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作者：龚延明 邱进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3期

[摘 要]进土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入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种题名泛等第一手资科，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入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关键词]明代；进士；统计；殿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69—10

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土?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他说：“如何炳棣先生(Mr．PmgHo)TArLaddrr。

SUCCeSyerial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 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 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土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 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上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 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 452人。”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入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但是，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 861人，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 878人，在最近发表的《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作统计时，十分随意，缺乏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首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的总数，最后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

一、明代进士的榜数

关于明代究竟开科取进土多少榜，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吴宣德认为：“整个明代，如果不包括南明小王朝，共举行丁9)届科举。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举行了乡试，但未举行会试，所以这两届无进士。”如此，则取进士为89科。而多洛肯认为是88科：“其中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进士，应算一科殿试。另崇祯十五年为赐特用出身进士。”对于崇浈赐特用榜算不算进士，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这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经殿试传胪作为确定进士科傍的标准。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和崇祯十三年(1640)的赐特用出身榜。 洪武三十年舂三月殿试，录取陈 51人，并依照惯例授予相应的官职。但由于所录取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还有四川李祥、蔡天祥2人)，下第的北方举子便认为考官刘三吾等人存在舞弊行为，于是闹得不可开交。明太祖为了平衡北人心态，严厉处分了该科考宫；状元陈 亦被处死。然后于六月重开一榜，所取者韩克忠等全为北人(包括四川人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6人)。后来人们多把陈 榜称为春榜．或者南榜；而韩克忠榜则为夏榜，或者北榜。既然春夏榜都经过殿试传胪等程序，都有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二甲、三甲之分，就应该视为两科、否则，一种之中，岂不有两位状元、两位榜眼、两位探花?因此，笔者采纳把洪武三十年分成两科的观点。

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勾进士；同年夏四月，“帝恩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后来史惇等人又“请援进士例，谒孔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帝如所请”。该科题名碑现存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内，名录见载于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祟祯各种附》和今人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但都被误作崇祯十五年(1642)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入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土是两码事。依照明代的规定，会试正榜外还有副榜，副榜例授教职；岁贡生员经过廷试，也分别授以教职，这是在明代相沿已久的铨选惯例，也即所谓循资格。崇祯皇帝对大臣的疑心非常之重，内阁辅臣和经略辽东的督抚一个个或者短期即卸任，或者下诏狱、处死。在崇祯的眼里，进士出身的大臣并无经国韬略，他认为这是历年以来铨官循资格太甚造成的弊端，于是特地将举人和贡生的初授官资格提高到进士的地位，这样既可以鼓励非进士出身的人才积极报国，又能对拥资格而自重的进土们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谈迁《国榷》云：“丙寅，渝吏部：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入，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这表明“赐特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时人对于祟祯十二年榜的态度也是如此，史惇清求援进士例立碑时，“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显然是因力他们不是进士。但间距的阻拦，反而刺激了崇祯“厌薄进土”的逆反心理，并特旨批准．这种近乎恶作剧般的举动，在崇祯朝并不罕见。清初的盛子邺在《类姓登科考》中收录了几乎明代所有各科进士，就是不裁祟祯十三年赐特用榜。清初各省通志中，也只

有江西、浙江两省选举表见载。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更具有说服力，出身该榜的雷縯祚历官佥事，曾上疏惮奏周延儒．内自称“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踪”，未尝说自己是进土。

总之，崇祯十三年赐持用出身榜不能视为进士-那么，明代总计取进士s9科(内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

二、明代的进士总数

明代进士数量的统计同样必须以殿试为准，不能参照会试中式人数。在一般情况下，会试中式举人都会参加本科殿试，但由于疾病或者丁忧等意外情况发生，有些举子不能参加本科殿试，下种甚至后数科方始殿试。这种现象在永乐朝以后各种中几乎都存在，造成相当多的科次会，殿试人数不相吻合，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据笔者统计，明代过会试而未殿试者有56人，除崇祯十六年(1644)因明亡而未殿试的11人外，其余45人大多未及殿试便已身故了，如黄绾《东瀛王公启神道碑铭》载，王启的祖父王钦，“举进士，未廷试卒”，科年无考；《万历壬辰科进土履历》载，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末迁试卒。

