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唐传奇《莺莺传》与元杂居《西厢记》有何不同？

——高一四班 钟明呐 李高洁 曾超 梁家鹏 指导老师：彭静

关键词：元稹 《莺莺传》 王实甫《西厢记》异同 摘要：

千百年来，一部《西厢记》唱出了人间至爱，鞭挞了封建家长组专制，激励了无数的青年男女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它在神州大地为天下有情人唱出了千古的期盼与祝福。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说以，《莺莺传》与《西厢记》可谓“同源”。《西厢记》是根据唐元稹的《莺莺传》编写的，那么，它们到底有甚么不同呢？ 正文：

（一）作者与时代的区别：

1.莺莺传： 唐代传奇。元稹撰。元稹（公元779年~公元831年），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

《莺莺传》原题《传奇》。《异闻集》载此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作《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俗亦称《会真记》。其篇末说:“贞元岁九月﹐执事〔友〕李公垂(李绅字)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今考出是贞元二十年 (804)九月﹐元稹将故事讲给李绅听﹐李绅作《莺莺歌》﹐元稹写了这篇传奇。它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遣弃的故事。关于张生的原型﹐旧有张籍(文昌)﹑张珙(君瑞)﹑张先(子野)三说﹐皆误。宋代王铚《〈传奇〉辩证》考证为元稹本人﹐

今无异说。 2.《西厢记》：

王实甫（约 1260~1336 年）名德言，字实甫，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他的创作活动时期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 1295~1307 年）。据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介绍，王实甫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常与演员、歌伎往来。所作杂剧十四种，仅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三种及《韩彩云丝竹芙蓉序》《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各一折。剧中大都以青年女性反抗封建礼教为题材，塑造了崔莺莺、红娘、刘月娥等不同妇女的典型形象。他的作品戏剧性强，曲词优美，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二）故事梗概：

1《莺莺传》：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莺莺传》悲剧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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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客观原因方面：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传奇小说。唐传奇小说是“有意为小说”，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莺莺传》中对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生活的描写恰恰反映了唐代自由爱情意识的觉醒。这种自由的爱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代自由、开明的风气，但并不能掩盖封建王朝的封建腐朽的本质。在《唐六典》卷十九中有：“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即指婚姻的门当户对，这也就揭示了唐代的严重的封建门阀制度。因为唐代爱情意识的觉醒，也就更加凸显出自由爱情与门阀制度之间的矛盾。

②主观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莺莺，还是张生，都具有悲剧人物性格缺点。都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害。特别是张生，正因为他的性格上的软弱、自私，

才导致他的始乱终弃，造成爱情悲剧。从“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观点来看，虽然元稹并非就等于张生，但仍可看出，爱情悲剧对元稹的折磨至深，惟有通过传奇这样的文学样式才能释放心中的悲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样的悲剧来源之深，来源之广。它直抵人灵魂的深处。

因此，《莺莺传》的悲剧成因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人物自身的原因，并且是两者辩证的统一。

2《西厢记》：讲的是书生张珙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在普救寺里一见钟情，他们不顾封建势力的阻挠，挣脱礼教的束缚，有火一样的热情互相追求，经过曲折的斗争并消除种种误会矛盾，终于在侍女红娘费尽心力的帮助下，私自结合。崔母发觉后，经红娘的据理力争，又恐家丑外扬，只好承认婚事，但要求张珙立刻上京应考。于是两人又被迫分离，直到张生中举归来，才和莺莺团聚。是一个喜剧，尤其“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石破天惊的祝愿更是唱出了千古绝响！

（三）人物形象：

（1）《莺莺传》：主要塑造了两位悲剧人物形象，即崔莺莺与张生。

崔莺莺是一位十七岁的贵族少女，她具有美丽、善良、纯洁、勇敢、忠贞的一面。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当她看到张生写来的《春词》时，她的那颗追求爱情的心灵被打动了 ！但同时，崔莺莺又是一位深受封建伦理浸淫，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保守、犹豫、过分的矜持等等性格特点。当母亲设宴招待张生，喊她出来，她先是“久之，辞疾”，在母亲发怒后，才“久之，乃至”。当张生问她的话，也是“不对”。特别在写下《明月三五夜》，张生如约而至时，又口是心非地说出了一番道貌岸然的话。如此种种描写，确实刻画活了这一有缺点的人物形象。

