereforeinthePre—QinLiterature,undertheframeworkof¨literatureandhistoriographyandphilosophy”threeputtogether,thispaperistostudyvariousthoughtsguidanceandpositiveimpacttoGuiguzi.Inaddition,thebook‘‘GuiGuZi”onartsimilarlyhasalsocontainedacrestcharacteristics.Itnotonlyenrichesmanyliteraturesandaesthetictheoryinthisarticle,butalsohasagreatachievementontherhetoricart,CanbeseentheoriginofChineserhetoric.Ithasmadetheprominentprogressintheprosecreation,whetherlanguageorstructure,hasitsoriginalplace.SO,todiscusstheartisticachievementsof‘‘GuiGuZi’’forthestudyofChineseliteraturetheorydevelopmenthistory,historyofaesthetics,rhetorichistory,hasverypreciousvalue.Manyofthestrategistsinhistorybookshaveswitchedlost,onlyhasⅡ“GuiGuZi’’canbepreserved,whichitselfhasdemonstrateditsimportantliteraturevalue.Moreover,thebooksystematicallysumsuptheartoflobbying,makepublicstandindicationofthepoliticalviewsandatideologicaltendencies.Therefore,thisaspectofthebookkeptalonehomeCanbenotonlytreatedasascholarlyworktostudyandevaluation,Canalsobereadasahistorybook.Keywords:thoughts;verticalandhorizontal;lobbying;GuiGuZi111目录前言……………………………………………………..1刖茜……………………………………………………..1第一章鬼谷子简论………………………………………2第一节鬼谷子其人真伪考……………………………….2第二节鬼谷子其书真伪考……………………………….7第二章‘鬼谷子>的思想特征………………………………13第一节清静自守,以柔克刚一《鬼谷子》的道家思想…………13一、道化万物的生成理念………………………………..14二、阴柔无为的治世思想………………………………..19第二节顺天应人,立身扬名一《鬼谷子》的儒家思想…………26一、顺天应人的民本思想………………………………..26二、立身扬名的入仕情怀………………………………..34第三节纵横捭阖,长短倾侧一《鬼谷子》的纵横家思想……….39第三章‘鬼谷子>的艺术观照………………………………50第一节《鬼谷子》之文学创作观…………………………50一、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52二、文学创作的传达阶段…………………………………57第二节《鬼谷子》之言语修辞观…………………………63一、游说辩论散文的修辞学理论…………………………..64二、各种游说方法的修辞实践…………………………….69结语…………………………………………….’………77参考文献………………………………………………’…78致谢…………………………………………………….81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82广西大掌硕士学位论文鬼宅汗文本研究.】.‘.--‘一刖吾诞生于战国中期的《鬼谷子》一书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价值:首先,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的纵横游说之法并成功地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游说修辞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其政治态度,是战国纵横家唯一保存至今的理论专著。其次,它吸收和融汇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各派学说的哲学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最后,这本书还富含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它可以从文学、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等各种角度去解读和品味,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态来观照它,自然会得到不一样的体会和启发。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战国时代为中华民族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尽管历史上纵横家十教九流中的一派并未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但《鬼谷子》作为先秦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产物,就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却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族又一向以精明智慧著称于世,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鬼谷子》这部研究游说技巧与谋略思想的智慧结晶,则最能直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主张阴阳化生构成万物,并从这一理论出发,认为说客策士可以凭借个人智谋、权术去“变动阴阳"、“以化万物纵横"。这一重视个人才智和权谋的思想同他诸家相比,具有突出的实用性价值和人文主义精神,于今天看来更是充满了不少现实意义。所以,认真研读《鬼谷子》,深入探究和挖掘这部著作的政治、哲学、社会、军事等思想价值,能使我们备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对当代国民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匪浅。另外,由于鬼谷子一直隐居为生,死后又褒贬不一,故后来逐渐神化,富于传奇,并被道教、兵家、相术等许多行业奉为祖师,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是一位由真人转化为宗教人物、神话传说人物的典型代表。因此,研究鬼谷子对研究我国宗教文化、神话文学及民俗文化史等也都具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第一章鬼谷子简论作为战国时期纵横学派的开山鼻祖,纵横学说和游说理论的奠基者和创始人鬼谷子,他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特殊的一位,身上充满了历史性的神秘色彩,他的传世之作《鬼谷子》也由于其作者的原因而饱受争议、褒贬不一。千百年来,学者们对于鬼谷子其人及《鬼谷子》其书的真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要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九流十家’’之一的纵横学派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势必首先要借助于各类古籍文献及《鬼谷子》本书的思想内容,来探讨一下鬼谷子其人其书的真伪以及其生活地域的各种问题。第一节鬼谷子其人真伪考由于鬼谷先生的存在是否为客观事实则直接关系到《鬼谷子》一书的真伪,所以要考辨其书的真伪,则首先需要搞清楚其作者的来历。鬼谷先生究为何人,其生平年代又如何,到底于历史中真实存在、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答案是肯定的。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鬼谷先生的的确确生活于战国时期,因其姓名不详,后人根据其居住地“鬼谷”而谓之为鬼谷先生。如南朝时期李善注引的《鬼谷子序》中曾提到: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史学家裴驷在《史记集解》里则援引东晋徐广之语直言:徐广日: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①李善:《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司马迁撰,裴驷集解,张守节正义:《史记》第5册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2广西大学硕士掌位论文唐人司马贞所作的《史记索隐》也坚持徐广的说法,亦言:按: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由此可知这位上古时代的隐士,他不肯透露出自己的身世和姓名,而是以其所居之地自取名号,并且几段材料都旨在讲明一个问题,即是先有“鬼谷”这一地名,而后方有“鬼谷先生"这一人名的出现。所以,鬼谷作为地名,子则是我国古代对贤人的尊称,鬼谷子即为居住在鬼谷的贤者。其实像鬼谷先生这种无确切之名的情况在先秦时期还有很多例子,正如《左传》中介之推的话:“身将隐,焉用文之?"《论语》里的“荷葆丈人"、存有著作的“鹃冠子”,还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记的老子等,都是一些满腹经纶而又不愿意将其真实身份告知与人的圣人和隐士。司马迁在《老子传》中先说老子名李耳,为周代藏室的史官,接着又怀疑老子可能是老莱子,言其修道养寿,活到二百余岁。众所周知,大史学家司马迁对待历史均报以“不虚美、不隐恶"的非常严肃的态度,然而对于距离他几百年的老子都难弄出个所以然,只能靠采用存疑的方法来解决,可想他对这个避人隐处的鬼谷先生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历史上但凡像鬼谷子这样的大哲人、大智者,都热衷寄居于山林田野,认真钻研于学术技艺,隐姓埋名而不愿众人追捧,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既不在乎当代人的看法,更不会计较后代人的评论,怡然自得而终其余生。这批隐士型学者倒是逍遥自在,然而却辛苦了后世那些喜欢刨根问底的考辨专家。即便如此,关于鬼谷先生生平事迹的典籍著录,依然还是要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作的《史记》中下手,像《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列传》里也云:①司马贞:<史记索隐卜4》第196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3广西大国幽鼋旺b掌位论文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根据这两则材料的记录,我们得知鬼谷先生应该为战国时代名重一时的大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二人的老师。又由此两处材料的陈述,亦知司马迁本人是承认了鬼谷先生的真实存在,只是未能细致、具体、明晰地交代出鬼谷先生的行事罢了。然司马迁之提法,在两汉时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西汉末年赋学家扬雄,东汉初期的哲学家王充以及末期的学者应劭等都认为鬼谷子是实有其人的。首先,扬雄的《法言·渊骞卷》里明确指出: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说的是有人以苏秦、张仪二人跟鬼谷先生学习纵横游说之权谋术略,致使中原一带停止硝烟长达数年之久,是否为真人真事来向扬雄请教。后面紧接着扬雄便答道:“诈人也,圣人恶诸。"虽然扬雄是站在维护儒家正统的角度来就此问题辩驳,其个人并不赞同鬼谷子所教授的阴谋诡计,但从侧面上却也肯定了鬼谷子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足见苏秦、张仪学师鬼谷的事迹在当时流传之广。东汉的王充亦如是说,他在《论衡·答佞篇》中日:问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将有师学检也?井日:佞人自有知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纵横,师则鬼谷也。传曰:苏秦、张仪纵横,习之鬼谷先生。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日:“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苏秦相赵,并相六国。张仪贫贱,往归苏秦。座之堂下,食以仆妾之食,数让激怒,欲令相秦。仪忿恨,遂西入秦。苏秦使人厚送。其后觉之,日:“此在其术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苏君者。”。王充在文中不但直接肯定了苏秦、张仪两人师从鬼谷先生的说法,并冠之以①《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四部丛刊》景印,上海涵芬楼藏,明通津草堂本。4广西大掌硕士掌位论文“传日"的方式,重点记述了鬼谷子考查苏、张二弟子学业成就等细枝末节情况以及张仪不如苏秦学习“纵横之术"的原因。当然这里面或许存有穿凿附会之嫌,却都突出地表明了鬼谷先生的故事之流传生动和广泛,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鬼谷子的传说也逐渐偏离历史的原貌了。总之,于两汉人的眼里,鬼谷先生的传说是真实可信的,他的的确确就是那曾经“连六国纵亲"的苏秦,还有“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的张仪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大纵横家的师傅。汉朝距战国尚未算远,较之于后代理当存有更加丰富而可靠的历史材料,又在此两汉数百年期间,仍未出现过任何有关怀疑或否定鬼谷子其人的证据。故而,我们当以司马迁、扬雄、王充等作家学者的文献记录为依托,断定历史上确有鬼谷先生其人,并将其生活年代限于战国时期,是当时著名的纵横之祖和谋略思想家。正如东汉末年的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里对鬼谷子所给予的公允评价那样: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然而大概自魏晋时期开始,鬼谷子身上的光环也被无限地神化和夸大,其后成为颇具仙风道骨的隐逸之士,直至演变成虚幻的传说人物和超越时空的神仙。这无疑影响了后人对于鬼谷先生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像三国时期的蜀国人谯周在其《古史考》中首次提出:仪、秦受术鬼谷先生,“归”之声与“鬼”相乱故也。。谯周在这里虽不否认鬼谷先生为苏秦、张仪两人的授业老师,但他却把“鬼谷"理解为“归谷”,云“归谷先生"就是一位归隐山谷并于此授徒的仙人逸士。到了西晋时期,郭璞沿着谯周的论调继续发挥,在其《游仙诗》里更加具体、生动、地对鬼谷先生的隐居之所“归谷”给彩绘了一番: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朱星元:《战国纵横家研究》引《史记集解》,东方学术社民国二十四年五月版。@谯周:《古史考1卷》,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5广西大聋颂士掌位论文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郭璞在诗中着力把鬼谷子塑造成一位近乎绝人避世的道仙形象。谓得道之人鬼谷先生住在高耸入云的清溪山上,过着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而为什么他会选择住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呢?原来是由于他思慕尧舜之时归隐颍川的“洗耳翁"许由的缘故。郭璞并且在《登百尺楼赋》里留下“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两句话(《汉魏百三名家集·郭宏农集》),夸赞鬼谷子是可以同伯夷、叔齐相媲美的隐士。仔细推敲郭璞所作诗句,再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郭璞表面上无论是歌咏庄周抑或是慨叹鬼谷,而实际上却为自解自嘲,旨在于抒发自己长久积压于心的愤懑之情,并以此自况表其避世遁隐之志。这又跟西晋时期固有的“文化高压’’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正体现了当时特殊的文人心态。郭璞之后,东晋王嘉的志怪小说《拾遗记》里亦称“鬼谷子"为“归谷子"。南北朝时期,道教一时兴起并迅速蔓延开,鬼谷子凭借着自己的赫赫名声,亦被道教徒们卷入了繁复芜杂的神仙体系之中。齐梁道士陶弘景所著的《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还将鬼谷子列为神道真仙的第四等左第十三位。稍后唐末道士杜光庭的《录异记·仙》硬是将鬼谷子同道教三清之太上老君扯上关系,其日: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自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受道弟子百余人。。其后,关于鬼谷先生的传说更变得神乎奇乎、玄之又玄,他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徘徊于人神之间,衍变成许多行业的祖师爷。也恰恰基于此,人们对鬼谷先生的身份认识渐变得模糊起来,开始有些学者怀疑鬼谷子的真实性,但仍有不少人坚持司马迁的说法。如南宋目录学专家陈振孙、清代版本学家钱曾及文献学大家严可均等历代学者都一直遵循《史记》的提法:战国时苏秦、张仪所师事者,号鬼谷先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鬼谷子无乡里族姓名字,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钱①陈清泉:《诸子百家考》引《游仙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印行。@《道藏要籍选刊》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6广西大学硕士掌位论文t曾《读书敏求记》)秦字季子,洛阳轩里人。师事鬼谷先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因此,我们依据汉代人关于鬼谷先生的记载并综上所述,可知鬼谷子应该是一位活动于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和权谋家。另据苏秦、张仪等其学生的活动年限,可推断他大概出生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卒于公元前320年左右,他也确实隐居于鬼谷,并且于晚年时才开始隐居,其隐居山谷的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刻苦钻研纵横天下的权谋之术。我们从他对于把握世情、说主献计、谈辩技巧的高明论述来看,又可以断定鬼谷先生必然有过一段为期较长的政治外交斗争的实践经历和社会生活,否则他是难以体会和总结出这些博大精深而又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权变之术。所以,鬼谷先生晚年隐居山谷,潜心治学,吸收和融会先秦诸家思想的可取之处,总结社会斗争经验,广收门徒,教他们以纵横权变的政治斗争术。他教导学生的最终目的和考察学生合格与否的主要标准便是“耐能分人君之地",为学生树立了博取功名、封王拜相的人生目标,这也就同后来遁隐山谷、修身养性、炼丹服药以求长生不老的“隐士”有着质的区别。故而说鬼谷先生是先秦纵横学派的创始人、纵横理论的奠基者和政治权谋术的总结者。第二节鬼谷子其书真伪考经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已经基本确定鬼谷子为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是大纵横家苏秦和张仪的老师,那么《鬼谷子》这本纵横学派的独存之书又是否为他的亲笔著作呢?春秋战国时代,学者们著书立说往往取本人名号作为书目,如孟子之作日《孟子》,墨子存书日《墨子》,韩非子作书日《韩非子》等。依此类推,《鬼谷子》一书的作者应该为鬼谷子本人。然而却因该书未被东汉的官方历史文献《汉书·艺文志》所收录,而直至唐代的《隋书·经籍志》才有所反映。基于此,后世学者对《鬼谷子》一书也各有说辞,自唐以来,有些坚持是鬼谷先生的原著,也有些认定其为汉代以后的伪书。首先是唐代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对该书的真伪提出了疑问,并且直接否定了鬼7广西大尊明页士掌位·沦文鬼名卜子文本研究谷先生的著作权。他于《辩鬼谷子》一文里讲道:《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塾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其为好术也过矣。。柳宗元在这里说的甚为透彻,刘向和班固均无收录《鬼谷子》一书,故该书不可能是先秦时期的著作,其作者更不会是鬼谷先生了。然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子部·纵横家》的记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又得知,《隋书》是认定当时流传的《鬼谷子》三卷为战国之时隐居于鬼谷的那位鬼谷先生所留下的。可是,《隋书·经籍志》同时又著录了乐壹注释的《鬼谷子》三卷,《史记·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云:《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似乎在说《鬼谷子》即是刘向《七录》所著录,而由《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苏子》,其作者实为苏秦。苏氏意欲神秘其书,故将自己的作品托于老师鬼谷先生名下。随后,后晋刘啕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北宋欧阳修所撰的《新唐书·艺文志》皆承该说,均以苏秦之名署为《鬼谷子》的作者:《鬼谷子》二卷,苏秦撰;又三卷,乐壹注.(《旧唐书·经籍志》)《鬼谷子》,二卷,苏秦,乐壹注。(《新唐书·艺文志》)南宋王应麟所撰《汉书艺文志考证》亦断言《鬼谷子》为苏秦所作,其文云:o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8乐壹有苏秦假名鬼谷之语,而《鬼谷子》有《阴符》七术及《揣》《摩》二篇,合之《秦策》所记,则《鬼谷子》乃苏秦书明矣。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明,他从古书的成书过程出发,主要考究了《鬼谷子》与《苏子》的关系,于《古书通例》中谈到:盖《鬼谷子》为苏秦手著,其《战国策》中合纵说六国之词,不在此书之中。向合而编之,为《苏子》三十二篇,(或是秦、汉间为纵横说者所编。)故《鬼谷子》不别著录也。。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是苏秦作了《鬼谷子》,该书同其游说辩论之辞到了汉代一并被刘向合编成了《苏子》。上述这些均为《鬼谷子》是由苏秦所作,或是混入《苏子》成为其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仅需仔细思考一下,便能找到此说的不少漏洞。乐壹距苏秦之战国中期时有八九百年,其说苏秦“欲神秘其道"而假名于鬼谷先生,纯属个人的主观猜测,即便其说辞不假,此论依然存有问题。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列国纷争,大纵横家苏秦先后游说秦国与楚国,最终合六国之纵以抗秦,后挂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其声名大噪,可谓家喻户晓,又何必如此麻烦托一隐士之名来流传其书呢?随便翻阅一下先秦的文献,都能在《战国策》、《吕氏春秋》、《战国纵横家书》等文中找到苏秦的名字,而关于鬼谷先生的生平却鲜有记录,可想而知当时谁之影响更大。另据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载,苏秦别有《苏子》三十一篇传世。今考《太平御览》,既录有《苏子》引文10条,又录有《鬼谷子》引文19条,可见北宋初年,《鬼谷子》与《苏子》两书仍同时发行于世,焉能讲《鬼谷子》为苏秦假托而作呢?另据史籍记载苏秦生前从未著书,《苏子》亦非苏秦自己所编,《鬼谷子》更非苏秦之手著。《苏子》在内容上主要是后人收集和编录的苏秦同其兄弟的有关书信、谈话聊天和游说言辞等。例如有《苏秦始将连横》、《苏秦从燕之赵始合纵说赵王》、《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等一些篇目。那么既然这样,该书的文本性质就同记述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战国策》极为相似,而不是系统的纵横学说理论。①余嘉锡:‘古书通例》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9广西大国}硕士掌位—沦文此外,又知唐代曾出现两卷本和三卷本两种《鬼谷子》,其中两卷本《鬼谷子》或为《苏秦书》,惜早已亡佚,今无可考。