系统记载明代各科进士数量的文献，有清《续文献逋考》卷三五《选举考·明登科总目》(以下简称、续文献通考》)，李周望编《朗历科题名砷最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录》)，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殿试部》(以下简称《古今图书集成》)。今人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是一种工具书，其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相当于对明代进士的分榜统计。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件《部·科目》(以下简称《国朝典汇》等亦有记载，但限于编纂年代而收录不全。另外，明实录、登科录、题名碑、各种序文等也有相关记载。笔者对以上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其中有部分科次的数据，各书所鼓不同，孰正孰误，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证才能判断，

下文依照朝榜次序，对各书所载不一的科次以表格形式作对比，然后进行考异，以求其真，诸书所载相同者不出考。分榜统计及总数在文末也用表格形式展示(见表9)。

考异：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会试中式99人。《同朝典汇》云：“二十一年戊辰，以编修苏伯衡、李叔荆主会试，取中式举人施显等九十九名。”殿试黜落2人，实际过殿试者97入。《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载“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一语不够准确，97人是最终录取的人数，非“廷对”人数。《皇明贡举考》云：“时廷肘之士九十九人，踢任亨泰等九十七入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录部本缺，闽本存。今除黜落二人，尚缺二人。”故各书所载名录均只有蜡人，《碑录》和《索引》据此以为殿试人数，而未加考证。《占今图书集成》作63人则差之甚远，不可信。本科进士当作97人。

洪武三十年春陈卹榜，殿试录取51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据《国朝典汇》云：“(共武)三十年丁丑二月全试……取宋踪等五十一人。”则会试中式亦只引人，前科并无未廷耐者，而《续文献逋考》云“廷试宋琼等五十二人”《皇明进士爸科考》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作53人，都超过会试录取人数，显误。

考异：甲申科会试录取472人，有2人当年未廷试，故诸名录均作470人。王直《送吴侍郎致仕序》称：“水乐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取士。明年甲申，会试礼邰者数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选，而予亦幸得焉。”《赠龚君归省序》同样说：“当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设科取天下士……中选者得四百七十二入。”王直即偯科进士，所云当确。黄佐《翰林记》亦云：“永乐二年，诗读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据《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载，二甲第二名刘永清，会试第389名，即水乐二年未廷试者之一。《续文献通考》和《国朝典汇》均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本科进士当为470人。

考异：孙贤榜当为349人。《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载：“(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陈循《题名记》亦云：“景泰五年春三月朔……进是岁会试所取天下贡上三百四十九人于廷，以俟皇上临轩亲策。”题名碑刻一甲3名，二甲129名，三甲217名，合计349名，与《皇明进土登科考》等书同。《碑录》三甲题

作213名，漏载牛宜、俞纪、沈黼和沈譓等4人，故总数仅345人。《索引》据碑刻作了更正。《续文献通考》可能是依据《碑录》，亦误。

考异：本科殿殿录取250人。《明宪末实录》卷一○二载：“(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商辂《题名记》亦云：“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皇上临轩策试礼部听贡士。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上及第出身有差。V-：乳：b．：：、成化八年进亡登科录》、《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所载名录与之相符，均为一甲3名，二甲78名，三甲169名，合计250人。《碑录》三甲题作170名，较他书多出1人，但其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空缺1人。其实补上薛真后该榜已全，但《索引》榜末却又据地方志补阙2人(金迪，翟廷蕙)，则《索引》实有252人、此2人均不载于《登科录》，不可信，按，《索引》载翟廷蕙作“河南洛阳，明成化8”，注云“据《河南通志》补阙”。但《河南通志》卷四五，选举二·进士·明·成化丙戌科罗伦榜》载翟廷蕙作成化二年进士，并不见于成化八年榜；又《索引》成化二年榜载翟庭葱，河南洛阳人，当即翟廷葱。可知《索引》补阙大谬。金迪，《索引》据《江南通志》补阙，直隶安东人，此为孤证，亦不可信。

考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殿试录取317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四载：“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赐进士秦呜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因科场案发，新进土中5入削籍为民。《明世家实录》卷二八九云：“(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刑科给事中五交、王尧日论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编修彭风、欧阳映、署员外郎高节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大学土翟銮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连中会试，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勋乃汝俭等师，焦清与汝俭结姻，又同受业。四人者会试俱一号，汝俭、汝孝、奇勋皆彭凤所取……及沈坤之取中陆炜、高节之取中彭谦、汪一中，皆以纳贿故，乞明正其辜……遂勒銮井汝俭，汝孝、奇勋、清及风、瞅俱为民，汝璧等俱下镇抚司逮问。己法司会鞫，谓汝璧、鸣夏、应辚虽各阿取辅臣之于，然实非贿故，坤之取炜、节之取一中亦然。独彭谦实以校尉张岳贿节五百金而中……谦为民，坤、一中、炜存留供职。”《皇明贡举考》则言之甚简：“以辅臣翟銮二子俱登科，为言官论劾，榜内削籍者五人。”以故翟汝俭、翟汝孝、崔奇勋、焦清和彭谦5人姓名均不见载于各进士名录中。但笔者认为，此5人既已经殿试传胪，并授以官职，就应当计入进士总数，因此奉科进士当为317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载一甲3人，二甲93人，三甲216名，合计312人。若补上除名的翟汝俭等5人，则与《明世宗实录》所云317人相合。

