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玛的中上流阶层的傲慢与偏见,使得她主要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衡量所有的人。
在海伯里的乡村,爱玛的家庭——伍德豪斯家族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上等级均居首位。作为这样显赫家庭的女儿,她深受家族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认为任何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的财富决定的,而下等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是卑劣的。因此,爱玛总是瞧不起下层的那些人。在去里士满的途中,爱玛遇见了贝茨夫人——海伯里前教区牧师的遗孀,和她惟一的女儿艰难度日,而且激起大家对一位无为的老太太所能产生的全部敬意。爱玛知道贝茨夫人比她贫穷很多,因此她无礼傲慢地对待贝茨夫人,并且以讽刺的言语来侮辱她。爱玛如此傲慢势利甚至残酷的这段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是她的傲慢和偏见使她无意识地超越了行为准则。这种傲慢和偏见进一步表现在她做媒中。爱玛热衷于做媒。她两次给哈丽特·史密斯做媒,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她对哈丽特的偏见以及对罗伯特·马丁的反感。这里举个例子,当爱玛第一次遇见哈丽特时,想:“那对柔和的蓝眼睛和全部的天然丽质,不应当埋没在海伯里及其周围的下等阶层中。她已结交的熟人全都配不上她。她刚刚离开的学友尽管都是些很好的人,但是肯定对她有害。”[2 ]
事实上,哈丽特是一个并不聪明的弃儿,但是她体贴、迷人、温顺却又毫无主见。在哈丽特的眼中,爱玛是哈特费尔德如此显赫的名流,以至于哈丽特惟一的愿望便是接受某个高高在上者的指引。她希望和中等阶层建立联系,特别是能嫁给富有的男士,从而可以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但最后,她发现她的血统是实现她梦想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读者注意到,第一次见面时,哈丽特的容貌是让爱玛喜欢她的原因之一。然后,爱玛猜想哈丽特的父亲一定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绅士,尽管事实上没人知道哈丽特的父亲是谁。在这种偏见下,爱玛断言:“马丁家的人准是些粗俗不雅的人,根本不适合跟一位知识和风度几近完美的姑娘进行紧密交往。”[2 ]在爱玛眼里,仅仅凭马丁家从奈特利先生家租种了农田这一点,就断定罗伯特·马丁仅仅是一个粗俗的农夫,而他的妻子也应该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农夫的女儿。由于她对社会地位的偏见的强烈意识,就认为哈丽特和马丁在出身上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为了让哈丽特从
“坏”圈子脱离出来并引导她进入上流社会,爱玛试尽所有方法想让哈丽特爱上埃尔顿先生。她认为,埃尔顿先生要比马丁高贵,他很有幽默感、愉快、有礼貌,并且是文雅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属于上层社会,并且没有任何底层关系,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实际上,马丁先生聪明、正直、勤奋而且富有同情心。他对农业感兴趣并且不在意肤浅的优雅和谦恭。爱玛为哈丽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愿而没有考虑哈丽特对马丁的真实感情。
幸运的是,每次当爱玛的傲慢和自我欺骗就要沉到最低点时,明智的奈特利先生总是会出现。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爱玛错误的人,而且是惟一曾经告诉过她他们的想法的人,但这点对爱玛而言并不是特别愉快的。奈特利先生是由奥斯汀作为中上流社会的道德楷模而创造出来的,被塑造成没有傲慢和偏见的完美的人,由他来影响和帮助爱玛。显而易见,奥斯汀试图将她的女主人公——爱玛塑造成忠实于生活并具有完整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同时,奥斯汀希望爱玛顺从历史趋势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完美。但在事实上,奥斯汀不可能成功,因为她是现实的而且她把角色放入社会现实中,而爱玛却远离现实,不会轻易放弃她认为理所当然的傲慢和偏见。
二、随着海伯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英国社会阶层所发生的改变,爱玛对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还是坚持维护着她的中上流阶层的傲慢和偏见。
在19 世纪早期,曾属于下层的商人阶层,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在小说中,科尔家的变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科尔家在海伯里已经生活了多年,他们是很好的人,友善、慷慨且谦逊。但是因为他们从事商业,而且出身卑微,爱玛作为上流阶层的代表,看不起他们。从她的傲慢和偏见出发,爱玛没有把科尔先生看作是和她父亲以及奈特利先生一样的绅士。当她得知埃尔顿先生和夫人有时和科尔家的人一起吃饭,就表示出对他们的厌恶。然而,当科尔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搬进了一幢大房子并且上升为哈特费尔德第二富有家庭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爱玛不得不屈尊接受他们的宴会邀请。也就是说,作为哈特费尔德最受
尊敬的家族,伍德豪斯已经开始失去它的威望和优越感。这是一种无声的斗争。这不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两个阶层的斗争,所有人都卷入了这场斗争,而且那些想生存下来的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改变他们自己来适应历史潮流。