所以综合以上各点,今本《鬼谷子》确定不是《苏子》,也很显然不是苏秦手著。故将《鬼谷子》等同《苏子》,或认为该书为其中的一部分的观点都是不可信的。其实关于《鬼谷子》的作者问题还存有其他一些观点,例如明代诗人杨慎曾在其《鬼谷子评注》中提出新说:今案“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误也。高似孙《子略》但谓《艺文志》无《鬼谷子》,何其轻于立论乎!他的意思是说《鬼谷子》实为《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所著录的《鬼容区》,只因字形相似而被人误解。此论一出,就遭到其稍后之文艺批评家胡应麟的强烈驳斥,他在《四部正讹(中)》言:案鬼臾区,黄帝之臣,《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鬼容区》三篇,与《风后》、《力牧》连类,说者谓即“鬼臾区”,以“臾”、“容”声相近,是矣。而杨以为“鬼谷”,则“区"字安顿何所乎?o胡应麟这里否定了杨慎的谬论,即便是“谷”与“臾”在上古之时可通用,但“区"字却无法解释。当然今天我们无论是从音韵抑或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存有较大的差别,是知《鬼容区》即《鬼谷子》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而胡应麟随即又提出了“后人伪造说’’的观点,这或许也是受到前人柳宗元的影响。其后清人姚际恒也同意了胡应麟的这一观点,并于《古今伪书考》中亦云:Ⅸ鬼谷子》,《汉志》无。《隋志》始有,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案《史记·苏秦传》云:“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索隐》日:“乐壹注《鬼谷子》书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然则其人本无考,况其书乎。是六朝所托无疑。兄子之、高似孙皆信之,过矣。。①顾颉刚校点,《古籍考辨丛刊<四部正讹>》,中华书局1955年版。@国学基本丛书,《古书辨伪四种<古今伪书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10广西大肖昀页士掌位论文可见,姚继恒不但坚持“后人伪造说"的主张,并怀疑鬼谷子本人的真伪,将该书的伪造者具体限定为六朝时人。随后,近人梁启超、钱穆皆从是说而补充发挥之。倘若《鬼谷子》系由东汉人伪造,那么东汉之前不可能有人见过此书,然而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鬼谷子》早已在西汉时期就流传于世了。刘向的《别录》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均未著录它,但刘向的另一部著作《说苑》里却清楚地提到了《鬼谷子》这本书,其《说苑·善说》中谓:《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i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本段文字虽不见于今本《鬼谷子》,但其顶真修辞格的惯用手法和游说纵横的思想意旨,与今本基本一致,可看作该书的佚篇之文。同样说明刘向在当时就已见到过编订好的《鬼谷子》一书。至于刘向的《别录》为什么没有著录该书,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与刘向本人的“独尊儒术"思想有关,没录此书。其二录了此书,但于后人传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脱漏了。当然《别录》作为宫廷藏书的校理成果,也不可能录尽西汉时代的所有藏书。刘向之前,司马迁亦曾援引了《鬼谷子》的文句,其著《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言: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司马贞《史记索隐》称该旬出自于《鬼谷子》,司马迁引此原文以成其章,因而冠之“故日”。这表明唐朝时期《鬼谷子》的版本上,仍旧可看到今本己亡佚的“圣人不朽"该句话,故司马贞言太史公《自序》援用了《鬼谷子》之文。今按司马氏引文,正与今本《鬼谷子》文句相类,当属《鬼谷子》原文无疑。又代表《鬼谷子》重要主张的“忤合"一词亦频频出现于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例如《淮南子·汜论训》云:“忤而后合,谓之知权。"《淮南子·人间》亦日:“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因此,就《淮南子》、《史记》、《说苑》广西大碧昀炙士掌位簧咒赶等这些西汉著作引用《鬼谷子》的情况来讲,是则《鬼谷子》存于西汉时期无疑了,故将它认定为东汉以后之人的伪造显然属于主观臆断而缺乏事实根据。这正如俞楼《<鬼谷子>真伪考》里的话:此书组织条理系统,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诸子罕有其比。其词义古茂,韵依古声,断非后世所能依托者。。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断定《鬼谷子》一书当出于战国时期,而《鬼谷子》既非其弟子苏秦原著,更非东汉以后的好事者所作,正所谓伟大的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著作。又鬼谷子为战国时期人,《鬼谷子》书中的思想是战国时代的思想,《鬼谷子》书中反映的现实,是战国时代的现实,《鬼谷子》的文风与语言,皆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按着战国时期著书者常用自己的称呼当作书名的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认为,《鬼谷子》的作者即是鬼谷先生本人。但是,由于古代著作的成书程序相当复杂,从思想酝酿到口手相授再到文字记录,从句段整饬到篇目集结再到排版装订,不可能由一人于一时一地完成。所以最终成型的作品无论是内容抑或为形式,必定经由其门徒整理、补充、修订、编撰而成,这兴许就跟祖本差异甚大。即使该书在编定之后,流传过程中亦有机会产生内容增损、字句错讹、章节散佚等现象,而明显与成书之时的原貌有所区别。然而这些却丝毫不影响该书原创者的著作权,因为他提供了本书最初的基本内容、根本思想和主体篇章。当然这本书为鬼谷子原著也好,苏秦等人修订过也罢,而它的客观真实性又都反过来证明了鬼谷先生其人的历史存在。①俞校:<鬼谷子新注》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12广西大掌硕士学位论文第二章《鬼谷子》的思想特征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鬼谷子》一书,作为纵横学派的唯一理论著作,它以经世致用和建功立业为追求目标,具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和人生社会理想。《鬼谷子》积极探讨了前代游说之士以及个人社会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综合考察了当时社会的国际政治形势,在实用主义的大前提下,吸收和融汇了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学说的精华之处,最终形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纵横学说,后再经由其学生将此理论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事功,从而促使纵横学说名显于世,并推动了战国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因为鬼谷子的纵横理论并非针对某一家,以之为敌而加以摒弃,故带有着明显的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及法家等各家综合的思想特征的痕迹,可谓是先秦思想史的集大成之作。换言之,鬼谷子的纵横理论是在“百家争鸣"这一巨大的政治思想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由论争走向融通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此外,该书在许多地方还充满了强烈的辩证思想和民主精神,并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唯物主义色彩,故而它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主要从道家和儒家两大显学对《鬼谷子》的影响,来探究鬼谷子是如何继承和发展各家思想而创立其纵横学说的。第一节“清静自守,以柔克刚"一《鬼谷子》的道家思想《鬼谷子》的纵横学说里有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范畴,它们就是“谋略思想”和“游说方法”。二者合起来就构成了鬼谷子纵横学说的主要研究对象。谋略思想为言说内容,游说方法则为表达形式。其实“游说”的实质内容就是纵横家本人的谋略思想;而“计谋策略"又须借助于有效的游说方法和技巧才能完成。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内容与形式的表里联系。鬼谷子又依据老子的“阴阳”观和“道’’学思想,给其谋略的理论构建找到了一条合理的途径,并对道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适当的补充和发挥。13广西大譬明页士瑚坼盘论文鬼圣浔文本研究一、道化万物的生成理念“道"作为先秦哲学的最高理论范畴,同时也是道家哲学的核心理念。老子的《道德经》里曾多次提到“道”,并对其进行了解释: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其谁氏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日复命。(第十六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因行而不始,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所以于老子眼中,“道"无疑是“万物之宗",世界的万事万物均是由“道”衍生出来的。它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也是支配世间万物运动的普遍规律。然而对于老子的“道",究为何物,历来却说法不一,有人解释它为精神性的本体,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有人主张它是宇宙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混沌之物。当然不管“道"是主观精神也好,客观存在物也罢,却都丝毫不影响老子关于世间万物的生成模式,即道先生一,然后生二,再者生三,终生万物。故而“一"和“阴阳”在这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只有当它们作用在“虚静"的情态下,才能衍生新事物。这也正体现出道家辩证的哲学体系中“无中生有"的基本原理。鬼谷子的哲学思想里亦有着与之类似的宇宙生成模式。其《本经阴符七术》的“盛神"章里体现的尤为明显:养神之所,归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得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①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第19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以下鬼谷子原文及陶弘景注解,皆引自此书,故不在正文里一一标出。14广西大等瞻页士掣啊立论文鬼召—卜文本研究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讲,天地之本原或开始即为“道",它在生成宇宙的过程中,首先要完成“一”的化生,因为这个“一"乃是“道"开端,它才是万物的纲纪。第二句是讲“一"在生成天地和万物之前还包含了一个“化气"的环节,即“一"先化成“气”而后生天地。这便是先秦时期鬼谷子的“气化"生成论的唯物思想。如此一来,鬼谷子关于宇宙的生成模式便非常明显了:道先生成一,一再化作气,气后生成天地,天地化生万物。鬼谷子对于世间万事万物生成的诠释过程,尤其还重视“一刀的决定效用。他将一看作是“道”化生天地万物的开端和养心的目的与结果。虽然道是神明的起源,但“一’’却是变化的开端,而发“神明”之功用,心里若能守住“一",就能掌握住道术。因此在鬼谷先生眼里,“道’’只不过为被架空了的天地万物之根由,而“一’’才是宇宙生成之本。所以,最后修炼得道的理想人物“真人”只有把握住“一"的变化,才能怀天道,养育万物。而《实意》章里又着重从游说方法和心态的角度谈一之神奇功效,亦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侯之也。……以观天地之辟,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始终,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是谓道知。”可见鬼谷子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老子“道”论的进一步发挥。实际上《道德经》里也强调了“一"的重要作用,并将一等同于“道"的本质和实相,故日: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二十二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鬼谷子除了特别注重“一”的宇宙生成作用外,对“道”的唯物主义阐释也更为鲜明。这在其诸多篇目里均有展现: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捭阖》)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应》)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抵城》)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广西大粤明司nb学位论文鬼·谷子文本研究虽成必败。(《持枢》)上述所谓“道"、“道之大化”、“无形"、“自然"和“天之正"等都是在“普遍法则”、“客观规律"和“混成之物"的意义上来体味“道’’。说到底皆是老子道论的体现。再加之上文本经阴符里提到的“气化”哲学,同《道德经》相比,《鬼谷子》它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道”的概念就已普遍获得了诸子百家们的接受,只是每家都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适时对“道"的概念做出修整,并赋予了它崭新的内涵。像儒家先用社会伦理道德来阐述道,法家则以政治法术来解析道,墨家又用名实关系或形式逻辑的范畴来体悟道,其分别谓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Ⅸ论语·宪问》)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日:有国之母可以长久。(《韩非子-解老》)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理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而鬼谷子不但给道家的宇宙生成观增添了新的诠释,还将其擅长的纵横游说之术也纳入“道"论中,为其思想学说寻找理论支撑。他直言说: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阖者,天地之道。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捭阖》)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反应》)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天地无极,人事16广西大乌铂日nb掌位鬣譬≮鬼{卜予-文本习院无穷,各以成其类。……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本经阴符七术·转圆》)作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道",虽然变化无穷,总是各有所属。“捭"与“阖"两字翻译过来即“开言"和“沉默",它亦是自然法则,此处专指游说的方式。与道相追就是说在选择或采用捭阖的游说手段之时,务必要与“道"这一自然准则相结合。换言之,捭阖就是受“道"支配与左右的游说手段。所以捭阖讨论的虽是变化多端的游说方式,实际上也可以当作是“道"的根本变化。而“反复"的纵横游说之法依然也是由“无形"的道来产生出来的。圣人更是发扬自然造化之“道”,转圆为方,并以为谋略思想开始后的一切举动无不包容此道。简单地讲,鬼谷先生就将纵横家们的“游说捭阖之术"理解为因“道"而生的产物。再者,鬼谷子的捭阖之道还进一步阐述了老子之道“无”的抽象思想特征。《道德经》里就格外注重“道常无名和无形”的表面体貌特点。言“道"体是不可睹见、不可聆听、不可触摸的的混成之物,其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于是可知,鬼谷子也是把他的纵横游说之术视作“道"下之一术,并由“道”来主导和干预。鬼谷子用纵横捭阖术来对老子之道进行阐释,直接便是对其“无形"的特点设置了某些限定或者细化而已,而老子之道的发展变化在鬼谷子这里只不过演化成“反覆、抵城、飞箝、忤合、揣摩’’等说人谋事的行为罢了。鬼谷先生以为,捭阖游说之术同“攻城略地’’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比较,固然显17广西大掣瞻页士芎q立论文得轻于鸿毛、微不足道,却时常也可以实现“远攻近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举足轻重的说服功效。因此说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乃是道之“常无为而无不为"特点的最佳证明。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鬼谷子有关“道"的理解正是对于纵横策士个人所从事的政治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故于某种特定的领域里发展和完善了“道"的通行理论含义。“阴阳",在从“道"至世界万物的演化过程中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老子眼中,道是通过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而生成天地万物的,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鬼谷子也接受了这种阴阳化生世界万物的观点,并把“阴阳”之说引入了他的纵横学说的领域中,借此来解决有关游说谋略理论的生成过程,言“道"是通过“阴阳"而产生“游说之术’’的。其《捭阖》篇云:捭阖者,天地之道。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闺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言。可以说入,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开启闭合,推动阴阳的运转,促使万物生长变化。开合有节,阴阳和谐,始终恰当合宜,故两者相互交感,而后衍生其游说之术。此处“捭”与“阖"两者按照鬼谷先生的划分,又各自分属为“阳性”和“阴性”两类截然不同的事物,而这种“开启闭合”的自然法则,又可以通过阴阳两方面来施行。在游说形式上,或用“阳言”铺张扬厉,或用“阴言”娓娓道来。所以这么一来,鬼谷子的捭阖之道同其阴阳之道必然存有共通之处,而捭阖专指纵横家的政治游说活动,因此捭阖游说之道可以看作是其阴阳之道在特定领域里的具体演绎。纵横家们的游说之术虽是以诡谲善变、无影无形而著称于世,但究其根本仍然是以道之“阴阳"来划分开的。就连纵横术练养之“本经阴符’’亦是如此,“人的内在的修养、素质为本为阴,而外部的表现或治理外物为末为阳。经符都含有标准的意思。"∞鬼谷先生不仅利用阴阳来阐释、圆说捭阖术,还将其延伸至社会①方向东:《鬼谷子注评》第114页,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18广西大胄啊页士学位簧览≮生活的层面上去了。他以为“阴阳"两级非但能够完全地统领天地万物,而且更能用于区分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理,故云: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日“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日“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日“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鬼谷子将“自然领域里的阴阳普遍学说应用于社会理论中,从而产生变动阴阳而利导之的能动性社会世情论和斗争观。”①他巧妙引进的这种“阴阳之道”,又使纵横学派的谋略思想学说更加趋于完备了。综上所述,鬼谷子先是将纵横学派的“游说辩论术"归结到老子的“道"论中,又用道家的“阴阳’’观来进一步解释“游说之法’’的产生过程,使之化身为“道"术的一种。这也就表明,老子“道”学体系中的诸多抽象思维和哲学原理均可用于阐释有关鬼谷子的“谋略"和“游说"等基本思想理念。如此一来,鬼谷子的“纵横之学’’不但以老子的“道"论为思想依托,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源,使其纵横捭阖的思想学说步入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正轨上来。鬼谷子在对道家思想继承、吸收、借鉴和发展的同时,也制定出了一系列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权谋计策,成功地组建了自己一套完备的纵横学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直接培养出了苏秦、张仪、公孙衍等大批优秀的纵横说客,在战国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合纵’’与“连横”等风云变幻的戏剧场面,左右和控制了整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其影响不仅广泛和深远,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人生哲学的思想领域里也绽放出了一支绚丽的奇葩。二、阴柔无为的治世思想鬼谷子不但从老子的“道”论那里找到了思想源头和理论支撑,还对道家“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和处世原则改进了一番,将其引入到纵横学说的领域中,用它来设计游说谋略的总原则。在老子的“道"论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自然无为"。所谓“自然",是就天地万物的运行状态而言的,也即任由其。郑杰文:《鬼谷子人生智慧》第9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广西大萼明页士掌位论文鬼奢—卜文本研究自由自在的发展;而“无为",则是针对人的活动情况或从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角度来讲的,即是要顺应自然而不施以人为的力量来干预其发展变化。“无为"的概念,是对“自然”观念的进一步说明,两者实际上所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意思。合起来,便知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世间万物都应该按照其本身的形态状况一直发展下去,而不必用外界的因素去限制或改变它。故老子二十五章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后五十七章又提到“无为"的治世结果,“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同道家一样,纵横家也特别提倡这种“无为"的思想,“无为”一词在《鬼谷子》里多处可见。其日: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捭阖》)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忤合》)依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谋》)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本经阴符七术·盛神》)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本经阴符七术-损兑》)第一段的“无为"二字是指遵循交谈对象的个性差异从而采取各种各样说服对方的手法。故此处之“无为’,还表现出策士需要关注游说对象特征的含义。至于第二段则与老子六十三章所言之“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最下面三则材料也都包含有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的意思。这也就跟老子第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主张是相通的。可以看出,鬼谷子明显是借鉴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为其纵横理论寻找到一个总的设计方法和做事准则。