国子监立有本科题名碑，记一甲3名，二甲93名，三甲仪199人(尚有数行脱字)，且无《题名记》。题名碑首列制诰一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嘉靖二十三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秦鸣雷等二百九十四名，第一甲赐进亡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统进士出身，故兹洁示。”立碑时间无考，但可肯定非当年所立，其所云294人之数既与碑刻名单相悖，亦与他书所载不符，不可信。

《碑录》三甲题为226名，实际仅216名，且三甲第68名至71名李临阳、吴朝凤、康迪吉、陈淮4人，重见于二甲第90名至93名，其实当作万寀、王学、张镰(《碑录啤》遗置三甲最后一名)、张侃，则全榜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一致。《索引》未纠正《碑录》的错误，且又据碑补阙2人(孙萃蘧、马成)，据地方志补阙6人(张侃、彭谦、崇宗尧、翟汝孝，翟汝俭，万杗)，则总数增加列321人，当误。孙萃蘧、马成、崇宗尧3人不见载于他书，当是误收。《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当是误以为《明实录》所云317人不含除名者，又重加5人。《索引》可能受其影响，欲补全322之数，则又以讹传讹。

三十二年癸丑科各书均作403人，唯《续文献通考》作401人，当是笔误。徐阶《赐进士题名记》云：“我皇上御极之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赐陈谨等四百三入及第出身有差。”各书名录均力一甲3名，二甲105名，三甲295名，合计403名。

考异：《隆庆二年进七登科录》和《皂明贡举考》名录完全一致：一甲3人，二甲77人，三甲323人，合计403入。《睥录》题记亦作403人，但三甲空缺2人；《索引》同，但榜末又据地方志补阙7人，则名单共有408入。其实《索引》有5人重出：二甲王璘与三甲王之臣为重出。《索引》王鳞作直隶休宁民籍，王之臣同。《江南通志》举人表载王之臣不载王辚，而进士表载王鳞不载王之臣。《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会试录》、《皂明贡举考》等不载王璘。又《隆庆二年进上登科录》载王之臣”兄矿、弟铭”、，则王鳞应当是王之臣的又一名。二甲许子良和三甲许亘为重出。《索引》将许亘和许子良均作为浙江仁和民籍，《隆庆二年进土登科录》和《隆庆二年会试录》、《皇明贡举考》均不载许亘。这两处错误来源于《碑录》，而《索引》未加考证。

补阙的?人中，除张镗，穆炜、陈文衡、黄龙(当作黄一龙)外，楼懋中、徐秋鹗和张汝济均为重出。楼懋中即叶懋中。《索引》叶懋中籍贯作“直隶江部(浙江义乌)”，而楼懋中作“直隶江都”，甲次不详。《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三甲224名为叶懋中，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籍，浙江义乌县人，不载楼懋中。徐秋鹗即徐呜鹗。《索引》徐秋鹗作“直隶青阳”，甲次不详÷-、·，而徐鸣鹗作“广西柳州(直隶青阳)”。《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载徐秋鹗三甲106名，贯广西柳州卫官籍，直隶青阳县人，不载徐鸣鹗。张汝济是三甲153名司汝霖之更名。《索引》司汝霖作“湖广荆州右卫”，而张汝济作湖广江陵人，甲次不详。《类姓登科考》云：“张汝济，榜姓司，名汝霖，湖广江陵县人，三甲，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袁宗道《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博野司公汝济墓志铭》对其家世言之甚详：“公姓张氏，始从养父司月泉公姓，讳汝霖；后复其本姓，改沛汝济，字泽民，傅野其别号也。世为山东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礼贾歼河里……吾郡司月泉公镗部运开河，与游甚欢。时月泉公年四十矣，尚无子，而公甫四岁，无母，遂请于

公父，携归子之。公以是为吾郡人。”按袁宗道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可知张汝济本山东汶上县人，过继给荆州右卫籍的司镗为后，登第后复姓更名以归其宗， 综上所述，该科总数当为403人。