显而易见,在英国的这段变革时期,爱玛和海伯里的上流阶层也不能幸免。爱玛和埃尔顿夫人之间的冲突是对这一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解释。埃尔顿夫人从布里斯托尔的一个商人家庭来到海伯里,爱玛认为她没有上流家族背景,没有血统,没有联盟,只有她自身的吸引力。她已经吸引了贝茨和简·费尔法克斯小姐到身边,尽管爱玛瞧不起她并不理睬她的友情,但是埃尔顿夫人敢于违背旧势力并挑战爱玛,
在和爱玛的较量中,她占了上风。随着人们态度的变化,大多数人认为包括商人在内的富人,应该在社会活动中变得更加重要。举个例子,在里士满,爱玛想要主持活动,但是当她询问其他人的观点时,第一个反对她的就是埃尔顿夫人,使得爱玛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放弃这个打算。另一次,爱玛带着傲慢与偏见地认为舞会是专门为她举办的,但是当埃尔顿夫人和韦斯顿先生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佛兰克和她也只能跟着他们。这里,埃尔顿夫人的成功已经动摇了爱玛在海伯里起领导作用的牢固地位。埃尔顿夫人代表了一股新的社会趋势,她和爱玛的矛盾揭露了新旧阶层之间的斗争。最后,爱玛作为斗争中的失败者,不得不使自己顺从新的社会发展。她对哈丽特和马丁婚姻的认同表明她勉强地接受了这一切。但是在她内心,并没有改变想法。
三、爱玛和奈特利先生的婚姻表明爱玛依然有很强烈的傲慢和偏见并且不愿接受现实。
读者很难在小说中发现关于爱玛和奈特利先生之间爱情的细节。除了他们的争论和分歧,爱玛更多地是尊敬奈特利先生而不是爱他,而奈特利先生也只是对爱玛感兴趣并不是出于某种热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结婚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
阶层,而不是他们彼此深爱对方。奈特利先生是个大地主,他拥有大量土地。因为家庭的富有,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成为上流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在海伯里只有他有条件在财富和地位上和爱玛相配。为了证明这一点,奥斯汀写了一段关于爱玛和佛兰克·丘吉尔的一段情节。佛兰克·丘吉尔是英俊而且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来自一个商人家庭。一次佛兰克提议在海伯里多办些舞会,爱玛立刻回复说,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混合使得只有很少邻居会参加这些晚会。但是佛兰克认为这不是问题:“他仍然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种混杂造成的不便会有些问题,或者至少在第二天早上每个人返回他或她合适的住所会有些麻烦。”[2 ] 当爱玛听到这些话,她开始瞧不起他。这个场景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社会观的不同阻止了他们走得更近。
另一个例子是泰勒小姐和维斯顿先生的婚姻。泰勒小姐出身低下,却朴素、温和,是有见识的家庭女教师,维斯顿先生具有无懈可击的品格、可观的财富,以及上流社会的良好礼节。他们打破了传统习俗追求真爱。维斯顿先生抛弃了他的阶层所有的傲慢和偏见并接受泰勒小姐的卑微出身。尽管很多中上流阶层的人对这桩婚姻感到震惊,但事实上这对夫妇生活得非常幸福。
奈特利先生作为上流阶层的道德标准,看到爱玛的缺点并带领她走向成熟,却并没对她产生热烈的爱情,爱玛为了满足自己的傲慢和偏见,选择了这桩并没有爱情的婚姻。而且,他们的婚姻表明了在爱玛所在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和理念依然在起作用。在此,作者是为了揭示中上流阶层的傲慢和偏见,这种傲慢和偏见为它的阶级所推崇并已经成为社会变革发展中的某种障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是这种人的翻版,他们声称婚姻应该建立在对等的社会背景之上。富裕的家庭瞧不起穷人,高阶层的人瞧不起底层的人,他们不喜欢和底层建立关系。很多年轻人想通过婚姻来获得财富。爱玛就像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上流阶
层人士的优雅和谦恭是多么的肤浅。 我们应该从小说中吸取教训并努力尝试去适应
社会变化而不是维持陈旧过时的事物与观念。
结论
在海伯里村庄,爱玛是中上流阶层傲慢与偏见的代表。她主要通过社会地位和财富来衡量海伯里的所有人。即使爱玛不得不在表面上改变对人们的态度,但她还是在和商人阶层较量。爱玛嫁给奈特利先生,表明旧的社会秩序和理念在她所在的时代依旧在起作用。我们周围也有一些同爱玛一样的人。很多上流家庭认为他们要高人一等并且在生活方式和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享有特权。他们看不起穷人,他们习惯以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来划分等级。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人认为金钱是至高无上的,他们追逐金钱并根据金钱来做出决定。女孩们希望可以嫁给富人,富人被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是高高在上的并且是受尊敬的。有些人崇尚金钱而不是爱情,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可能导致他们会有和爱玛一样的婚姻。简·奥斯汀看到了在她的时代所发生的以及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东西。我相信,读过《爱玛》的人一定可以认识到更多的对于傲慢和偏见的观点,并对现在的我们也很有警戒意义。
[参考文献]
[1] Adrian Room, Dictiona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Jane Austen, Emma, in: Oxford Classics edited by James Kinsle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 London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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