当然这里面还包含着纵横家十分强调的智慧谋略的因素,提出了“无为而贵智"及“心贵智”和“智贵明"的立德思想,而这点又明显有别于道家的“绝圣弃智"的道德观。鬼谷子的处世方法不但深受道家“无为"论的影响,还从该思想引申发挥出“因顺和依据’’的理念。其多篇均有涉及: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反应》)因化说理,通达计谋,已识细微。(Ⅸ抵蠛》)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忤合》)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长。有主因。(《符言》)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自然之道,以为实。(《本经阴符七术·损兑》)第一句是讲因顺这样或那样的道理来侍奉君主和管理臣民。第二句是谈依据情况的变化来采取计谋,陈述事理,防微杜渐。第三则材料也多次提到“因",这里面亦包括有因循形势和机宜、顺应天时和自然的“因顺"内涵,亦被看成是“圣人"立身处世之道的基本行事原则。这也正是《谋》篇所谓“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的游说策略的设计道理。而第四段则主要在谈君主统治的依据,那便是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赏罚分明。最后一句也是说根据自然之道来做实际努力。其实老子的《道德经》内也富于“因’’的思想,只是未能用“因”字来进行解释。比如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王弼注日:“顺自然也。"而鬼谷子的《谋》篇也明确讲到了这一观点,并且具体提出了制服不同游说对象的“所因之物”,它们分别为: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故愚者易敝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一一是因事而裁之。这段话意为:为人谋划事情,均须因循规律,找到对方所依靠的东西,从而探求其真情,具体就要对接受者的外表和内心的亲近疏远作出甄别,使用不一样的论辩方式。另外还要顺着对方的疑虑来消除它,顺着所了解到的一切来证实它;顺着对方的说法来结交他,顺着对方的形势来成就他;根据对方所厌恶的东西,2ljA.西大擘q|Eb掌位论文鬼圣卜予·文本研究为他谋划对付方法,根据对方所担心的东西,为他设法排除。依据对方心态或状况的变化,对自己的游说形式适时作出调整,方使其策略思想被对方乐意接纳和采用,这也就是“因顺和依据"的本质内涵。而所谓“因事而裁之",就是依据游说对象的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说辨方略。该词语可看成是纵横家谋略思想与游说方式所应遵守的总方针,并于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唯物主义的理论色彩。道家的“无为"理论中还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崇尚柔弱的思想。老子自身也一直本着“弱者道之用”的处世态度来履行他“无为而治"的人生和社会理想。《道德经》里有很多章节都提到了这种弱用之道:柔胜刚,弱胜强。(第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与此同时老子又举了自然与社会当中许多柔弱胜强的例子,来说明阴柔具有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则常说“老聘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于“柔弱"的作用,《列子·黄帝》篇也有段精彩的论述: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日柔,常不胜之道日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柔,先出于己者。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则殆矣。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以此胜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谓不胜而自胜,不任而自任也。鬼谷子不但接受了道家的“尚柔"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谋略的产生和使用过程中,将其逐步改造成谋略“阴柔”的本质特征。他在许多篇中都说在制定和运用谋略之时须刻意遮掩、隐秘其道。故言:广西大肖明页士粤q立论文用之有道,其道必隐。……故微而去之,是谓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圣人谋之于阴,故日神。成之于阳,故日明。(《摩》)故阴道而阳取之也。故日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之道阳。……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日:“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谋》)两则材料都是在讲,谋略思想必须在“阴’’的状态和条件下才能生成,没有阴柔的作用,就谈不上是“计谋策略”。所以圣人用计隐藏不露,愚人使谋却大肆张扬。“阴"者实为计策的主要特质。应用谋略的根本原则,就是使其“阴柔”并且要暗中策划以体现高深莫测,这样才不会被动而受人控制和摆布。其实老子的“弱用之道’’里也隐含着一层“阴”的意味,表面上他似乎给人以“柔弱’’的感觉,实际上却深藏不露,以免备受瞩目而名高引谤。这其实也便是老子所倡导的“自知之明”的高深之处,其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第七十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七十二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三十三章)比较发现鬼谷子的“阴’’谋理论显然是受到了老子“尚柔”思想的影响。而鬼谷先生的“阴柔’’理论既然是针对谋略思想的,所以它必然要运用到游说过程中去指导说服工作,于是这种“阴柔”思想就具体体现为“以柔克刚”的基本原则。鬼谷子的“以柔克刚"原则就是具体设计了纵横游说之徒以自己之“阴柔弱小"来克服、制御统治者之“刚硬强盛"的成功游说模式。谋士游说高高在上的君主,目的便使当权者们能够依照自己所设想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或路径来解决其目前遭遇的各种现实问题。对于能否听从接纳谋士们的意见和措施上,统治者占’有绝对的主动权,可看作是强者,而谋士则在游说中明显处于劣势,可理解为弱者。而怎样让统治者采用说客的计策谋略,达到以柔克刚呢?因此,鬼谷先生又为纵横家们拟定了一条“恐、动、证、应、塞、惑”的路线去走。其日:广西大学明页士国研止嵌譬≮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壅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谋》)这里是用揣摩之术使在位者恐惧,抬高地位使其触动,略设根据加以验证,露出表象使其响应,如果不知晓变化,就加以堵塞,使当权者迷惑。这么一来。位低权轻的谋士便成功地说动和制御了居高临下的统治者,从而获取以柔克刚之目的。其需弱者本身于开始阶段就应感觉到转成强者的历史必然性,然后希望饱满地参与政治生活,积弱变强,取而代之,因为强大总是由弱小积累而成,空余则是由不足积累而成,于是道术才得以实行。故《谋》篇谓之: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纵观鬼谷子的“阴柔”理论,又知它是基于阴阳辩证的思想而立论的。因为事物本身都含有阴阳两个方面、两种力量,相互推移,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了事物的本性及其运动的法则。无论自然抑或人事,都表现此“道”。鬼谷子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中到处都充满着对立性的矛盾。首篇《捭阖》开宗明义云: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此处出现的捭阖、阴阳、存亡、终始、柔刚、开闭、驰张等都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鬼谷先生除了揭示事物的对立性外,还尤其注重“阴阳”两者间的统一。也即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故该篇又接着讲: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一所谓天地阴阳的自然准则,也正是游说的原理以及万事万物的先导。如果说“以阳求阴’’和“以阴结阳"主要在于说明两者的相反相成,互为依托,而正所谓“物极必反”、“势强必弱刀的普遍法则,那么“阳还终始,阴极反阳”就旨在强调二者的相互转化。关于这点,《道德经》里亦早有暗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第三十六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所以鬼谷先生意在告诫纵横学士,游说别人的方法关键就是要善于把握好阴阳两极的相互依存与转化,再依据事件发展的客观状况,灵活变通。这也便是《反应》篇之“欲擒故纵"的反观战术。总而言之,只有将老子哲学中“阴阳转化"的普遍规律使用之得心应手,才能获取游说其他人的目的。足见其朴素的辩证法思维,以及老子的阴阳辩证理论对于鬼谷子的影响之深。故其说: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子也,出无问,入无联.独往独来,莫之能止。(《内楗》)倘若游说者真能做到《忤合》篇所言之“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从,乃可以横"的游刃有余之境界,那么他们也就达到了或仕或隐,进退自如的地步,致使对方毫无间隙缺漏可找寻了。所以说按着鬼谷先生的游说路数去走,纵横家们不但可以在历史变革的洪流中树立一番宏图伟业,并能确保自己在成功后全身而退。此境界也正是游说之徒极为关心的话题。所以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肯定,《鬼谷子》不仅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该理论应当看作是整个纵横学说的核心主张和根本方略。广西大萼幽页士掌位论文第二节“顺天应人,立身扬名刀一《鬼谷子》的儒家思想通过研讨鬼谷子,我们发现该书除了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其理论支撑,并且它还明显汲取了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为构建其纵横学说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鬼谷子》一书的儒家思想主要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带有强烈的现代“民本"精神的理论色彩。其二是饱含了积极的“入仕”情怀的思想特征。一、顺天应人的民本思想《鬼谷子》虽然作为一本纵横家的思想理论专著,却也体现了浓厚的民主精神的色彩。《鬼谷子》外篇《持枢》一文中这样写道: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败。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这段文字先讲了持枢的表层含义,即要掌握自然之道。春天萌生,夏天长成,秋天收获,冬天储存,这些都是天地万物的运行之道。它是不可以扰乱的,一旦有悖于它,即便一时成功,终究难逃失败的厄运。紧接着,鬼谷子将这种自然之道引申为人君之道,言帝王君主也应该掌握其治国之道,那就是使百姓生息,人民安居乐业,把百姓教养成长,并爱护民力,不可使用过度。即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的大同世界之思想。这种“顺天应人”的为政之道亦是不可违背的,倘若倒行逆施,虽一度强盛,也总归自取灭亡。所以,儒学圣人又告诫统治者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如土芥,是其祸也。(《左转·哀公元年》)广西大掌硕士掌位论文其言国家的兴盛衰亡全在于民众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而得人与否和民心所向,关键则取决于当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此等顺天应人的为君之道,是帝王君主治国的基本纲领。通过对《持枢》一段话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楚地领略到鬼谷子“敬天保民"、“顺天应人"的民本思想,他把天时或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同人君治国的道理紧密地结合起来旨在说明人民的历史创造性,这亦是鬼谷子对于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点的先行论述。顺天应人的“民本"思想是儒家所一直提倡的“仁政"理念的基本内核。孔子之“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都旨在说明顺天应人的为政思想。它最早源于《周易·革》。其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唐朝儒学大师孔颖达注疏日:“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后代都将“顺天应人"理解为顺应天命,合乎人心的意思。它因此也成为圣君贤臣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施政准则。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时期的诗人陈子昂的《谏政理书》就十分赞赏这种民本思想,其云:“逮周文、武创业,顺天应人,诚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泽休泰,兴乎颂声。"《鬼谷子》虽为纵横学说,却也非常重视顺天应人的为政道理,较之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其更加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主义的特色,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但有权参与国事并享受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在他的《抵城》篇里有详细论述: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或,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蠛罅”。’鬼谷子在此处描绘了一幅乱世的图景:天下分裂,上确没有英明的君主,臣下又道德沦丧,小人当道,肆意残害好人。社会纷乱,君臣互相蒙蔽,国家土崩瓦解,百姓流离失所,亲友反目成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下,就需要有作为的纵横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故其日:广西大掌硕士掌位论文圣人见萌城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本段文中多次提到“抵’字,所谓抵就是针对乱世所采取的计谋策略。乱世如果还来得及治理,便可采取堵塞的方法来加以补救,使其恢复到原有状态,倘若已毫无挽救之势,那么就想方设法推翻它,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便是“抵城"的原则,正如陶弘景注解:“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来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通过堵塞、抵挡、杜绝来使其销声匿迹或者是彻底摧毁。所以上古之时,五帝采用了前法,发现裂缝及时堵塞;而夏、商、周时代,则依次分别取代了前朝,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这亦被视作《鬼谷子》探究社会运行或变革所使用的两套为政方略,从侧面也反映出了鬼谷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理想,而很明显他又格外推崇采取抵峨措施的人,这也就是“圣人"。“圣人"一词在《鬼谷子》里频繁出现,具有着尤为特殊的意义。因为鬼谷子在面对这种周天子为诸侯挟持、“上暗不治,下乱不寤"(《内楗》);列国之间又恃强凌弱、战争频繁,此等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可谓是深恶痛绝。当他亲身经历黎民百姓生活于血雨腥风和水深火热的社会大环境,凡此种种无不深深地激发了他去找寻和探究能改变这一现实的“良方妙药”,所以于鬼谷子的内心深处,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渴盼着“圣人’’的出现,对“圣人"寄予了深切厚望,期冀圣人来扭转乾坤、以法治之,最终重返“圣君贤臣”的盛世局面,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或者说是时代在呼唤着圣人来完成天下的一统。关于这点,它又同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有所区别。故《抵峨》篇中云: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抵城隙,不可不察也。{陂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因此,既然是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圣人’’,他所用的谋略思想必然有其广西大尊口卸nb掌位崴咒走鬼名}一予·文本习柏怒非凡和奇特之处。鬼谷子的《内捷》篇里就特别主张对“道术"的发挥应用以及“功德”的建立;《决》篇里又具体总结出了圣人理政的五种手段;《符言》篇则是完全站在了天下人民的立场去讨论施政纲领,体现了纵横家们浓重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治民、安民思想: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入产业,曰楗而内合。(Ⅸ内楗》)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决》)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思虑者,则无不知。辐凑并进,则明不可塞。有主明。(《符言》)除此之外,他还极力推许和赞颂圣人善用“阴谋诡计"的治世思想,并且要擅于从自我下手,能够使这些谋略运用的隐秘、周密而合乎事理,故文中日:己不先定,牧人不正;用事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牧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反应》)。圣人谋之于阴,故日神,成之于阳,故日明。……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日或结而无隙也。(《摩》)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谋》)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本经阴符七术·转圆》)其实这种“知己知彼”、“阴道阳取"和“转圆求合’’的执政方略,终极目的乃既要使天下人都获取实际利益,而又不被这群百姓所察觉,其便为《内楗》篇所提倡之暗施“阴德"的理政准则,也即唐朝马总《意林》所引《鬼谷子》之意图“以德养民,犹草木之得时;以仁化人,犹天生草木以雨润泽之",从而实…’…广西大国盼炙士掌位截咒≮现道家“无为而治"和“功成身退”的社会理想与治世目标。于此种种,无不表明鬼谷先生偏重以计谋策略的角度来讨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和真理。然而也正由于鬼谷子好用“谋略”思想来解决治国安邦等问题之原因,故后代学者大臣都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该书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褒贬态度。像宋代诗人高似孙在《鬼谷子略》中就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到了明代初年却受到文学家宋濂《鬼谷子辨》的非议。其分别谓之:《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符之术,往往有得于阖辟、翕张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高似孙《鬼谷子略》)鬼谷子所言之捭阖、钧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独谓其得于《易》之辟阖翕张之旨,不亦过许之哉?(宋濂《鬼谷子辨》)当然就连“以孔子为首的前期儒家亦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们的全部目光几乎都放在了人本身上,并且承认只有人才具备生存价值,万物的存在是为人类服务的,不过有些工具价值罢了"。①这么看来,鬼谷子崇拜“圣人"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对当时那群有所作为的纵横家们“个入主体意识"的弘扬以及自身“济苍生、安社稷”的民本思想的直观写照。同样在对待“圣人’’的品行出处方面,《鬼谷子》也作出了相应的质的规定。因为纵横游说之徒虽是凭借口舌本领博取卿相之位,揣情量权,动之以言语形式,晓之以利弊得失,以各种游说技巧来说服上面的统治者,但外在技巧的灵活运用,却需要依赖于内在丰富纯熟的思想和理念。故而,要想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说客,内在的修为涵养亦是不容忽视的。这在其许多篇目里都有显示: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①张松辉:《老子研究》第14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广西大曹啊炙士dq叟论文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内犍》)德之术,日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有主德。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有主赏。(《符言》)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Ⅸ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守义者,谓守以人义,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中经》)上述第一则材料告知我们,鬼谷子对于儒家的“仁政"思想也是非常推崇的,言纵横家在在进行游说的过程中仍须依据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经典纲要来行事,并要保持内心的中正和道德操守,这才是圣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第二处材料则是劝告君主要善于听取、采纳民众的意见,而不要固执己见,拒绝言论,其次还应做到赏罚公正,信守承诺。而最下面一则材料旨在表明树立品德,坚守道义的重要性。可以说《鬼谷子》的“道义德行”观念是对儒家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学》八目的积极继承,亦足见儒家思想对鬼谷子的纵横理论的深刻影响。实际上鬼谷子的这种“抵城”观点,即针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采取不同的对待手段:或加以补救,使其恢复原来的状态;或因势利导,建立新的秩序的理论,于当时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还有着其产生的坚实理论基础和深厚现实土壤。因为春秋战国之交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旧体制在继续溃解,新制度正逐步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化,直接加速了上层建筑的崩溃和宗法等级制的瓦解,迫使原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而在此阶段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尚未彻底成型,故有能力敢作为的臣子取代昏庸无道之君主的现象已是数见不鲜。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录,“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所谓韩、魏、赵“三家分晋"、齐国的“田氏代齐"都是典型的例子。同时期,跟《鬼谷子》的这种31….