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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郭绍虞_沧浪诗话校释_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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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札记

如此,客观冷静的“知识考掘”才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去西方化”和“取西方化”之间的争辩而言,周著自身所显示的“价值悬搁”的立场也许更加可取,因为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其实都仍旧是在西方既有的“话语系统”之中展开言说的。切实地考索这一既有“话语系统”的来源及其“权力”结构的深层机制,也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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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并最终摆脱其“话语”束缚的可能途径。与其无休止地争辩“国民性批判”是否属于殖民话语,确实不如切实地考察“国民性”话语的“知识系谱”及其内在的话语运作策略,这对于“走出”或“进入”这一话语系统都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笔者之所谓周著之于学术“新变”的可贵启发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读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札记范文俊　庄　岚

　　1.严羽的以禅喻诗引出后人评论中两种矛盾性误解:一是强调诗与禅毫不相关(刘克庄、潘德舆),一是以为诗禅难分(普荷、李邺嗣)。对此,郭绍虞先生发表意见说:“盖沧浪只是以禅喻诗,而诸家则是以禅衡诗……与沧浪之诗禅说没有关系。”然而,对严羽的诗禅说应作具体分析。

一方面,可以说只着眼于“喻”,即以禅门话头来说诗,以“大小乘”、“南北宗”、“临济”、“曹洞”的源流高下喻盛唐、大历、晚唐诗之优劣,意在指示学诗者“当以盛唐为法”,走“直截根源”、“单刀直入”的“向上一路”。另一方面,在严羽的诗论中,禅与诗又不仅仅停留在“喻”的层面上,更发掘了二者在审美层面上的内在联系———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着眼于“道”,暗示了诗禅二者在精神本体、审美上近似的境界。其说“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更表明在“悟”这一点上,已不是简单的比喻。严羽的这种对禅与诗既有比喻说明(非以禅衡诗),又有本质联系(审美上的贯通)的复合运用,给了我们诗评上的启示:用禅语(寒山)远不及有禅味

(王维)。

2.对于严羽“妙悟”之说,历来有非议者讥其

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不幸耶”的感叹。其欲匡时弊,故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倡导“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吟咏性情”的别趣。其二,严羽以透彻之悟来解读盛唐、李杜,是六朝以来哲学心性论在诗评中的反映。严羽的“妙悟”不仅反对江西以下诗派的陋习,更是对“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的一个补充。这在理论史上,比重提李杜现实主义要更有价值,这就是以“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评盛唐诸人的意义所在。

3.《诗法・一》谓学诗先除五俗。“俗”是宋人热

衷提及的字眼,不仅于诗、文、书法、绘画,为人亦然。“俗”在宋人那里含义有多种,它的一般意义是通常、惯见或失古人法度、格调,往往在一个时代或群体中形成风气、流为习气者,才可称俗。所以除俗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人厚古薄今的一个表现,严羽亦如此。俗的一个特点是易为,而人又都有避难趋易的心理倾向,再加上时风熏染,就造成积俗极易而除俗最难。宋人似乎对此体会最深,故避之最甚,又难逃窠臼。郭氏所引苏轼、黄庭坚、朱熹之语都反映了这一点。

4.《诗法・三》:“须是本色,须是当行。”“本色”、

“当行”作何解释?王锳《唐宋笔记语词汇释》:“当,犹云‘本’、‘该’,范围形容词。较习见者为‘当家’,即今所谓‘本家’或‘自家’。”郭绍虞对此两词出处考曰: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滹南诗话》卷二:“晁无咎云,东坡词小不谐律吕,盖横放杰出,曲子中缚不住者。其评

“作玄妙恍忽语”、“入魔之语”、“翳热之病”、“英雄欺人”。至于称盛唐为第一义、李杜为透彻之悟,则更招谤语。尊盛唐、宗李杜本宋人习见,并不稀奇,但严羽“妙悟”有其独特意义:其一,是不满于江西诸人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曲解唐人,而发出“学者谓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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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则曰,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和诗耳。”此二词应皆指符合特定体裁的传统功用和审美特色,且要求形式格调的纯粹、协调。如“譬如番刀,须

)。非本用北人结裹,若南人便非本色”(《诗法・一二》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书评

熟读古人,明辨高下,然后自悟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发为“一唱三叹之音”。

“最忌骨董,最忌趁贴”二句。前句以胡才甫

《笺注》为是,即“骨董疑即琐屑”;后句以郭绍虞说为是,即“过度刻划,过求贴切之意”,当是以制衣为喻。此二句又可以《诗法・六》解:“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多使事则“骨董”、支离,太着题则呆板、束手脚。支离则伤气,呆板则失势,纵“字响”、“语圆”亦不足取。

8.《诗法・一六》:“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

色在这里就是不伦不类,本色就是纯正,符合体制要求。

)。辩又“辩家数如辩苍白,方可言诗”(《诗法・一八》

家数就是识体制,是做到本色的必要保障,所以陶明濬《诗说杂记》:“家数之于诗……一涉混扰……色必不纯……不讲家数,取材不一,为体不纯。”陶解释“当行”为“恰如题分”,不确,因《诗法・六》说:“不必太着题。”

宋人对于创作应符合传统体制(严羽所谓“本色”、

)的内容、风格的要求也很常见,如陈师道《后“当行”

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郭氏数引“作诗三境”之论,今再引两则,虽不关诗,可备参考。唐孙过庭《书谱》:“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人书俱老。”王国维《人间词话・二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9.郭绍虞先生评《沧浪诗话》,屡从纯艺术着眼而

山诗话》对“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的批评,李清照“别是一家”之论。这些是随着有宋一代诗、文、词逐渐在内容、风格上相互渗透、融贯而出现的保守态度。

5.郭绍虞先生特重对“语本出处”的钩考,以至

拘泥。如说王世贞“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尤在发端及

)即本沧浪“结句耳”(《艺苑卮言》对句好可得,结句

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又说沧浪此语本自姜白石

),诸如此类,《校释》“一篇全在尾句”(《白石诗说》

中不胜枚举,颇难服人。郭氏此举意在证实严羽“是自

)一语之妄。家实证实悟”(《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不顾内容,《诗辨》一章尤甚。实则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形式上的积累最为丰厚,成为较为抽象的形式美。凡举体制、用字、句法、用韵、谋篇、起结、颜色、韵味、境界、风神……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因内容而具有独立的抽象审美价值,尤其近体产生、宋词兴起之后。故古人论诗十分重视形式美的种种探索、要求,此乃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实践的一大特色,万不可以内容决定论度之。至于今日,古诗诸法可谓失传矣,今人不作古诗、不晓其理,故不谙其妙,读古人诗论真能解其意者鲜矣,故也只能多从内容上加以要求。古人若见今人论诗语,或有哭笑不得之感。歌德说:“内容是人人看到的东西,形式的美却需要非凡的眼力。”

实际上,古人于诗多有学习、创作实践,论诗多为心得。今人于诗少有感悟,遍读古人诗话,即发为议论———论诗来自诗论而非创作实践,这是古今人论诗的根本区别。故遇有相类观点,即云某出自某,以逞博闻,在所难免。

6.读《沧浪诗话》,必要了解其所处时代、风气。

严羽论诗,颇多针对、矫枉之语,后人多所诋毁,即不知此。如《诗法・七》:“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显然就黄庭坚“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而发,并非无视传统,否则何有开篇“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之论?综合二者,沧浪之意甚明:学诗当

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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