注：《围朝典汇》载至隆庆五年止，《皇明贡举考》载至万历十一年止，故不列：“到”指题名碑刻。

考异：万历十四年殿试者351人。《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载：“(万历十四年三月)癸丑，赐进士唐文献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题名砷漏载6人，《碑录》予以补正。书中云：”是科……查登科录则275名，高岩下尚有六人……共二百八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万历丙戌科同年总录》亦载刘讷等人，其中曹代萧为三甲280名，张国纪为三甲281名，可证《碑录》所考正确。

为何题名碑会漏载6人?可能与其立砷时间相关。是科题名碑未载立碑年月，但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按，王振奇，江西安福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七，可知万历十四年榜未当年立砷。又万历八年题名碑亦署名工邰监督主事王振奇立，立碑时间为天启三年(1623)四月，则十四年题名碑亦当为天启三年补立，与登科时间相去达37年之久!这可能是造成题名碑漏刻进士的一个客观原因。《续文献通考》所据当为题名碑，同误。

二十六年戊戌榜则相反，题名碑作292人不误，而《碑录》、《索引》考证误增4人。此科题名碑二甲作57名，但《碑录》所载数字却不同。书中云：“是科碑刻……查登科录则三十一名潘阳春下，尚有四人：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共六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索引》据此亦存之。但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寸重见于万历二十年榜二甲24至27名，姓名籍贯几乎完全一致：黄膛，四川南充民籍；李作舟，四川合州民籍；穆深，山东历城；杨逢时，湖广荆州卫远安守御干产所军籍，湖广江陵人(二十六年榜之杨逢时作湖广江陵军籍)。《万历二十六年哎戍科进士履历便览》不载此4人，且自潘阳春以下至曹志遇，排名依次为31至57，未见有58至61名者。

可见，《碑录》误将万历二十年榜的4人窜人万历二十六年榜，《索引》以讹传讹。故本科人数当从题名碑作292人。《续文献通考》不误。

考异：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殿试，清《续文献通考》等均题作395人。《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以下简称《履历》)只载391人，当有脱漏。

《碑录》总数题作395人。但名单中二甲78名中脱漏5人，只有73人；三甲题作314名。然数其名单则有316人，据《索引》考证，有3人重出(李安世、顾咸建，李震成)。则《碑录》实际只有389人，尚缺6人。《索引》据《履历》补阙钱尔登、王曰俞2人，又据地方志补困3人(杨若梓、张元锡、张铃)，仍缺1人。

按，该科有两个王曰俞，《碑录》漏载其一，《索引》本已补出，却于正文中又误为一人。《索引》云：“曰俞，直隶常熟○(山西阳城)。”即直隶常熟籍，山西阳城人。查《履历》，常熟王曰俞字中怙，湖广籍，庚戌年正月十七日生；阳城王曰俞字纺世．己未年五月二十日生。显然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索引》想当然地误为一人，大谬。《类姓登科考》卷二亦载：“王曰俞，南直常熟人，三甲……王曰俞，山西阳城人，三甲，同榜同姓名。” 由以上考证可知，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 595人(详见表9)。

三、结 论

在完成以上考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审视，找到其问题所在。吴宣德是国内第一个对明代进土数量进行细致统计的学者，并制作出《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开创之功，难以抹杀。但是，该表有几科数据存在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如永乐二年作472(实470)人，永乐二十二年作150(实148)入，正统七年作150(实149)人，天顺四年作150(实156)人，嘉靖二十年作300(实298)人。 二是对引用资料未加考证，如嘉靖二十三年作328(实317)人，是引用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续文献通考》的数据(四库本《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同样是错误的)；嘉靖三十二年作401(实403)人，以及万历十四年作345(实351)人，均只参考《续文献通考》。

三是抄录的疏忽，如万历四十七年作344(实345)人，不见他书记载，当是笔误。另外，对“崇祯十，五年”榜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证，也是一种失误。吴宜德最后统计得出24 861人，比本文多出266人，如果除去以上失误，则其数据与本文完全一致。但他在其他文章里为什么又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呢?据分析，是因为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和《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两篇文章均涉及进士的分区统计，必须依照每个进士的籍贯分别累加，部分科次(比如洪武十八年)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其缺漏之人难以补全，所以据

此统计出的进士总数和实际总数肯定会有出入，作者的疏忽在于没有对此作一个交代。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既没有考证的过程．又未明言其数据的准确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