广西大国明页士砻q立论文鬼召—争文本研究“抵城”主张相类似还有其他一些理论著作:仁入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民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吴起《吴子兵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战国Ij{『期的儒学代表人物孟子,就此问题同鬼谷先生的救亡图存思想亦存有共通之处。孟子也像纵横家一样,不理会空有其名、形同虚设的周天子,四处游说各国君主,并希望他们推行儒家王道的思想来实现国家的一统。依《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曾对成汤逐桀、武王灭纣等问题表示怀疑还专门向孟子请教,亚圣承认却有此事,且以为西周武王的诛伐者乃荒淫无道的残夫殷纣而非弑君。在《孟子·万章下》中,孟子又告诫齐宣王假若君主发生过错,贵戚大臣就务必劝谏,如果反复劝阻无用,便可替换之,其日:齐宣王问日:“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日:“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日:“王何卿之问也?”王日:“卿不同乎?”日:“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日:“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一孟子的这种思想其实跟《鬼谷子》的“抵城”之法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孟子以为唯有诸侯贵戚、王公大臣才有资格代替君主的位置,该点又和儒家的“仁爱观"密切相连,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基于宗法和血亲之上的差等之爱,正所谓“亲亲为大”。(《中庸》)所以取代者当似商汤、周武一般具有正室血统之权力32广西大碧瞻页士掌位论文地位。恰恰相反,鬼谷子却认定出身于社会底端的士阶层亦可取而代之,足见其民主思想表现的更加坚决。可以说鬼谷子的抵城思想,代表了下层平民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他们追求人格尊严和阶级地位平等的理想,具有质朴的民本精神。它亦是对儒家“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新超越。另外鬼谷子的“民本”思想之特殊地方还主要表现于侧重站在谋略的立场来对待社会的治乱兴衰。就像《本经阴符七术》的实意章所言之“计谋成则功不可间。……计谋者,存亡之枢机。刀后来鬼谷先生的得意门生苏秦则又站在外交的立场来阐述“民本"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择交安民"的治国方略。苏秦于《战国策·赵策二》里就具体详细论述了这一治国主张:为大王计,莫若安民无事,请无庸有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纵横家们认为外交活动举足轻重,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事实上亦是如此,身处那个局势变幻莫测的乱世年代,好的外交策略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脉。所以《战国策·秦策一》称颂苏秦合纵之才: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张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赵策二》又夸赞苏秦劝说秦王的休兵解甲之功: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因此,纵横家用外交手段来作为安民、保民的基本方略有着其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反映出了纵横家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本思想的特征。然而“战国后期的法家却对这种原始的民本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唯主张绝对尊君。"①故汉代以后历朝的君王们都是在举着儒家的招牌而实际上却推行着法家的制度来维护其①陈蒲清:<鬼谷子详解》第183页,岳麓书社2005年版。33广西大肖目颐【一b掌位论文JI,·谷予文本研究统治,这应该算作是所谓“儒呈其表,法用其里"的政治手腕吧!即西汉宣帝所津津乐道之“王霸杂用"。在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世不可治,抵而得之"的民本思想,自然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和批判。这也许就是许多现行官方历史著作不敢收录《鬼谷子》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二、立身扬名的入仕情怀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鬼谷子对于那些出神入化的“圣人"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并且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圣人来匡扶正义,拯救天下苍生。所以这样看,他的“圣人’’观不仅富于儒家“民本"与“仁政"思想的色彩,还带有着浓烈的“入仕"情怀。其《忤合》篇言: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该句说的是,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这里提到的“立身扬名”的入仕精神同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也是一致的,《孝经·开宗明义》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修意使自己能立足于社会,声名远扬,以光宗耀祖。可以说,这段话完全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直前仆后继、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生价值。在封建社会里,士阶层也的的确确都是按着这条拟定好的生命轨迹去履行着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稍有区别的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于《鬼谷子》一书里面却转化为了“尚利、务实、进取"的纵横家的入仕观。首先,鬼谷先生的入仕思想中特别强调了一种基本的为人态度,就是把纵横家所从事的政治外交活动当作其实现人生价值的一项重大的个人事业。这在外篇《中经》里有着确切的表述。该篇文中谓:广西大学硕士萼啊盘论文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本段话是讲,士阶层面临时代变异,要么幸免祸患、要么惨遭毒害,要么弃文从武,要么含冤被捕,故有志之士不管生活在多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亦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挫折与坎坷,总要在“忧郁’’中保全自己,在“危败"中自立;总要将能否于政治仕途上实现“有所不忍而后能及其所忍;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明史·刘同升传》)的儒学社会思想,也即把“功成名就"当做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陶弘景于此处注解日:天下荡荡,无复纲纪,而贤者守死善道,贞心不渝,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风雨如晦,鸡呜不已者也;天未悔过,危败相仍,君子穷而必通,终能自立,若管仲者也。文中所提到的人生之道,贵在制约别人,而不是由别人主导。这也就是《谋》篇所谓“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的施“谋"主张。所以说《鬼谷子》特别欣赏那些能够“败败自立”的人。只要能改变个人的处境,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能争取到政治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机遇都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也就跟前面所讲的“能抵为右"的政治思想和策略保持了一致性。它反映出纵横家的从政态度,就是不管外界环境好坏与否,都始终将政治外交活动看作成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社会责任,其终极目标即为“立身扬名",建立不朽的功业。与儒家思想中“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从政行为原则就须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入仕观相比,《鬼谷子》的入仕精神就表现的更加坚决和突出。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的纵横家们,除了对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因此,儒家所坚持的“仁义"为核心的“内向性”伦理道德观念,目的在于固定“守业",显示出了厚重的保守主义色彩,而纵横之士所倡导的“外向性”35j.--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鬼圣浔文本研究实利哲学理念,本质上却为积极“创业",正体现了强烈的进取主义思想。这也就难怪陈子昂会如此推崇鬼谷子,其《感遇》(十一)诗云: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其次,《鬼谷子》的“入仕’’之道,还涉及到对君主的选择方面。身处乱世的臣子,须精通背向的道理,这是鬼谷子对为官之道所持的意见。他劝诫为臣者要顺应时势、深明大义、切不由愚忠所束缚,选择那些圣明的君主事奉方可能实现“立身扬名’’的目标。这里“圣明"的君主既是要有所作为,又是要能善于接受自己意见的君主。关于这点,鬼谷子亦有交待: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本经阴符七术·损兑》)陶弘景此处注解日:“夫圣人者,勤于求贤,密于任使,故端拱无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日言察辞也。又当明试以功,故日合于事也。”这里鬼谷子所言之圣人显然是针对礼贤下士的君王来着手的,正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恰如姚贾在《战国策·秦策五》对贤君的看法: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鬼谷子在《忤合》篇里又对臣子的“忤合"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其日: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36鬼谷子在这里先后举出了伊尹、吕尚等一批圣贤的“入仕”经历来说明这一道理。陶弘景注日:“大道既隐,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将合于此,必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后可行其意,若伊吕之去就是也。"由此得知,鬼谷子的主张,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尤为赞赏和推崇的“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价值取向。鬼谷子所论及的君臣之道,其所秉承的乱世之时臣子择君而事的观点,主要是就战国时期诸侯兼并割据的现实状况而言的,其目的还是要实现君臣互敬、互信,融洽而默契的局面。他告诫为人臣者不要冥顽不灵,而应识时务、择明主,否则也只是助纣为虐,更不会“立身扬名"了。实际上鬼谷子灵活择主而事的理论,得到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认可,他们基本上均是依此法行事。事实也证明了只有那些惜才重才的圣明之主,国家才得以强盛,而那些昏庸无能的诸侯仅凭身边有着几个心腹或亲信来辅佐,却依然未能逃脱国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太平盛世之境地。而鬼谷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表述,无疑反映了正确、进步的价值取向,故对此类成就功业而合于计谋的君王,则迎合于他、与之为主,相反则要抛弃那些愚昧的庸主,为天下一统而事奉明君才是为臣之道。所以这样看来,鬼谷先生的入室弟子苏秦等人所谓“朝秦暮楚"的政治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朝秦暮楚"的行为举止,历来都受到那些捍卫儒家正统思想的学士们的抨击和批判,其实这种攻击有着其主观片面的不合理之处,应该说,朝秦暮楚的现象是春秋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政治形势下的特殊产物,亦是纵横家们实现国家统一愿望的固有途径。众所周知,当时整个中国已出现了“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倘若哪个诸侯国家的君主能够合理地利用人才和民力,听取正确的治民主张,施行合乎实际的强国方案和措施,顺应历史的潮流,他便可以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从而统一全天下,使百姓重新过上平静安逸的生活。并且,统一国家的策略和形式都可以是凭借条件情况的成熟与否而随机应变的。这样来看,一纵横家们的游说对象不一定非得局限于已经毫无能力可言的周天子,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诸侯国。故其策略用之,正像《飞箝》篇里讲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37广西大鼍昀孤士习q盘论文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况且就连一向反对纵横家思想的儒学亚圣一孟子本身亦是如此,他先后分别奔走、劝说魏国和齐国,希望两位君王实行“德治与人治"来统一全国。这种纵横策士“朝秦暮楚”的政治游说现象,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之后,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其反过来不又充分证明了《鬼谷子》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吗?除上述之外,纵横家的积极“入仕”观中还包含着两个相当重要的内容,一是实利主义的行事原则,一是进取主义的奋斗精神。这主要保存在记录他们“纵横捭阖”事迹的《战国策》一书中。尚利、务实固然是纵横家们从事政治游说活动的主要特点,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整个战国时代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心理需求,所谓追逐名利、讲求事功,无疑最能代表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点在苏秦的“入仕"经历上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一览无余,《战国策·秦策一》记: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归至家,妻不下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日:“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贫穷则父母不予,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竹本段载苏秦初次游说秦王连横失败后回家,得不到任何亲人的理睬。故责骂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待到其日后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时,却被亲人奉为座上贵宾。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让苏秦对该时代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感悟。书中虽保有夸张、润色的成分,却也真实地刻画出纵横家的名利观,并于侧面反映了当时世俗的名利思想。苏秦头悬梁锥刺股、苦练说术、四处游说、周旋于列国之间,为的也是封侯拜相和“立身扬名’’。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仍旧坚持不解,以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苦打拼,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他于《战国策·秦策一》中根据个人的亲身体会,在积极开拓进取、建立不朽功业思想的广西大掌习旺e学位论文鬼名卜予·文本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贵奋”说: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足见纵横家在屡次遭受打击和面对事业的挫败时,所表现出来的略强镇定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何等的令人钦佩与尊敬啊。故大纵横家蔡泽在《战国策·秦策三》里面所明确谈到的三条个人愿望也最能体现他们追求实利而又不忘进取的入仕观念。其云:人生手足坚强,耳目聪明圣知,岂非士之所愿与?质仁秉义,行道施德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愿以为君王,岂不辨智之期与?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万物各得其所;生命寿长,终其年而不天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世,称之而毋绝,与天下终。岂非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与?可以说蔡泽的这三大人生愿望,是将个人同天下,现实与未来,奋斗过程和理想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十分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纵横家们积极入仕、立身扬名的价值追求,而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了他们施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民本"思想。由是观之,《鬼谷子》关于“立身扬名"的纵横理论是对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保守入仕思想的新突破。故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大量性的为这群“际会风云"的纵横家们著书立传,也正是基于对他们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的欣赏角度来考虑的。第三节“纵横捭阖,长短倾侧’’一《鬼谷子》的纵横家思想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提到,根据鬼谷子本人对于掌握世情形势、说人献策、广西大胄邑硕士掌位嵌%赶以及谈辩技巧的精辟论述来看,基本可以确定鬼谷先生有过一段较为丰富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经历,并且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活动进行了理论概括,否则他是难以体会和总结出这些博大精深而又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权变之术。正像当代学者熊宪光先生在《纵横家研究》一书中所言:《鬼谷子》所论纵横术,应该是对战国时期风靡一时的游说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纵横策士们的大量游说实践乃是此书产生的前提基础。纵横游说的实践活动在前,纵横之术的系统化、理论化在后,二者的顺序不容颠倒。。所以可知,鬼谷子在对道家和儒家思想继承、吸收、借鉴和发展的同时,也制定出了一系列了解社会并干预社会的计谋权术,成功地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纵横学说的理论体系。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教授众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纵横游说奇书却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没有被官方正史《汉书·艺文志》所收录。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合起来录入了纵横家的学术著作十二种,其中先秦时期的纵横家著作共有五部,分别为:《苏子》、《张子》、《庞媛》、《阙子》、《国筮子》,秦汉之际的纵横家作品一并七部,它们是:《秦零陵令信》、《蒯子》、《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待诏金马聊苍》。纵观上面所列出的十二部纵横家著作,今天均以亡佚。而《战国策》及《战国纵横家书》中保留的“只言片语”也不过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策士游说诸侯的一般性政治外交活动,并非系统完备的纵横学说。因此,除了《鬼谷子》之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部纵横家的理论专著了。故而研究《鬼谷子》的纵横思想正是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有益补充。在探讨《鬼谷子》该书的纵横思想之前,首先务必要弄清楚“纵横“二字的含义以及纵横家的由来等问题。实际上,“纵横”一词原本是用来指示地理方位的,最早现于《诗经·齐风·南山》,其后《史记集解》在对《史记·周本纪》进行注解时又援引了孟康的话日:“南北为纵,东西为横。"这里看出纵横两字仅仅为地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对方位的界定。到了战国时期,“纵横”开始延伸①熊宪光:<纵横家研究》第219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40广西大掌硕士掌位论文到政治领域,并逐渐演化成一个政治学的名词,而且有了自己的操控者或行为人,这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像韩非子在《五蠹》篇中就明确指出:“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纵横之党,则有仇譬之忠,而借力于国也。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此处便知“合纵"与“连横"是指两种针锋相对、截然不同的政治外交策略的名称和各个诸侯国与国之间所灵活采取之军事斗争模式,大体上类似于“远交而进攻"的战略思想。不可否认,“纵横家"的历史称谓确确实实发源乎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政治游说活动。分开来讲,“合纵"便是许多弱小的国家联合在一块儿共同抵挡一个盛气凌人的强国,用于防止强国的扩张和自己被兼并,具体是指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军事攻略;而“连横”则是由一个强国拉拢部分力量薄弱的小国来进攻其他一些弱国,从而成就其领土扩张,版图增加的政治目的,现实中又指战国后期之上述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可是如果单单只将“纵横家”限定在战国时期从事参与“合纵”或“连横’’等军事外交活动的政治谋略家,例如苏秦和张仪等,却就显得太过狭隘了。我们根据《汉书.艺文志》对纵横家的解释,可以清楚地找到他们的来龙去脉: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日:“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丹又日:“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这段话率先提到了行人之官,其最早设置于西周王朝。它可细分为大行人和小行人两类,隶属于“秋官"的“司寇’’。依《周礼·秋官·司寇》所言:“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可知行人原本是专门处理诸侯或少数民族向周代天子朝觐聘问等活动的外事之臣,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纵横家。