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英结课论文

——浅析师陀的《结婚》 摘 要：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以生动细腻地笔触刻画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小人物胡去恶在大上海茶馆、咖啡馆、舞厅等象征现代文明生存空间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从乡下人的文化视野凸显了都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性。作者对大上海灯红酒绿的浮华以及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关键词：师陀；《结婚》；都市文明；人性扭曲; 叙事视角

一、 传统和现代交错夹缝下的中间人

小说的主人公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令人鄙视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深感自卑。他对恋人林佩芳真实地吐露着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他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偌大的上海，却容不下小小的他和他的铺盖。他自卑，他羞愧。形单影只的他，与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寂寞感。当佩芳一家不得已离开上海，胡去恶看着“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他

一时间不知所措：“举目无亲，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来关心？”此时的去恶，深深地爱着佩芳，他想多挣钱尽快和佩芳结婚。他忍辱负重地在上海苟延残喘的挣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西方文明在大都市生根发芽，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胡去恶强烈的自卑感和孤独感正是浮华的上海新的生活方式下的产物。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城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失落。西美尔曾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胡去恶的自卑、孤独感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内心的困扰、外界的诱惑，这似乎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胡去恶终究抵挡不住对金钱的渴望，这一切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城市的野心，从他准备借钱做生意赚大钱、在“小天堂”咖啡馆第一次和钱亨谈话时，他就钻进了别人设计的陷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抛弃爱人佩芳，与国秀有染，而后又被国秀甩掉，钱财被钱亨骗光，稿子也被国宝盗版。。。这一系列的打击，使他咆哮、使他发狂。他发出了歇斯底里式的呐喊，他要报复所有人。“好罢！小娼妇，你爷爷有的是钱！我就拿了这钱买了你，侮辱你，打了你，用烙铁烫了你，过两个月，再叫你滚蛋！是你逼的我，你可千万别后悔。”这

是失掉人性的诅咒，胡去恶的精神世界至此已经彻底崩溃。疯狂使得他残忍地杀害了钱亨，自己最终被警察枪毙于街头。至此小人物的灰色人生已经谢幕了。胡去恶的悲剧既有自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社会的罪恶。

师陀注重对上海都市文明否定性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大染缸”“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扭曲，同时对夹缝中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有深深的同情。人性本善，正是因为社会影响这一外因，构成他们走上不归路的最初动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令人厌恶的，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太不可能，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麻木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了这个可怜虫。

二、 叙事视角转换的艺术技巧

早在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研究中，帕西.卢伯克就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视角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这就强调了视角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结婚》的上卷是以第一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写胡去恶给恋人佩芳的六

封长信，下卷采取全知的叙事方式展开洋场人际关系和险恶的私欲角逐。视角的转换首先是出于对情节连贯性的考虑，因为在第六封信中，胡去恶已经恶习缠身，他认同了上海扑朔迷离的生活，他和钱亨、田国秀交往，他说佩芳是小乡下人。他沉浸于崭新的生活之中，渐渐地忘记了自卑和怯懦，他有足够的底气在上海立足。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在和乡下那个落伍的佩芳诉衷肠。

其次，视角的转换可以对胡去恶做一个全方位、客观而充分的显示和定位，全知的叙事视角就可以对小说的表现内容进行全局性的审视和把握。前六封信都是胡去恶自己在讲述着，这其中难免会有他对自己虚伪、罪恶丑行的隐瞒，过多的自我诉说容易丧失读者对故事和人物真实性的信赖。于是，转换视角是很有必要的，客观的叙述揭示了胡去恶的虚伪阴险，他饱满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脑海中，全面地展示了整个事件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最为重要的是，上下卷不同的叙事视角营造的文本风格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上卷是胡去恶去恋人佩芳的自述，意气奋发，充分显示他闯荡世界的决心和勇气，他为了自己的婚姻，他要拼搏下去，在所不惜；但是下卷采用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人物间的关系和严峻的社会现实迅速展现在读者面前，胡去恶的卑鄙、虚伪、麻木全部跃然纸上。上下卷互为对照，这样一个合理又荒谬的人物竟然得到了有机

的统一。在这里，叙事视角的转换不单单是结构上的需要，更是透过人物内心、探寻人物生存形态及本质的必要。正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阐释：“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也就是说讲述一个故事的真正目的是对世界某种存在方式的质询和探讨。当我们生活在胡去恶上卷限知的视角时，我们感受到奋斗的力量，感受到对爱情的真挚；当我们转入到下卷作者的全知视角时，才意识到人性的软弱和悲凉，现实终究打败一切。所以两种视角交织，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都市小知识分子存在的荒谬和虚无，并且对整个普通个体充满无奈和绝望，对上海这种大都市生存状态充满质疑。

师陀深入人物内心，细腻地刻画了在大都市下像胡去恶这种中间人完成精神蜕变的历程，批判了浮华的大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他又注重艺术技巧的运用，尤其是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人物的变换，上下卷精心的构思，使得叙事形式最大程度的为小说主题服务，取得了形式和意义相统一的艺术效果。这些奠定了师陀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