对于张生似乎早有定论，并且颇多责难。说他“薄幸残酷，而且卑鄙无耻”，而最权威的要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我们想，千夫所指主要还是因为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并且把遗弃的原因都归结于莺莺是“尤物”、“妖孽”上，以此来减轻自己内心的折磨。我们认为，以上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把张生这一人物全盘否定，却又是值得商榷的。张生这一人物形象应该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从他遇上莺莺

后，他的一系列的言行举止来看，他是真诚的，是发自肺腑之情。从文中“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可知这还是他的初恋。张生对待自己的初恋是有过相当长的努力和挣扎的。从张生离开莺莺西行长安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痛苦和不舍。这种感情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张生与崔莺莺最终分离的原因，文中没有具体说明。但无论是“朝廷显官须以公卿子弟为之” 唐朝士人另择高门；还是“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 爱情与事业不可兼得；或是当年不懂爱情而不知珍惜等等，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即来自恋人自己心里的阻力。相比之下，诸如家庭、流言等外在的因素反而显得不那么可怕，“人自己才是情感的最大障碍”。从这一点来看，《莺莺传》亦显现出一种批判性，它触及人性自身，直指士人的灵魂，从而显示出一种批判的张力。因此张生这一有缺陷的人物形象也才具有了悲剧性的意义。 （2）《西厢记》：

崔莺莺：相国之女，名门闺秀，她性格善良，知书达理，是个深沉、幽静的美丽少女。与张珙在佛殿相逢后一见倾心，尔后又于墙角联吟，真诚相爱。这就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天理”。之后，她不改初衷，任凭母亲怎样阻拦，都矢志不渝。最终得到了承认，获得了爱情的胜利。

张珙：出身贫寒，先人虽做过礼部尚书，但身后萧条，“只留下四海一空囊”。和崔莺莺相见时，仅为“白衣一秀工”。但他为人诚挚，对爱情执著而专一，为了爱，他不惜抛弃功名，赁居西厢，并借故搭斋，通过月下联吟、献计解围、琴音相挑等多种方式的真诚努力来获得莺莺的爱。甚至身染沉疴，也未能改变他对莺莺的一往深情。同时，他又书生气十足，在赖婚的崔母面前无计可施，甚至想“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但他对爱情的炽热追求，最终在红娘的帮助下获得了真挚的爱情，确是莺莺的如意郎君。 4.写作特色 （1）语言特色

①大胆、直白的写实手法。在文本中大量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无论是文章开头张生的“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表明自己的恋爱观，还是当他遇上自己的

真爱莺莺时，不愿采用媒约之请，文中用“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魚之肆矣”来表现男主人公急切的心情。而当张生要去长安时，崔莺莺的种种表现又很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少女那种“愁弄凄惻”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甚至到了爱情破灭后，张生的那段自圆其说的心灵独白，更是体现出这种手法的直白、深刻。它让我们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直视人物的灵魂，掌握真实的人物性格。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起爱情悲剧从发生、发展，到最后失败、无法挽回的全过程。正因为有这样的手法，也使我们对这个爱情悲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悲剧，也是社会、时代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② 独有的语言魅力。鲁迅曾经把唐传奇总结为“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而所谓用“史才”和“诗笔”的结合，的确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大成就。在《莺莺传》中，这种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语言艺术中。一是文章中的叙述性语言；二是描写性的语言，即所谓的“诗笔”。这两种语言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也正是这两种语言风格的强烈对比，才更显示和传达出了浓烈的悲剧效

果。比如在莺莺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就完全展现出莺莺是一位“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的美人。而在写张生要西去长安与莺莺告别时，写到莺莺只用了“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短短数语就把莺莺难舍的心情与可怜的自尊之间的矛盾复杂呈现在读者的眼前。特别是两人最终痛苦分离，文中也只用一句话概括“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把这么悲剧的结局，用冷静、客观的语言说出来，有几分无奈，亦有几分悲凉，更增加了悲剧的效果。文中在描写性的文字又是采取不同的方式。不是惜墨如金，而是肆意汪洋，极尽之能事， “情境愈悲惨，愈需要用诗来表达”。而崔莺莺写给张生的那封信更称的上是一首响彻千古的绝唱。在诗一般的语言里分明闪动着荧荧的泪光。其实莺莺在写这封回信的时候，对失去的爱已知无望，但她却并不回避她曾经的真感情。“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并在写信之外赠给张生玉环、文竹和丝三样东西，以此来表达“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而最后仍不忘对她的负心人说上“春风多厉，强饭为嘉”的话。这是怎样的情感啊！都到了知道要分手的时候，还在关心张生，希望他在春寒中注意保暖，多吃点好的，加强营养，保重身体。正是因为用了如诗般描写性的语言才能表达出这么强烈、真