然而到了春秋时期行人的工作范围却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国力量的膨胀,并且诸侯国也开始逐渐摆脱对周天子的依附,外交也随即同内政并重起来,作为掌管宾客事宜和出使交涉任务的外交官员——行人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他们这群外交官不但能以伶牙俐齿杰出地完成君王交派的政治使命,还41广西大掌硕士掌位论文鬼宅p予文本习院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左传·子产坏晋馆垣》里有言“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说的便是此类情况。孔子所云“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更体现了圣人对于行人外交辞令的赞赏和肯定。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战国时期列国并争对峙的政治局面恰给纵横家提供了活动的历史舞台;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他们为了各自生存而创造出来的纵横外交策略,正是纵横之士产生的前提条件;而养士的社会风气和私学的文化氛围则给新兴士人的产生留下了现实需要和思想基础,这些又为纵横家的出现提供了人才保障;战国乱世世袭卿禄制的废除,正规的人才选拔考核制度的空缺则为纵横家以其辩术和智谋脱颖而出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当然上述这些亦是“行人”外交官员最终演变成职业“纵横家’’的主客观因素。另据《隋书·经籍志》所言:“纵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可见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合纵"或“连横”的战略思想,强调的却是“明辨说,善辞令”,即特别讲究言谈辩论之术,这亦是纵横家的标志性特征。他们需要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就要借助于其严整的游说思想和高超的论辩技艺。因此张仪游楚归来,第一关心的就是其舌头,因为“舌头"作为言辞的载体,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纵横家们无疑格外重视言辞的功用,并将它提高到社会政治斗争和个人荣辱成败得失的高度来对待。所以,如果按照此标准来给“纵横家"一个确切的定位,我们以为广义的纵横家不光只是那些从事国与国政治活动的外交使官,而大凡以游说言辞为工具和手段,凭借其智慧谋略积极奔走于列国之间,以纵横捭阖的军事战略思想往返于各个诸侯君主身旁并能随时左右它们政治形势的说客辩士,均可以称作是“纵横家",当然更不能将这一称谓仅仅局限于战国时期。他们这帮人不但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凭借三寸之舌退却百万雄师,还能够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挂六国相印,合六国之纵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三言两语便获楚国六百里城池;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致使孟尝封地得以留存;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让赵国君臣免受其辱。西汉刘向在整理和编撰《战国策》一书时也对纵横家所产生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日: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42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鬼·谷—卜文本研究左右倾倒.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书录》)上面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纵横家’’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轨迹,然而要弄明白纵横家的学术思想和游说法则,仍需要从纵横学派的独存之书《鬼谷子》中下手。今本《鬼谷子》共存三卷十五篇,总计7900余字。篇目分别为:卷上《捭阖第一》、《反应第二》、《内捷第三》、《抵城第四》、卷中《飞筘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卷下《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与《中经》。这十五篇可分作两部分,其中《捭阖第一》至《符言第十二》为第一部分,主要是讲纵横理论中的预测术、说辩术、决策术及其哲学原理;另《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三篇在内容上密切相联,正似《中经》篇里的话:“本经纪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所以这三篇可看作第二部分,其内容主要讲纵横之术的练养方法以及与人相处、相争的谋略权术。在这里,我们试着从前十二篇着手,分别对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和主旨作简要介绍,以便理清《鬼谷子》这部奇书的写作思路以及它对高徒苏秦、张仪等纵横捭阖之士从事政治游说活动的理论指导意义。《捭阖》为首篇。捭阖的本意是就门户而言的,“捭"指开启,“阖"意闭藏,两者合起来便是对门户施加的一组相互对立的开闭动作。在《鬼谷子》的纵横思想理论体系中,“捭阖"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它既是世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又是纵横策士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游说人主的根本方法。正所谓“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基于此层面的内含,所以人们又通常把纵横家称作纵横捭阖之士。故鬼谷先生总结出的捭阖之道旨在告诉人们:为人处世过程中何时何地应敞开心扉,直陈其言;何种情况须冷静观察,沉默不语。即要说客懂得“司守其门户”的关键作用,从而确定自己的立足点。通过捭与阖的密切巧妙配合,积极主动地洞悉和把握对方的虚实真相,方能达到知人、御人的目的。此即纵横谋略的第一步。《反应》为第二篇。太平御览作《反覆》篇,本篇阐释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思考方法。此方法能使纵横家更接近游说客体,以便获得真知灼见。鬼谷子认为在论辩和游说过程中,要“重之、袭之、反之、复之",这样才尽可能准确地掌握43对方的真实意图,从而说服对方、使之听任于己。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领会“反"的诀窍,尤其需要重视“鉴古知今"、“知己知彼"和“见微知类"的作用。反应之术是洞悉、了解事物发展变化趋势的重要思维方式。运用“反应’’的谋略方法,前提是要自己“静默’’,客观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对方,进而揭示隐藏在其表象下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所谓的“钓言之道’’,以听者姿态“张网得实,欲取反予"诱使对方说出心里话,从而在论说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这是一种思辩性和操作性都极强的论说技巧和谋略方法。《内捷》为第三篇。“内捷”即是“纳谏",分开来讲,“内"就是自己向君主进谏说辞,从而结交君王依此来获取对方的信任与宠幸。“楗’’则是向君主进献计谋策略,以辅佐君王,成就霸业。正所谓“内者进说辞,楗者捷所谋也。"本篇论述在内楗的前提下,主上与臣下之间应维持正常关系的目标与原则,所以篇头一开始就指出,君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鬼谷子所言“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因此,“内捷"之法就必然要求人臣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争取使自己的意向、目标跟主上暗中吻合,即“有阴德’’;其次则要保证自己的计策合乎事物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这样方能被君王欣然接受、采纳。“内捷”术的中心乃一个“情"字,其日:“上下相交,必内情相得’’。故欲合作共事,必以“情"为核心,以“德"为副翼,以“谋"为变通的手段,始终与听者保持一种进退自如的关系。其正是鬼谷子的主导思想。《抵城》为第四篇。本篇论述的是如何洞察事物出现的征兆,同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弥补和利用的问题。这里所言之“蛾",原意为缝隙,可引申为漏洞、矛盾等。鬼谷子以为,“物有自然,事有合离",在事物“合离’’运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在“喊”的萌芽期,能预测它的发展,及时铲除恶的种子,就是所谓的“抵城”。圣贤之人大都深得抵城之道,尤其适逢社会动乱变革之世,便是他们实施“抵蜮"之术的政治谋略之时。根据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对策:“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由此可见,抵城之道的核心,便是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使矛盾迎刃而解。这亦是圣君贤臣对付危机事件的原则和方法。当然本篇还隐含了在裂缝出现之前切勿蛮干而须等待机遇的“深隐待时术"等另外一层含义。《飞箝》为第五篇。此处“飞箝’’,其意犹如“捭阖”,不过它又侧重于笼络人才的意思。陶弘景注解日:“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其所好,牵持缄束,令不得转移也。’’因此施行飞箝之术,即先运用“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等褒奖和推崇手段去引诱对方、换取对方的好感,从其言谈中察知真实意图,而后使对方甘愿为我所用或者制服对方,即所言“飞箝和之,以意宜之。"除驾驭他人外,选取人才的关键,则要求“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并坚持正确的用人方法。所以,“飞箝’’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可箝而纵,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复"。换句话说,飞箝之术乃是一种引诱、制服和任用的“三合一"之计略。《忤合》为第六篇。本篇讲述的是策士对于事业和统治者的取舍与选择的问题。“忤合”,本意指违背一方的愿望,而迎合另一方的意愿。其实质便是“以忤求合",指为人处事或论辩游说过程中,要准确判定形势,灵活设定自己的立场,以期实现个人目标。鬼谷先生以为,万事万物皆在变化发展之中,正所谓“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因此,做人办事就应当随机变通,而不能一味地墨守成规,“反复相求,因事为制。必因事物之会,观天象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因势利导,根据社会情况的不同及其变化对计谋作出相应的调整或增减,“合于彼而离于此,忤于此反于彼",以发展为终极目标。施用“忤合"之术,首先需要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出路,其次要衡量对方的“长短远近’’,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再去“趋合倍反”,推波助澜,合纵连横,这样方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游刃有余,将主动权时刻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上述《鬼谷子》六篇,在内容组成了一个整体,共同阐述了际会风云的纵横家是如何从说人得实之游说基础到控制君主与国家政权的整个阶段,构建了一套清晰完备的纵横游说程序。它以《捭阖》篇为纲领,以阴阳变化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统帅余下各篇。《反应》篇先言通过反覆手段,据由对方的反应情形来探求真伪虚实,然后变“象比",使用“钓语"来得人实情。得到游说对象的真情之后就要想方设法去接近他,从而获得其宠幸,这也就是《内捷》篇所告诉我们用以“道德、党友、财货、采色”来结交对方或加固彼此间的关系。故而在取得游说对象的信任之后,就须等待出现矛盾的时机,此时便可大显身手,果断采取措施加以弥补或更替,即《抵峨》篇谓之“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45广西大掌碍Eb掌位论文抵而得之。一当然在充分获取游说对象的信赖后,便可配合以“飞箝"与“忤合一的手段,采用褒扬辞令,制御对方的身心,使其完全听从于你,并且因势利导、先发制人,从而达到来去自如的纵横境界。所以,这六篇合起来就依次贯穿于纵横家的整个游说过程,而且六篇之间亦常常交织在一起,并用于说服工作中。例如:《捭阖》篇云:“反覆、反忤。"就联系到了《反应》和《忤合》两篇。《内捷》篇谓:“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则与《飞筘》篇互相映衬。《抵城》篇言:“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也联系到了《反应》篇与《捭阖》篇。《飞箝》篇说:“或伺候见涧而筘之。其事用抵城。”则直接与《抵城》篇相关联。《忤合》篇日:“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又与《飞箝》篇相互照应。《揣》篇为第七篇。太平御览引作《揣情》篇,“揣"即揣测、琢磨,指的是忖度人情、事理,权衡事物的利弊、长短,从而发现隐藏其中的真相实情。本篇主要谈论说客如何揣摩人的心意,通过对方的外部表现来了解他所掩饰的一面,其日:“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以及如何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鬼谷子以为,纵横策士要施大政于天下,就必须善于“量天下之权"和“揣诸侯之情"。即是从宏观上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情,从微观上仔细揣度和推测君主的心理状态,据此决定自己的施政方案。即便是圣人,倘若浑然不知“揣"之道理,也必将一事无成。因此,“揣"是一切计策谋略的基础与前提,也是论辩和游说的根本方略。故鬼谷子有言:“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摩》篇为第八篇。《摩》篇是《揣》篇的姊妹篇。摩即是“摩意",这里指通过言论刺激对方,以获晓其真实的意图。陶弘景注日:“摩者,顺而抚之也。摩得其情,则顺而抚之以成其事。”它实际上就是“揣情’’的继续,可视为揣的一种具体运用。如果说《揣》篇侧重的是掌握世情和人情,取得游说对象等外部信息,那么《摩》篇则特别强调对这些外部信息进行分析、归类、推度、反验,……由古推今,由己推人,得出其信息产生的内因,从而把握听者的好恶欲求。故鬼谷子于此处特别注重“成其事而无患"的意义。此外,本篇还列举了不少“摩意’’的具体方法,依据对方的心性特征,或责以正义、或诱以利益、或施以威吓等,而且隐含了“操钩临渊"、“谋阴成阳”、“燃燥濡湿"等纵横之术。即通过“揣广西大掣幽委士掌位论文情",明确、获悉游说对象的意图之后,便可择法而行之。善于“摩意刀者,还必须计谋周全、将心比心,从而准确察知对方的心理欲求。《权》篇为第九篇。太平御览引作《量权》篇。“权"者,即度量权衡的意思,这是游说活动的基本准则之一。本篇论述的是在游说进行时如何依据对方的才智、性格以及过程中的反应,选择恰当的说服方式。在文中,鬼谷子全面阐释了“权量"术的原则和方法。通过游说对象的言谈,可权衡出对方的智力、品行和欲望,找出其弱点作为游说的突破口,切实做到“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并在使用辩辞时总结出了资言法、饰言法、应对法、成义法和难言法五种说理回应,从而实现自己的游说目标。然而针对不同的对象,想要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还应适时地选择各种各样的游说言语技巧和态度,比如有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等各类言辞。因此,要完成某项游说工作,不但需要游说者耳聪目明,还须具备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正所谓“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谋》篇为第十篇。《谋》篇乃是《权》篇的姊妹篇。本篇集中讨论了有关谋略思想在游说活动中的产生、作用、特点和施行方法。“权’’是权量,“谋"是计谋,显而易见,“谋’’应当立足于“揣"、“摩’’、“权"三者的基础之上。鬼谷子指出,“谋"术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谋生于事’’,因此在设定计谋之前,必须完整地理清事物的真相和规则,处理好奇与正的关系;二是要行事隐蔽,也就是要“智用于众人所不能知,谋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智者用计无不追求深藏不露,只有愚人才会将谋划之事大肆宣扬。即所言“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当然本篇亦提到了对付不同性格之人使用手段各异的“因性制人术",取信、阻塞、迷惑的“三步制君术",想要除掉对方而先纵容他的“欲擒故纵术",暗地下功夫,明处得报答的“阴道阳取术”,弱者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成强者的“积弱为强术"等等制人、施谋的普遍法则。《决》篇为第十一篇。这里的“决",指的是决疑,决断和决策。“谋”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却要由“决”来决定,因此本篇位于谋篇之后。此篇主要论说的是关于决策的原则、方法以及决策的意义等问题。若是站在纵横家的立场而言,便是论述如何帮助统帅进行决断。鬼谷子首先提出了决疑的六条目标原则:“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危而美名者"、“不用费力而易成者"、“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去患者’’、“从福者”。并且根据目标的不同,制47广西大d嗨炙士掌位论文定出“阳德术"、“阴贼术”、“敝匿术"、“信诚术"和“平素术”等相应的决策方法。最后总结道,“决情定疑万事之机,以正乱治决成败”。“决断"的形式,要么是对事件的疑点进行分析研究、要么是对形势的利弊进行权度较量、或者是对设计的方案进行选择取舍,其目的均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步步展开行动。而“决策”的前提,便是认清事物的性质,以杜绝偏见。当然一个善作决断的人,在谨慎和周密的原则下,还应敢于当机立断,绝不拖泥带水。上述鬼谷子《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五篇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在内容上层层推进,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游说步骤与方法、技巧。倘若非要说《捭阖》、《反应》、《内楗》、《抵城》、《飞箝》、《忤合》六篇从宏观上揭示出了鬼谷子的谋略思想与纵横权术,那么《揣》、《摩》、《权》、《谋》、《决》五篇则无疑在微观上进一步探讨了纵横策士在说理论事之时的游说程序和步骤,更加丰富和完善了纵横学派的理论体系。首先,《揣》篇包括“量天下之权”和“揣诸侯之情”两部分,即是通过揣度和推测来确定游说对象的外部客观情形和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便是游说任务的首要环节。《摩》篇是对《揣》篇的继续,“摩意’作为预测他人的基本手段,特别强调游说者与游说对象两者的深层次接触试探,借此深入全面地了解对方,从而获晓其真正意图。《权》篇置于“揣情摩意’’后,则是站在充分了解游说对象的基础之上,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以便拟定设置好游说对方的计谋策略以及与游说对象交谈之时的语气语辞。《谋》篇紧跟《权》篇之后,详细论述了完成设计的谋略,具体在实施过程中须要留意的各种事项,主要包含了“因事而裁"、“阴道阳取’’、“事贵制人”等行事原则。最后,《决》篇又以谋略思想为基甸,讲究如何决断定疑,并且列出了几类与决策目标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可以说,决策是揣、摩、权、谋后的必然结果和终极目的。它的出现亦标志着游说任务的最终完成。这五个环节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符言》为第十二篇。本篇是比较特殊的一篇,从鬼谷子的纵横思想体系上来看,可以说该篇是对前面十_一篇游说技巧的理论概括和总结。陶弘景谓之:“发言必验,有若符契,故日符言。"就本篇内容而言,实际上则为君王设计了一套御臣之术,以防止国君受他人左右。所以这里的“符言"也可引申为执政者治理国家必须奉行的准则。其法共有九条,一是“主位术",即君主外表安详从容,内心胸有成竹,尽显王者风范:二是“主明术",即充分调动臣子的积极性,对事物作充分的考察,及时向君主汇报情况;三是“主听术",即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广开言路,博采众议;四是“主赏术",即明察秋毫之末,赏罚讲求信用和公正:五是“主问术”,即要多方咨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免偏听偏信;六是“主因术",即遵循天理和人情,依法管理臣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是“主周术",即君主要做到缜密和周详;八是“主参术",即要凭借参照物来洞察幽微变更;九是“主名术’’,即要求君主做到名分与实际相符合。鬼谷子在本篇,主张君王要使用计谋,既充分发挥臣子的聪明才智,各司其职,又要有驾驭臣子的能力,以免发生事端、祸乱。如果说前面十一篇为纵横捭阖之士游说君主提供了各种行为法则,那么《符言》篇则是专门针对诸侯国君提出的执政策略。纵观《鬼谷子》前面十二篇的写作思想与结构内容,鬼谷子的纵横理论学说便可见一斑了。这套思想理论体系首先是对先秦儒、道、兵、阴阳等诸子百家思想的积极汲取和有意改造,为那些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纵横家们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指导,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战国时代的政治形态与社会状况,以及诸家思想由论争走向融通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毫无疑问,这本当世纵横学说的唯一存书,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领域里的“集大成’’之作。大抵而言,关于游说这项借助于语言思维的活动,我们又可把它拆分为游说者与游说对象两个部分来依次作简要分析。就说客而言,则需要树立好品行道德,确定自己的游说目标,并且丰富、发展其知识学问,培养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就游说对象而论,则须了解其个性、才智、品格、身份等自然因素,并且能进一步明白其在同游说者交谈之时所吐露出的真实意图,最后博取其信任,从而制御他的身心,任由说客摆布,这便真正实现了游说任务的终极目标。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知己’’与“知彼"两方面又是相互协调、配合使用的,其共同作用才保证了游说活动的顺利进行。这点在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和张仪等人的身上,被发挥到了极致的水平。需要特别指明的是,鬼谷子的纵横之术与游说之法中的每一个步骤、环节仍然存有不少细微的地方值得斟酌和商榷,却都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思想价值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49广西大鼍幽炙士习q踅论文鬼召—卜文本研究第三章《鬼谷子》的艺术观照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集中讨论了诸家思想对于鬼谷子的纵横理论所起的指导作用和积极影响,而在本章我们将具体探讨《鬼谷子》的各种艺术性特点。因为《鬼谷子》该书在艺术上同样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蕴含了集大成的特色。它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有独创新颖之处,文中不但充实了大量的文学和美学理论,并于修辞艺术上也颇有造诣,可以看作中国修辞学的源流。所以,研究《鬼谷子》的艺术成就对于研究中国散文史、文学理论发展史、美学史、修辞学史都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第一节《鬼谷子》之文学创作观《鬼谷子》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文章"概念的界定,借此又可得知他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关于“文章"这个古老的词汇,我们在许多先秦的典籍中都能找到,其含义却又各不相同。例如《诗经·大雅·荡》的诗序里言:“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及《论语·泰伯》中称赞尧的话:“焕乎,其有文章。"这两处的“文章’’均可以看作是对当时的法度、礼乐的理解。又如《周礼·考工记》所言:“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以及《楚辞·九章》云:“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此处的“文"或“章"或者“文章”皆指物的纹理与色彩。这些解释跟后世关于“文章"的概念相差甚远。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文章进入文学领域是由三国时期的曹丕开始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从文学的角度对该词作出了界定。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广西大国明炙士号q立’论·文他甚至将文章分为四类八体,从文体学的范畴来迸一步论说文章。其日: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曹丕对“文章’’进行了限定之后,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专有名词。当然曹丕这里的“文章”还只能算作是广义上的“文章’’,因为像奏议铭诔等文体,现在看来已经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了。而比曹丕稍晚的陆机则进一步发挥,他在《文赋》辨析文章的特点时特别强调“文章"的情感特质和形式美。这也成了后世批评和鉴赏文学作品的重要指标。然而殊不知在他们数百年以前,战国时期的鬼谷子就已经涉及到“文章”的概念,只是碍于其内容有违儒家正统思想,并没能引起多数学者们的重视。他在《揣》篇中说:故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也。鬼谷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文章"一词,并谈到了它的构成因素。显而易见,此处之“文章"主要是针对纵横家们的游说辞而言的,故可以看成是“口头文艺"的发生条件。当然《鬼谷子》里的“文章”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辩士的游说言辞,它是揣知其情,后修饰过的说辞,故未经由纵横策士专门揣情摩意和加工处理的游说话语均不能看成是文章,而唯有那些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段修整润饰过了的说理辞,方可算作真正的“文章’’。所以,许富宏先生便认为“此处的文章就类似于今天四种文学体裁样式中的散文。”①笔者却以为此结论稍欠妥当,这里的文章尚且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为在先秦著作“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框架下,文学的审美特质还未能完全剥离出来,很多时候还只是政治的附属品,说教成分远远大于其艺术性,故该文章不能算是纯文学或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诚然亦不可否认,《战国策》里有不少篇目都记载了谋士说服诸侯的情况,他们的游说辞一般皆生动形象,富含文学意味,且说理性及论辩性也比较强,但它们依然只是未成熟的文艺作品。尽管此处的“文章"还处于相对朦胧的状态,但却①许富宏:<鬼谷子研究》第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5l不影响我们用现代文艺理论的知识去解构《鬼谷子》的文章思想。鬼谷先生不仅对说辞“文章”的含义有着独到的见解。而“揣情饰言以成文章"的新颖论断还进一步指出了文章生成所必备的两个条件:其一为“揣情",即揣度听者的内心情感;其二为“饰言",即融入了策士主观志意的修饰之辞。如果说揣情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内容,那么饰言则就更加侧重于文章的表现形式了。这也就是《文心雕龙·诠赋》篇所谓“丽词雅意、符采相胜”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两者拆开来分别作以下讨论:一、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揣情既然文章在最终完成以前,必先经历“揣情’’之阶段。那么又何谓“揣情"呢?鬼谷子于《揣》篇里给了明确的表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上面一段文字详细而深刻地介绍了“揣情"的实质以及它的采用之法,当然鬼谷子所用之“揣情”专门是针对谋士进行游说时的内容和方法而言的。然而单就“揣情饰言成文章"这句话来讲,又知“揣情"便是文学艺术作品生成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所以我们便可从现代文艺学的视角来诠释这段话,“揣情"则又相当于文学创作过程的发生阶段中的“艺术发现"。所谓艺术发现,其是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物。它于“作家的内心中酝酿而成,是作家内在积累了相当多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无意识地依据自己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对外在事物进行观察和审视时所得到的一种独特的领悟"。∞这种独特的感知在《鬼谷子》中就具体表现为游说者通过对方的欲望来测探到他的真情,这亦是客观存在的实物。艺术发现还有着突出的心理特征,它即是作家心灵的蓦然领悟,又为作家独特眼光和非凡观察力的凝合。所以,①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12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广西大肖归页士学位论文优秀善辩的策士都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作家总能从习见的事物中独具慧眼地看出某种新成分,从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上察觉出其潜藏于下的非凡意蕴。不管发现多么的微小,总会迅速成为作家笔下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而《鬼谷子》里的说客策士所发现的突破口便是游说对象的“欲"或“恶”,所察觉到的非凡意蕴便是对方的“情"。这个情字在《鬼谷子》的说辞艺术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像艺术发现作为文学创作发生的契机一般。因为只有洞察到游说对象的内在心情与真实意图,才能使谋士的游说活动顺利展开。于《鬼谷子》中,不少地方皆能找到“情"字。例如其书中云: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反应》)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见其术。(《内捷》)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忤合》)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谋》)在游说过程中,纵横家之得情着重在体会游说对象当时的心态与企图。因此,努力探求事物的原貌与把握好游说对象在策士游说之时所持的心神,也正是要求说客善于察言观色、去伪存真,这些就为得情的主要内容。所以得不到情就很难创造出感人的说辞,故往往会造成整个游说工作的功亏一篑。这就像艺术发现于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的意义一般,足见“情’’字对于说辞“文章’’之生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上面在艺术发现中还提到了感性材料这个文学术语。而所谓占有相当多的“感性材料”,就是指作家有生以来从社会生活中,有意接受或者无意获得,因而具有主体性的一切生动、丰富但相对粗糙的刺激或信息。这里面讲的是文学准备的材料,如果换作是游说辞所需的论辩材料,于《鬼谷子》里亦能找到原型,这便是“量权”,其文中日:何谓量权?日: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53广西大d瞻炙士萼日盘论文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僧?反侧,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谓权量。(《揣》)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忤合》)一日天之,二日地之,三日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有主问。(《符言》)三段文字谈的主要是量权的内容以及量权的方法。鬼谷子具体说到,量权就要考虑其“人民财货”、“天时地利"、“诸侯交往’’、“人心所向"以及“人才多少"等等。这就需要游说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扩大其知识储备以及具有开阔的视野,能够真正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所谓出口成章、言之有理也正是纵横家们日积月累后修炼得来的至高境界。故言游说者必须用心去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在深入切实了解繁复芜杂的社会状况或者基本国情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动人的说辞,优秀的“文章’’。因为“量权"只能靠游说主体亲身实践从社会生活中获取,这就需多方搜集谈话说理的资料,比如知晓现实条件、政治形势、经济基础、人力资源等具体客观因素,以及援引古今典籍和历史事迹,对游说言辞加以修饰和增损,然后形成文章再用来讨论。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作家或策士通过实践获取的“直接材料”和书本获取的“间接材料"。因此,具有广博的学科知识及丰富华丽的辞藻,是说客不可或缺的文化素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积累是其作品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文学创作必须牢牢根植于社会生活积累的这块儿深厚土壤。陶弘景注日:“天下之情,必见于权也,善于量权,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适而不可哉。"故鬼谷子这个“量权知情’’的观点就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是非常吻合的了。因为储存文艺材料的仓库和获取文艺材料的唯一源泉,即客观的社会生活。正像毛泽东所言: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简单地说,就是生活给作家提供了文艺创作的材料,或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这也正是为什么鬼谷先生强调的“量权”,是通过对社会实际情况作出一定总结和概括之后而得出的客观认识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问素养来熔铸、提炼和升华这些生活经验,以收到触类旁通、左右逢源之致,他仍然无法保持经久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因此,游说者的思想水平、学问知识同他自身的社会体验一样在游说过程中都起到关键的效用。作为纵横捭阖之士在游说某个诸侯国之前,必须充分了解其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具体游说对象的真实想法,而后者是最难做到的。《战国策·秦策一》先记载了苏秦以“连横’’劝说秦王,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燕策一》又记录了苏秦以“合纵’’游说燕文侯,而获取成功的例子。其实苏秦在“量权"方面下足了功夫,对两个国家的客观国情都做了详细、准确的考量。他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秦策一》)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燕策一》)苏秦在这里把秦国和燕国的实际情况分析的头头是道,却终因不了解秦惠王的真情实意而冒然游说,故遭到惠王的婉言拒绝。相比之下,苏秦似乎更加了解燕文侯的真实想法,而说服成功,博得文侯的支持。这就是“揣情"之明与不明所创作出来的游说辞会得到的两种不一样的结局。所以,文中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55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秦策一》)燕王日:“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君幸教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燕策一》)此外,这种说辞文章作为再现社会生活的艺术化和形象化的话语结构,从侧面又反映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功利性根本特征。于纵横家的游说辞中表现的尤为鲜明。鲁迅先生也讲过:“文学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①文学的话语系统明确显示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所以表达出作家或游说者掌握社会生活这一功利意图。艺术发现是文学创作发生的最早契机。虽然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材料是文学创作的起点,但艺术发现却是文学创作赖以发生的根由。若换成《鬼谷子》中策士产生的说辞而言,量权则是他们进行游说的出发点,揣情则变成了游说活动的落脚点和归宿,而后再对说辞进行艺术加工和“修饰",最终达到形成“文章"之目的。这就像占有大量而丰富的感性材料乃是艺术发现的前提一样,量权也就是为揣情活动作铺垫和准备的。故鬼谷先生在《揣》篇又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上面讲的都是文学创作过程的发生阶段所经的必要环节,包括文学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换言之,乃为说辞“文章"的产生过程所须经历的量权和揣情两个步骤。因为谋略、思虑、情感、欲望均是以衡量权势和揣度实情作为基点的。然而揣摩的本意,是揣情摩意,是要摸透接受对象的内心世界。所以纵横家在进行游说之时,还必须关注接受对象。根据接受对象来制定相应的游说方法,所谓“得其情,乃制其术”(《鬼谷子·内捷》)具体则要明白游说对象的喜欲、性情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第577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广西大国明gEb掌位论文等,故陶弘景注日:“夫人之性,甚喜则所欲著;甚惧则所恶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极之,恶欲既极,则其情不隐;是以情欲因喜惧之变而生也。”将接受对象置于游说活动的中心地位,高度强调了接受对象的重要性。《摩》篇所言之“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日情合者听"的游说境界正说明了读者与作家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这就意味着读者或听者的“期待视野”中必须含有与作品或游说辞相似的思想见解与情感体验。于是这也就涉及到文艺理论中文学的接受动机和接受心境等问题。因此,卓越的纵横家必能随时把握人主的接受心理的变化。尽管鬼谷子的揣摩思想并非纯粹地针对文学创作而发,但无疑却包含了对游说对象接受心理的揣摩,这种关注接受对象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学的品格,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文艺思想中受众心理等重要问题。二、文学创作的传达阶段——饰言鬼谷子以为“文章’’的最终形成应该是揣情和饰言两个部分完整而有机的结合。倘若单单只有揣情,或者说唯有艺术发现,而没有用具体的言语将这个独特的感知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这种说辞文章也是难以生成的。所以《鬼谷子》把揣情和饰言联系起来,将二者看得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而如果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把握的话,“揣情"则作为文学创作的发生和构思阶段而存在,“饰言"则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最后传达阶段——物化来出现的。所谓物化,即“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或载体,把作家精神性的艺术发现和构思转化为物质性的文本”。①于《鬼谷子》而言,就是游说者结合其所揣之情,把自己的志意、思想、计谋通过游说辞的具体“文章"形式来表现出。因为作家在艺术发现和构思阶段中那些相对成熟的形象或意念等毕竟都属于精神性和观念性上的东西,而最终仍须借助于语言、文字来落实到纸张或话语上。故物化阶段,更重要地表现为对于语言文字的熟练应用和修辞方法、操作技巧的充分掌握。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此问题亦有相似之看法: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①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1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57广西大爿明页士学位论文由此可见,如果只要以为心中塑造出独特意象、构成独特意念,它就会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艺术文本,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亦是对语词锤炼与技巧应用的漠视。故而在有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生活和明晰的“创作意图"之后,就需要寻找准确而恰当的语言或文字来表达,若不用该形式呈现出,就不能完成文学作品的最后创作环节——物化。因此,《鬼谷子》中“文章"的语言必须是经过艺术加工和修饰美化得来的指向性语言,这也就是所谓的“饰言",否则就不可能生成有意义的文章,也就很难达到说服人主的潜在效果。这么一来,并非任何纵横家通过其“口"抒发、传达出来的政治劝说性话语都算作文章,只有这些用来说服听者的言语经过策士各种各样的“修饰"后,才成为“文章”。故该处之“饰言",毋庸置疑地特指修整改造后的形象化言语。因为那些不经文饰之话语,即为生活真实,生活原原本本的状貌,而通过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段润色后的言辞方为艺术真实,其是一种假定的真实和内蕴的真实。它以生活真实提供文学或说辞创作使用的素材和原型为基础,经过作家或者游说主体的选择、提炼、加工、变形,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独特而富于概括性的“艺术形象",并且能够显示出来现实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这也就涉及到审美意象的本质特征是“哲理性”的一个文艺命题。世界公认的现代文学先驱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对于纵横家的游说辞而论,这里提出的艺术形象便是策士在说理论事过程中援引化用和主观塑造的直观可感的意象。鬼谷子的《反应》篇就涉及到了“象”和“意"二者间的审美关系,其言: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己反往,彼覆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因为说客谋士为了便于游说对象理解弄清某件事,其在游说时就须要借助于形象化、艺术化的语言来讲出事情的个中缘由。鬼谷子在这里也就将“象"与“事"联系在一块儿了。前者是修饰手段,后者才是真正目的,正所谓“象者象其事也"。而就“意象”的产生而言,清代诗论家叶燮的《原诗》阐述的最为明晰:①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第100页,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58广西大学硕士掌位论文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所以,《战国策》里许多纵横家喜欢挪用或编织寓言故事来说理也正是出于此类情况来考虑的。因为艺术真实比一般的社会实践更能揭露生活的底蕴,更能给接收者脑海留下深刻的烙印,提供心灵之启迪,故更能打动人。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认为,在诗里生活比在现实本身里还显得更是生活。这亦体现了审美意象的表现特征是“象征性"的文学理论命题。此处之象征由两个因素构成,其一是意义的本身,再者为意义的表现。鬼谷先生所谓“辞贵奇"就是对这种艺术真实和审美象征的肯定和赞许。《鬼谷子》把“艺术形象’’和“文学饰言’’看作是文章产生的基本因子和前提条件,尽管此处是对于说辞文章立论的,“实际上也就把艺术真实当做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罾所以鬼谷子要求,在游说辞的生成过程或者艺术文本的创造阶段,说客作家必定要“练词练意",使文章言简意赅而又余味无穷,并力求展现出最完美的抒情和说理效果,以及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歌德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讲:作为诗人,我所要做的事不过是,用艺术方式把这些观照扣印象融会贯通起来,加以润色,然后用生动的描绘,把它们提供给听众或观众,使他们接受的印象和我自己原先接受的相同。o上述这些乃鬼谷子“饰言"之目的意义,而单就其修辞手法来说,鬼谷先生又特别强调象言和比语。因为学识和材料固然在游说活动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可是如果不搭配以恰当的游说技巧,譬如“观察知类"、“扬长避短’’、“正不如奇"、“阴道阳取"、“因人设辞"等方法与原则的话,说客自身所具备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也就难以发挥凸显出来,也就很难起到游说的作用。对于文学“物化”的操作内容来讲,就是摆弄字词、调整语序,使之达意稳妥,音韵铿锵,色彩和谐,感①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许富宏:《鬼谷子研究》第2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147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广西大国妇回Eb掌位论文情丰富而细腻,描写精当而含蓄,表述明白而简练。《鬼谷子》这里虽是针对策士的说辞技艺而言的,于该层含义又涉及到文学作品是形象化和艺术化的语言这一文艺理论思想。文学的语言要富于独特的表现力并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而不同于日常话语等一般话语,揭示出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具有“话语蕴藉"的重要特征。可见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鬼谷子就已经说明文章应该为美的语言的艺术,尽管此处的“文章"还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就其要求纵横家的论辩话语具有辞令之美或形式美这点上,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依据现阶段文艺理论的观点,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陌生化或反常化"形式主义的出现,才彻底将文学语言与普通话语区别开来。比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对词语进行加工的技巧”,文学话语通过形象、比拟、反复、对称和夸张等技巧,来提高人们对事物的直接感受,加深读者的印象。①可是“饰言’’又是如何来进行“饰"的,《权》篇则有过专门的讨论。鬼谷子则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要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文中曰: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本段一共列举了广博之辞、善辩之语、简要之话、气势之言、高雅之声、谦卑之音等纵横家游说辩论的九种俞理方法。关于这点,在《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章里表现的极其惟妙惟肖。