挚的情感。也正是因为通过冷静、客观的叙述性的语言才更加衬托出描写性语言的火热、感人。 2.《西厢记》：

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是一部蜚声艺苑文坛的古典名著。它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特别是语言艺术，令人叹佩，一直为古人、今人所称赞。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郭沫若也曾说过：“不但是‘杂剧中的杰作’，也是一部‘好诗’。”一语道破了《西厢记》的语言真谛。

①它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就诗的语言而论，辞藻优美，典雅凝炼，含蓄蕴藉，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就诗的语言而言，富有动作性、形象性、性格化，通俗明快，自由灵活，淋漓酣畅，多为直接描写或直抒胸臆。它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特征，又融汇了诗词的凝炼风格，在境界风格的本质特征上把诗曲统一起来。

② 化用前人诗句，引而用之。据统计，在《西厢记》中有235条之多化用唐诗、宋词中的语言，出以新意，拓宽意境，给人以新鲜之感。如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是咏秋名句。王实甫将“叶”字换成花”字，把它移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曲中，成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成了千古名句。

③ 使用了大量史书典籍中的人物和故事，如第一本第一折(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吴天网极。”语出《诗经·小雅·萝蓖》。 ④ 引用经书史籍的语句还常常反用其意，带上嘲讽。如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芦]“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这是用孔子《论语·学而》里道貌岸然的话，可张生此时似念经一样叨咕着，却以“怎禁他兜的上心来”加以否定。这即符合秀才的酸味，又带有嘲谑讽刺意味。

⑤ 有些典故由于反复使用，或在其它作品中也重复出现就逐渐成了约定俗成之语。

⑥ 成语的四言骈体形式和俗语的杂言形式相结合，使《西厢记》的语言既有严整之美，又具错落之致，文白相间，相得益彰。如四本二折 [秃厮儿][圣药王]等曲里，出现好多成语：“天长地久”、“握雨携云”、“戴月披星”、“巧语花言”、“行监坐守”，同时插上许多当时的口语俗谚如“心数多，情性驺”、 “牵头”、 “心意两相投”、“何必苦追求”、“女大不中留”等，这些都是流行于当时人们口头的俗语。 ⑦ 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如“[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第一本第一折)

⑧ 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 ⑨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它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如 “复迭格”中迭字词的运用，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

⑩ 有着严格韵律限制却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 一句话，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又融汇了诗词凝炼的风格；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2）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莺莺传》文笔优美﹐描述生动﹐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西厢记》语言艺术上的一个突出成绩就是无论写景、抒情、达意，都能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意境。《西厢记》语言的形象性大多来自对外界景物的比喻和联想，因此写景与抒情在古诗词中往往是一码事，写景是为了抒情，抒情必须借助于景物描写才能给人以具体感受。《西厢记》在这方面是很擅长的。

（五）立意与思想：

《莺莺传》写一个男子负心，怒乱终弃，给女子带来侮辱伤害的悲剧。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恋爱，张生与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的真实写照。而莺莺则是一个出身名门，受封建思想熏陶的少女，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追求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元稹对张生的卑劣，非但不加指斥，还赞许他“善补过”，有严重的思想缺陷。但由于故事生动，流传很广。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张生语）一个男人，在引诱了一个女人后，还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引起别人的钦敬，于是，一切的责任就归于女方了，而他浑身上下照旧笼罩着圣洁的光环。可见，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有多么深。

而《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唐传奇《莺莺传》对王实甫《西厢记》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语言艺术、写作手法等，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各自又有了区别。一个是传奇中的佳作，一个是杂居中的高峰。各自的优点、特色也都熠熠生辉，它们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思想价值，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而它们的不同则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不同代表着进步与进一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