高士鲁仲连首先与平原君交谈时,游说之辞显得气势充沛,而又高雅廉洁,展现出“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一I依于高’’的语言特色,然后在对辛垣衍进行说理过程中,则游说话语变得犀利尖锐起来,义正言辞并咄咄逼人,体现了“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的语言风格。同策中辩士冯忌为庐陵君劝说赵孝成王,而直接指明利害,这可以①陈斯金:《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9月。60广西大萼巴司旺b学位论文说是与辩者交谈,采用简明扼要方式的道理。同时,《鬼谷子》在本篇里还分别详细论证了佞、谀、平、戚、静等五种言辞所显示出的表达效果。他说:佞言者,谄而于忠;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戚言者,权而于信;静言者,反而于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1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可以说上面这些奸巧、阿谀、平实、忧伤、淡定等几种游说话语的不同风格,讲的都属于文章饰言的部分。但是,“饰言"除了对言语说辞进行外在的修饰外,它本身还具有自己的实际内容。饰言不仅包括对思想内容、结构形式的选择和进一步的加工处理,而且融入了说客或作者的游说意图或“创作动机”并直接反映出说客或作者自身的精神和思想感情的主观世界。这样看,饰言就不光只是针对这一政治外交“文章"的表现形式而言的,它也十分重视文章指向性的思想内容。故上述“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等几类言语,除了能够展现出忠贞、智慧、勇敢、诚信、求胜等不同的艺术效果外,并且具备各自表达之“先意承欲,谄媚讨好;繁称文辞,炫耀渊博;纵舍不疑,果决坚定;策选进谋,权诈变通;先分不足以窒非,修己责人"等实质性的内容。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到了现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形式创造",而形式创造也就无疑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的物化阶段的主要内容。所谓形式创造,它是文学创作的最后完成。它是一个内容形式化和形式内容化的双重互动过程。其既体现为对艺术内容内在结构的组织和构成,又体现为运用语言材料及艺术手段生成内容并使之呈现的外在形态的创造。《鬼谷子》所谓之“益损饰言"其实就类似于文学的形式创造。其中内容转化为形式就是作家运用各种表现手法的艺术语言,把在艺术发现和构思中产生的“作品轮廓”物化为艺术的文本。而于《鬼谷子》这里专指说辞“文章”。该书《权》篇云:故日辞言有五:日病,日恐,日忧,日怒,日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61广西大国朗司nb掌位论文鬼圣卜子文本研究上面一共谈到病言、恐言、忧言、怒言、喜言五种言辞风格,而各种形态风格的言语表达又主要取决于游说者或作家内心的意志和情感。陶弘景以为:“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这里面着重是讲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其实形式创造在内容表现上还有着特殊的价值功能。因此,病言,让人听了感到气势衰落而没有精神;恐言,让人听了害怕而失去主见;忧言,让人听了则感觉闭塞不通,情绪不畅;怒言,让人听了因愤怒冲动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喜言,让人听了感到飘忽不定而难得要领。故《礼记·中庸》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即五种言辞,只有精通才能使用,只有得利才可实行。关于形式创造该点,中外作家都有深刻的认识。如唐代文学家独孤及曾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①意即有了言辞,内容才能最终成形,而文采丰盛的言辞才能使作品赏心悦目。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更是把形式对于内容的表现功能讲得明白透彻。他说:“喜剧的主题决不能用悲剧的诗行来表达;同样提厄斯忒斯的筵席也不能用日常的适合于喜剧的诗格来叙述。”圆可见形式创造,不仅具有表现内容的功能,还有塑造内容的功能。于《鬼谷子》而论,用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等各种不同的言辞,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身所表达的内容不一样,而且是游说者根据其思想和志意所采取的更为有效的表达方式。既然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互为存在的根据和条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文章的最后形成就体现为两者的完全融合。黑格尔说:“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这样看来,鬼谷子的游说“文章"就不仅仅是揣情和饰言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的完美有机结合。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是杰出的说客,他必须具备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准确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更加强烈的艺术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更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其中就包括了语言的运用,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安排,谋篇布局以及各种各样的语体和文体特征的把握等,而这一切都要求作家或说客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创作个性"。这其实也便是揣情饰言而成文章的具体内涵。①独孤及:《毗邻集》卷13第1页,四部丛刊。圆贺拉斯:《诗学·诗艺》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157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二伟馆1979年版。广西大d%页士掌位论文第二节《鬼谷子》之言语修辞观在上一节,我们就谈到文学是美的语言艺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来展现出。《鬼谷子》在创作说辞“文章"时,也十分强调语言在最后物化阶段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只是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来看鬼谷子关于“饰言”的一些独到认识和看法。其实鬼谷子在言语修辞学上也有着相当高的造诣,无论是该书所提出的一些修辞理论,还是《鬼谷子》本书的语言艺术实践,甚至包括它对其弟子等纵横家游说辞的指导意义上,都显示出鬼谷子对于游说论辩语言极强的操控能力。首先来看《鬼谷子》在思考游说理论之时,关于言语重要性的认识。其《权》篇在一开篇就论述了言说的意义和目的: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这段话一开头就明言“说之者,资之也’’,意思讲,游说这项活动就是要说服对方,它不但要有助于游说对象还要于自己有利,即所言互惠互利。这其实也是纵横家游说任务的宗旨,并贯穿于整个游说活动过程中。《战国策》所保留的大量论辩性的话语材料都是策士具体谈的某项计谋思想或为战略手段。即所谓“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气故而通过谋士说理这一捷径,便能实现参与国家政权之目的。其中“资言”两字,蕴含着无限的力量。小范围来着眼,它可以解决国家的一时忧困或改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从大方面来讲,它甚至可以左右整个时代的国际形势。所以优秀语辞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谕的。像西汉后期的刘向于《说苑·善说》里也列举了许多春秋战国至汉代的纵横家由于擅长修辞交际而使国家利益免于损害,并且使个人取得仕途上成就的典型例子,直言到:“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也,故修辞不可不修"。这样看,纵横家的独存之书《鬼谷子》无疑也就格外注重文辞修饰的功用。该书包含着丰富的修辞理论和实践,于当时和后代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先秦之时的《鬼谷子》为中国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一、游说辩论散文的修辞学理论修辞是人类进入社会化后,选择言语进行交际时的一种特殊修饰工具。我们今天使用的“修辞"该词语,最早出自于《周易·乾卦·文言》。它侧重从君子对于道德、礼乐法度的修养角度来考虑。其文中谓: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日:“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知在这句话里,“修辞"是“修理文教’’的意思。它与人的修业有关,而显然有别于今天“修辞"一词“修饰话语、调整言辞”的广泛通行含义。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已开始注意到言语修辞的问题,但各家的态度却不尽然。道家就极力地驳斥言辞修饰,法家亦不赞成“饰言”而偏向“好质",墨家也同样主张“重质轻文",儒家在对待该问题上却表现的异常谨慎,即提倡语言要质朴,却又不反对修辞文饰。故其各自云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老子·八十一章》)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庄子·天地》)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食中常饱,然后求美;衣中常暖,然后求丽;居中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予-非乐)>)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i仑-ii-·学而》)仲尼日: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Ⅸ左传·襄公二十年》)广西大芍明页士掌位兹%赶上述这些皆为大家所熟知,可他们诸家均未对修辞作出任何明晰的界定,并且大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章"之言语修饰的重要性,而报以斥责的态度居多。然而对“修辞’’进行系统论述和加以肯定的却唯有纵横家的独存之书——《鬼谷子》。这亦是最早站在文章形式美的立场上来看待修辞工艺的。《鬼谷子》关于“饰言”的看法就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修辞了。其《权》篇则集中而全面地对修辞的含义、内容、目的和作用等做出了论述,余下数篇则由不同的角度仔细考究了政治游说任务中的修辞艺术,以及如何针对形形色色的接受对象来采取游说方法等问题。该篇开门见山道,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陶弘景注解日:“说者,说之于彼人也;说之者,所以资于彼人也。资,取也。’’鬼谷子简简单单一句话便清楚论述了游说的现实意义,这其实也正为修辞之目的。紧接着它又对饰言进行了阐释,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所谓“饰言"就是修饰语言。分开来说,“假之’’二字谈的是修辞的作用。何谓“假之’’?就是借助前人或对方的言辞,依靠语言的气势和力量,使其更好地发挥功效。这就说明“修辞"活动,“既不仅仅是美化语言的活动,也不完全等同于语言加工的活动,而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①后“益损"二字讲的是修辞的手段,“益"为增加,“损"为减少,即对语言做出适当调整和修饰,而不能任由自己照搬照抄他人的言论。这两个字不单只是对修辞的本质进行了高度凝炼和概括,而且更给“修辞"总结出了一条清晰明确的概念。所谓“文辞修饰”的提法更是直接影响了后世学者对于修辞学研究范围的理论探讨。随后鬼谷先生又具体讲述了修辞内容各方面的标准,所谓“应对者,利辞也;一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其言应对之辞,就需简明流利,交谈起来轻便灵活,另外还需义理充足、顺理成章,而且能将义理阐述明白,并能够用事实加以验证。这显然是经过“修辞"后的游说之语所具备的各类标准。《鬼谷子》于此处把修辞叫做“饰言",该名称的表述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亦不算是过时,丝毫不亚于“修辞”,后人只是在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修辞”这一历史称谓。其实战国后期儒学的苟子和墨家的墨辨在讲“谈说议论之术’’时也都涉及到修辞学的内容,甚至还提出了一些修辞方法,但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修辞学理论。他们分别日:①藤慧群:<语法修辞关系新论》第12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65广西大咎翰曩士鲁q盘论文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芳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荀子·非相》)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刖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日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在第一段中,荀子首先指出了譬喻和分别说明,从而使人听之欣喜,感觉像接触芳香一样美好,这里面就包含讲究修辞的意味。当然这句话本身也使用了比喻和通感等修辞手法。另外他还谈到态度的庄敬及注意说话的内容可信。关于苟子之善用博喻的语言特色,下文我们还将举例说明。第二段的墨辨又具体讲到了运用比较、类推、不定、假托、效法、譬喻、齐等、援引和推论等各式各样的手段来言说事理,从而使人信服。其中像对比、比喻、引用等均属于现代修辞格的范畴,也正是修辞的要求。当然这些零星的修辞用法的提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论辩散文的修辞学说,但跟《鬼谷子》系统的游说修辞学理论比较,很明显也就相形见拙了。其次,《鬼谷子》在谈游说活动的进行过程中,他还尤其强调说客要密切联系听者,关注他们的各式反应和举动,即格外重视修辞的认同性。鬼谷子以为说客务必将游说辞同听众的性情、心理、思想等特征连接在一起,从而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施以不同的话语。这在《鬼谷子》的许多篇目里都有表述: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捭阖》)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飞箝》)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广西大学硕士掌位论文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揣篇》)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权》)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一一是三才也。故愚者易敝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一一是因事而裁之。……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谋》)上面几段文字都是在讲纵横家们是如何根据游说对象的心理、品性、喜欲和志意等特点,掌握好火候,因人制宜,随机应变地采用说辞等问题。具体说来,《捭阖》篇首先提出了人的情性有别,故需根据游说对象的不同针对性地施以崇高或卑小的事例来引发或迎合。《飞箝》篇和《揣》篇两段文字主要都是在谈接受对象的感情和志欲。《权》篇则从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着手,旨在讲述受众的心理需求。而《谋》篇又是从个体的才智能力以及人性的优缺点来切入,重点探讨接受者的人品性格。上述这些均属于今天接受修辞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陈望道先生在其著《修辞学发凡》里说道:“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义的修饰。"①这里的情境就是现在人们通常讲的“语境”,它是说话人和受众的话语行为所产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联域,包括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两千多年前的纵横家鬼谷先生,在当时就可以从说话对象的角度来窥探到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始终没有离开“意”和“情’’的修辞,这点不得不令人钦佩。难怪“高圣林老师称《鬼谷子》为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最早源头。’’@无独有偶,在中国产生《鬼谷子》的同一时代,世界的西方也诞生了另一部关于修辞理论的巨著,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古希腊大哲学家亚氏的这本《修辞学》首先应该看作是一种“劝说性演讲”的艺术,即运用语言以对听众或读者产生期望的印象的艺术,该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了演讲内容的分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高圣林:《<鬼谷子>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最早源头》,湘潭师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67属归类,接收者的个性、心理和情感,修辞论辩术的构思方法、说服技艺与表现题材,以及演讲的文体风格与程序安排等问题。它与《鬼谷子》有不少地方均可以拿来比较。两本著作考察的领域皆是“口头文艺"的说辨技巧和修辞效果。智者亚里斯多德也给“修辞"下了一条简明扼要的定义:“一种可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能找到所能利用的各种说服方法的才能,演讲的劝说性效果能够得以实现的方法。"①其跟《鬼谷子》所谓“说之者,资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即利己利彼的修辞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修辞学》还认为演讲者要善于观察、揣摩听众的思想和情感变化等。这和《鬼谷子》在大体上又保持了一致性。尽管两部书写作年代相当,亦存在许多相似的见解,但毕竟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其表现内容亦有所差别。在城邦民主制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出如何说服公众的演讲辩论术,并把演讲活动定义为说理和论辩来劝说他人做出某种反应的活动。它研究的是效果,它把演讲看成是与具体观众的交流,其工作是分析和欣赏演讲者是如何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从而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的思维习惯。相比在封建君主制、诸侯割据形势下的中国,《鬼谷子》在研究前代行人外交辞令的基础上对如何说服当权者采纳策士谋略的游说辩论之术进行了理论总结,并开创了中国古典修辞术的“饰言"传统。当然《鬼谷子》同中国古代其他辩说散文的理论专著一般,论述较委婉简洁,而不像亚氏《修辞学》那样立足于充分的逻辑分析后展开规劝叙述。这也正体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不同学术风格的一个缩影。而在中国继鬼谷子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杰出文论家刘勰同样也十分讲究修辞,他从炼字造句到篇章结构,从内容的情感义理到文章的体裁样式再到作家的创作个性,都非常注意修辞的功用,并且结合作品的风格和辞格,对修辞作出了全面的考量。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修辞学成熟的标帜。"圆这在其著《文心雕龙·熔裁》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①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第65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第83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广西大聋酗回Eb掌位嵌汶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刘勰在这里就把修辞学“有意的规劝"转化成了“无意识的认同"。当然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文学自觉"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章的形式美和修辞的特殊功用。刘勰本人也十分推崇《鬼谷子》,其著《文心雕龙·诸子》篇及《论说》篇都曾提到过《鬼谷子》这本书,并再三肯定其说辞之精巧,辩术之奇妙,并于侧面也反映出了《鬼谷子》该书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比如:、鬼谷唇吻以策勋。……鬼谷渺渺,每环奥义。(《诸子》)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iza-iL)))二、象、比等各种游说方法的修辞实践上面我们对《鬼谷子》的修辞学理论进行了一番讨论,接下来则要具体来分析一下《鬼谷子》关于修辞方法的论述及应用。这主要集中体现在鬼谷子的《反应》篇里,于本文中鬼谷先生前后提到了“反复推敲’’、“以静制动"、“正话反说"、“见微知类”和“知之始己”等游说过程中常见的说服对方的原则和方法。而在谈如何诱导游说对象,使其“吐真言"和“露实情"之时,鬼谷先生则又提出了“象"、“比”、“钓语’’等修辞术语: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陶弘景本段注日:“应理既出,故能言有像,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当观其次,令得自尽。象谓法象,比谓比例。"当代学者萧登福先生进一步解释道:“象,谓在言谈时以某类事物来象征所要谈论的事物,使事理能更清晰。比,谓推比、推理。"①故这里所讲的“象",就类似于现在人们常用的象征和比喻的修①萧登福:《鬼谷子研究》第15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版。广西大萼臼曩士驾q盘论文辞手法,诚然此处“比喻"中还包含着夸张和比拟等艺术手段。“象其事”即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或物体去象征抽象的事理,或凭借此艺术形象去探寻其内部深奥抽象的事理。而所谓“比",就大致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言之类比,用类似的事情作比较。当然这里面还隐约含有“排比"的意味。因为策士在说理过程中往往需要举出多重事例来增加信服力。“比其辞”就是通过同类相比的方法使游说对象心悦诚服。运用“象比"之修辞手段,便可借助于生动形象而又铿锵有力的语言来展现精微复杂、无形无影的事理,从而达到说服对方的最终目的。所谓“钓语",则在于用一层层诱导和启发之语言来让对方自己说出其真实想法。“象”和“比’’的修辞方法是纵横家在游说过程中最常用的说理手段。而这群策士大部分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教于鬼谷先生。所以这些鲜活的事例均可看作是纵横家们对于《鬼谷子》修辞方法的具体灵活应用。首先在《战国策》里就记录了说客对于“修辞"价值的认可。《秦策一》载秦惠王车裂商鞅,不信从策士之游说,故苏秦失意归家,开始研究揣摩人主的“修辞"艺术。其载: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日:“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若想游说君主,须在揣摩技艺上苦下功夫。这番揣摩之功夫,便是使游说辞何以打动君主,何以让君主听从,从而博取富贵功名。所以这种揣摩之功也就必然涵盖了“修辞"在内。除此之外,《战国策》里还保存了许多纵横家使用“象比"修辞来进行游说推理的实例。我们先来看“言有象’’,前面已经解释过“象”法,即采用比喻象征,引用寓言典故,描写细节使语言形象可感,从而增强说辞的信服力,并常“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①恰似“亡羊补牢"、“惊弓之鸟’’、“南辕北辙气“狐假虎威"以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均带有绝佳的寓意。例如《战国策·齐策--->>“昭阳为楚伐魏”章,陈轸用“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从而打消了昭阳的军事威胁。这样鲜活的例子在《战国策》里数不胜数。诚。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70广西大学硕士掌位论文然纵横家以外,儒学代表荀子亦善于修辞,并且喜欢在说理过程中连续用喻,也即“博喻"来论证事理,表现出铺张扬厉的文风。他的《劝学》篇云:君子日: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鞣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鞣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砾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在本段一开始便用青胜于蓝,冰寒于水两则日常生活之理作喻,说明学习胜于不学,紧接着又用木直中绳,木曲中规两个比喻,进一步言说学习的好处,最后则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两条寓理,再次论证学习的优势。这便是所谓的博喻,用多重比喻来证明一个道理。苟子本人又十分精通论理学,结合谈说之术来讲修辞,正构成了他博喻的修辞特色。后人多以苟子之文富含“纵横"之气,殊不知其显然也是受了当时纵横家“辩丽横肆"文风的影响。讨论完“言有象",再来找找“事有比"的例子。前面也讲到“比”法,就是铺陈事实,运用类比,事例论证说客的观点,也即所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以观其次"。由于说理过程中,经常需援引类似的事情,这些或为自己亲身经历,或由他人经历口述,或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之作比来增强说服力和公信力。比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苏秦就以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等大量历史事例来鼓动秦惠王用武力来征服天下。这组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又构成了排比的句式,不但明显增强了说理的充沛气势,而且使该句话看起来整齐划一,井然有序。而这类用“比"的事例在《战国策》里也是不胜枚举的。法家韩非子虽不主张文辞修饰而尤“好质",但其作品却深受战国后期纵横风气的影响,显示出“汪洋恣肆"的修辞特点。像他讲到难说时就连续采用了二十六条事例来论述臣下向君主进言的艰难。《难言》篇日: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士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傅说转鬻;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71苌宏分胞;尹子穿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胁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当然作为修辞学理论的开山之作,《鬼谷子》的修辞手法不光停留在它对纵横家游说辞的指导上,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自身的文本也在践行着鬼谷先生自己的修辞理论和方法,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修辞范例,显示出“铺陈夸饰”的纵横特色。《鬼谷子》虽然同《道德经》一样,只不过提要钩玄地讲述了纵横学派的治世方法和为人之道,全书虽寥寥数千字而已,却也十分讲究修辞。首先,它十分注重劝说言语生动形象的可塑性。尤其是当他在谈论某一项制人、得情之法时,往往是借助于比喻和象征性的修辞来细致阐述。例如书中日: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若犹张置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符应不失,如媵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也;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反应》)故观娟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揣》)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日: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El胜,而人不畏也。……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摩》)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用其用也。(《权》)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谷。(《本经阴符七术·损兑》)故音不合则不悲,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Ⅸ中经》)鬼谷子在《反应》篇里介绍反应之谋略时采用了许多比喻性修辞,像张网取广西大掌写Eb学位截瞄≮兽、媵蛇指物、后羿射日、比目之鱼、响之随声、影之随光、磁石吸针等都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得情"之法与“知己"之用。其后在《揣》篇里用观察蜗飞蠕动的生动情况来比喻纵横家“见微知著"的道理。他于《摩》篇中又将“摩意”之功比作是临渊操钩钓鱼,投饵于水中,并以燥薪先燃,湿地先濡来说明世界万事万物都归向自己的同类。而在《权》篇里则用介虫以坚壳,螫虫以毒汁捍卫自我或刺伤对方等禽兽都懂得使用自己之长处,来象征纵横策士也应熟练知晓和运用己之优势、特长来说服对方的道理。《损兑》章里又将“损益之术’’形象地比作决开干丈提防的洪水和滚落万丈深谷的圆石。最后鬼谷先生又以比目鱼同合翼鸟之亲密无间、相互帮助为喻,来告诫游说者要跟听众的声音与气息相合拍、相协调。上述几段文字都充分展现了鬼谷先生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底,可谓是新颖独到。这些皆可以看作是《鬼谷子》一书对其“象’’法修辞的活用。除此之外,鬼谷子还在《本经阴符七术》里,用游说谋士效仿各种动植物的生活习性、行事风格和思维形式等方方面面,来探讨纵横术的练养方法以及人际交往和相处的途径,社会斗争的权谋之术等。其日: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媵蛇。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灵蓍。其次,鬼谷子还特别强调语言的节奏紧凑、声音的铿锵有力并富于韵律,所以就需要大量的使用结构相同、语义相关、气势连贯的排比和反复句式,甚至很多形成对偶关系,让情感抒发的自由充分、热烈奔放。这也正是《鬼谷子》整本纵横学专著最大的修辞特色,例如: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以下求小,以高求大。为小无内,为大tc,夕1-.(《捭阖》)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睑;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反应》)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内楗》)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妊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忤合》)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揣》)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摩》)前面两段话都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式,以其整洁凝练的结构,形成了抑扬顿挫的韵律。具体说来,在第一段中,鬼谷子以出纳、取去谈“捭阖之术",又以下高、小大、内外谈“阴阳之语"。第二段里面,则以言默、动静、张睑、高下、取与、此彼等各种求得对方之“应"的计略来解析纵横家的“反复道术"。在第三则材料中鬼谷子连续运用了四个结构一样的排比句,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来论事说理,具有节奏急促、明快的效果。第四则材料又采用了四个反复排比句,而结尾的一个排比句则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增加了四个衬字,使得全句话格式齐整有序,读起来朗朗上口、一唱三叹。最后并以一个非排比句收尾,又使本句显得飘逸洒脱、舒卷自如。第五和第六两处材料则用了对偶和排比的修辞,以精练的话语形式,言简意赅地承载传递着游说手段等丰富信息,产生了视觉上的工整美和听觉上的整齐美。其实这种反复、排比、对偶交织一起的句子在《鬼谷子》许多篇章里均可以找到甚至通篇皆用该修辞手法。再者,《鬼谷子》中除了喜欢使用那些排比对偶句来增强文章的气势外,他还独创了一种顶真的句式,使得其说理更加有力。所谓顶真修辞格,“它是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措辞法。"①像下面几例言:喊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抵蜮》)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谋》)故日: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74真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城"的发展状况,并的简单道理。《谋》篇旨在谈计谋、辩说的用了九个顶真,第二句则用了五个顶真。句与句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议理论事更加准确和谨严。《符言》篇又以五个项真句来讨论“名实"之因果联系以及人主把握名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鬼谷子于《本经阴符七术》里为了详细介绍“志意"思想的练养和镇定方法,也即“谋略计策"的构思心境以及纵横说客在使用之时需要格外留心的“去欲、凝神和安己"等一些问题,不惜大篇幅甚至整段都采用此首尾相接的顶真旬式来逐层进行深刻剖析。比如: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则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本经阴符七术·养志》)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本经阴符七术·分威》)由此观之,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鬼谷子对于顶真这一辞格炉火纯青般的运用水平。虽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里给顶真修辞格下了确切的定义,还举了许多诗歌的例句,并且认为元曲出现以后,才产生了严格完整意义上的顶真格。但可惜他没见到战国时期的鬼谷先生就早己大量使用了这种修辞格,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对《鬼谷子》的不公平。虽不可否认同时代的诗经和楚辞也偶尔采用了顶真格来抒情言志,但往往仅限于四字以内“单蝉式”的连珠体,跟《鬼谷子》“一蝉到底"修辞范例比起来,750广西大驾颂士曹巴位论文它们运用该修辞格的熟练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以下面两诗为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楚辞·九歌·湘君》)综上所述,鬼谷先生的以其独创的功用型修辞理论与修辞实践在当时不仅直接培养了似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一大批“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游说政客,以及像孙膑、庞涓一样等诸多际会风云的军事战略家,还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战国时期“纵横捭阖、辩丽横肆"的散文风格的涌现与流行,而且对后代的许多文体和文章学,尤其是赋体文学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启示意义。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对《鬼谷子》的修辞理论给予了非常中允的评价。他于《文章学史序》里指出:试究其旨归,或以捭阖、转丸为名,或以摩意、揣情为说,非惟应变之良谋,抑亦修辞之要旨。虽抵城、飞箝,说邻险谲,然立说之意,着重论文。故苏秦、张仪得其绪论,并为纵横之雄;而战国之文,犹得古代行人之遗意。……然应对简牍之词,莫不导源于周末;则纵横之学,亦周末文体之一大派矣。。实际上,后世许多散文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鬼谷子文章修辞艺术的影响,使得其作品饱含纵横之气,这里尤其以“文章西汉两司马"中的史学巨匠司马迁和赋学大师司马相如为代表。文学理念成熟后的“唐宋八大家"亦是从鬼谷先生这里汲取散文修辞之精华,创作出绚丽多彩的纵横之文。总之,《鬼谷子》这本战国时代纵横学派的唯一存书,不愧当为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开山之作,而理应受到后代人更多的重视。①刘师培:<刘师培学术论著》第72页,劳苏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76结语鬼谷子作为纵横学派的开山鼻祖,纵横理论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是战国时期杰出的的思想家、谋略家和教育家,他隐居鬼谷著书立说,传道授徒自成一家。纵横家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他们的出现于当时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其谋略计策往往能决定一场战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甚至是全天下的统一或分裂,而像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大批名声显赫的人物皆出于鬼谷子门下,足见其人的神秘本领及历史地位。现留传于世的《鬼谷子》一书,这本纵横家的理论宝典,集中体现了鬼谷子的思想。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这部由鬼谷子讲授,后经由其学生补充、修改而成,吸收和融合了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及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的思想理论著作,可谓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如果说《孙子兵法》注重于总体战略,那么《鬼谷子》则擅长于具体技巧,两部绝学相辅相成,共同作为中国的智慧瑰宝而广泛流传。除此之外,《鬼谷子》这本书在艺术上也同样蕴含了“集大成"的特色。文中不但充实了诸多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并于修辞艺术上也颇有建树,可以看作中国修辞学的源流。它在散文创作上更取得了突出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有其独创之处。所以,研究《鬼谷子》的艺术成就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美学史、修辞学史、散文史都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同时该书的实际操作性亦非常强,它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科学管理和社会交际等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启迪功用。也正出于此缘故,鬼谷子其人其书,才逐渐备受国内外各界学者的关注与探究。历史上众多的纵横家著作皆已失传,唯有《鬼谷子》得以保存,这本身就显示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更何况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游说之术,旗帜鲜明地表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因此,这本纵横家独存之书不仅可以当作一部学术著作来研究和评析,同时亦可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来阅读。纵观《鬼谷子》这部内涵丰富和思想深邃的智慧结晶,它还具备了独创性的品格和超常规的理念,故而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心态去观照它,自然也就得到不一样的领悟,亦会作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这也正是《鬼谷子》一书于现代仍然值得重视的根本原因。参考文献《四库丛刊》本[3]《鬼谷子》乾隆五十四年江都秦氏刊本[4]《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7]《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8]《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9]朱谦之.《老子校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4.[101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61.[11]黎凤翔.《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12]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1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E15]刘向.《说苑》,中华书局,2009.[16]刘勰.《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7]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8]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21]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22]方向东.《鬼谷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3]陈浦清.《鬼谷子详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5[24]萧登福.《鬼谷子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251郑杰文等.《鬼谷子传》[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26]岳鸯.《鬼谷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27]房立中.《新编鬼谷子全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广西大国明炙士学位论文[28]许富宏.《鬼谷子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9]郑杰文.《鬼谷子人生智慧》[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0]阎崇东.《鬼谷子辞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31]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2]房立中.《纵横家全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33]熊宪光.《纵横家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34]蒋伯潜.《诸子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35]俞樾.《诸子平议补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36]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6.[37]蔡仁厚.《中国哲学史大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38]曾春海等.《中国哲学概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3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0]史怀哲.《中国思想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1]韦勒克.《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42]李振纲.《中国古代哲学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6]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1.[4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8]杨树达.《中国修辞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9]吴礼权.《修辞心理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50]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M].上海.o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51]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52]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53]曾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5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5]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广西大掌习nb学位论文鬼召—产文本研究[--I论文类(一)学位论文[1]《鬼谷子中蕴含的逻辑思想》陈可吟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7年6月[2]《先秦纵横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雷志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7年6月[3]《战国纵横家思想体系研究》赵鹏团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9年6月[4]《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彭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4年4月(---)期刊论文[1]《鬼谷子论略》盛瑞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8月[2]《鬼谷子谋略思想及学术价值》郑铁生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3]《鬼谷子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杨天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4]《鬼谷子研究的现实意义及价值》姜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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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黄森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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