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同富裕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

8.

以共同富裕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优势

逄锦华

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缓解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体制改革迈入深水区，经济增长进入发展动力趋缓的结构性调整的新阶段。国民经济更需要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促进经济增长新发展理念促发展新动能的探索。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需要结合计划和市场的两种手段，通过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内循环调整，依托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完善市场外部增长，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双循环”模式。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利益，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一、乡村振兴保障社会公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明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2年亦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建设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的关键时间节点。乡村振兴平衡发展与公平，需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完善基层社会福利配套的政策体系。

发挥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首先要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乡村振兴体制机制相结合。夯实基层村委会组织和党组织的主体管理责任，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促进村办企业产权明确，建立健全集体资产各项管理制度。将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运行制度结合，实现农村管理的基层自治和基础法制治理优势。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土地有效流转、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允许个体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自己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经营主体经营建立自发的农业商品生产模式，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通过农村集体林地、牧区的经营权流转，支持农机应用于规划化现代商品农业，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建立特色农业合作社和牧业合作社提质增效。鼓励金融资本和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扶贫中的应用，引进高校大学生村官创新人才体制机制，为乡村农业科学生产助力。

发挥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要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体制机制相结合。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五大振兴”的多维度脱贫治理与中国乡村发展的衔接，是中国共产党完善制度、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充分吸纳脱贫攻坚的经验和成果，注重总结梳理脱贫攻坚中成熟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用于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应探索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高效有序地组织形式、打造农村集体经济有机体、培育农村文化统一体、构建农村发展创新体。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发展和贫困乡村整体发展。城乡发展差距本身是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的，通过进行起点公平来实现现阶段“两不愁、三保障”共同富裕的内核。精准扶贫的首要目的是建立新的贫困识别办法，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真正扶持有需要的群众，通过再分配减少初始生存资料和资源禀赋差异，最大限度保障每个公民的相对生产生存资料相近，满足起点公平的要求。

发挥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要将乡村振兴与牢守耕地和粮食安全相结合。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还需要建立科学技术的农业生产的广泛应用基础。在农业生产源头守住食品安全，确保农产品质量，要依托各类传感器终端进行智能识别，通过区块链技术农业应用来完善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金融资产交易、供应链金融、资金清算、智能协议、知识产权和物联网等领域均具有巨大应用前景，将区块链技术与农业相结合，将实现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等要素的协调布局，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大棚技术和立体农业拓展农业生产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采取俄罗斯、巴西等地海外商品粮基地租种等方式拓宽商品粮农业生产地域属性，保卫国家粮食安全。

发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优势。新时代乡村振兴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农村脱贫攻坚政策与措施有效对接、深度契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参与，促进城乡人才、土地、资本等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乡村治理与扶贫融合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距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块短板。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可以解决相对贫困机制，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为中国贫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物质资料贫困的农业农村人群中，进行产业性劳动介入，进行和服务性工作供给，提供基础生存资料。在受教育不足的人群中增加基础教育供给以及职业教育的补贴，通过免费午餐和免费住宿等方式改变贫困

区域的劳动技术和人才优势，实现脱贫。通过建立农村基础医疗保障和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农村农民的基础养老、减少因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务农导致贫困的现象。

乡村振兴作为全面脱贫的制度深化理论，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中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制度对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保障作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新时代农村生产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实现全面小康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美好生活与个人全面发展协同的任务，探索以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是唯物史观逻辑的应然选择。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促进乡村振兴，低成本、高效率地消解贫困问题，应依赖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二、区域协调平衡经济发展

区域协调需要政府平衡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完成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将区域自然地理资源、国家财政资源、社会人文资源、教育教学资源等社会资源相互匹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实现科学配置。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区域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区域发展的理论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加深，开始基于发展不平衡算上进行新时代的经济要素的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划分。从区域板块上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的理论再到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区块划分。从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提出港珠澳大湾区、环渤海城市群、等大中型城市群、中心城市、特色城镇等规划，构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新时代区域建设理论。

区域发展的区域内平衡性逐步增强。区域建设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要求下进行了新的调整，开始以省际区块和区块城市群为联动进行城市协调发展，出现了南京产业带动皖南、广佛交通同城一体化、青岛日照港口联动等区域一体化现象，使得区域竞争变成比较优势的合作，形成更好的区域协调的平衡。在发展差距的平衡上，通过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体的点线连接，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缩小接入电商物流官网中，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在外向型经济避险布局上，实现经济腹地和经济内循环提前布局以及区域产业转型布局，挖掘内需增长潜力。如广东提升基础制造业等级，转移手工工业产业进广西、云贵，并由水路开发西南消费市场。而青岛通过兰青线铁路和青银公路将港口的进出口腹地拉伸，增加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区域发展的跨区域协调性逐步完善。在东、中、西和东北的振兴过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发展政策开始差别化布局，东部继续引领，中部崛起到跟进，西部振兴到大开发，东北从老工业基地到扶持冰天雪地的绿色生态发展，都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产业和新行业的理解上的更新。以城市带和国家安达重点区域战略的协同实现跨区域之间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京津冀、长三角、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协同和中原经济区、大湾区等综合性城市集群配合成果引领区域公共基础设施标准化并加快社会资源的区域内流动。四大区域板块间协调发展，实现以政策引领、市场共建、文化互溶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体现了跨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

区域发展的大城市、城市群带动作用显著。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随着各区域板块之间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形成新的发展力量。重点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成为区域一体化中心的主体，并相互影响，成为城市群。城市群在治理模式和资源调配上进行区域一体化调整，进而形成制式上的统一，符合市场经济对于规范化商品的边际成本最低的诉求，也能使城市间融合更加快捷。在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的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中原、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的逐步成长，对区域内资源的整合能力会愈发加强，

突破省界和市域限制，实现区域带动协调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的城乡经济要素联动提升。市场经济将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撕裂，将原有的分割状态打通，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推动。农村产业和村镇企业接入市场经济的商品竞争之中，进行企业化改革和股份化分红。在农业生产中实现土地整合和机械化作业，增加单位农作物产量，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驻点乡村医生制度，建立道路、自来水、燃气、网络村村通工程，拉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在中小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开放户籍限制，使劳动力人口和土地要素相匹配，实现城乡在经济发展中的要素联动。区域发展也需要实践绿色发展，才能彻底改变贫困老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践行绿水金山才是金山银山理念。绿色生态文明和区域农业的市场化能够使得具有地理标志的贫困地区的品牌化农产品出现在商品市场，引导环境友好的脱贫致富方式。一大批如青岛马家沟芹菜、宁夏西瓜、新疆大枣等生态农业项目出现在精准扶贫的方式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巩固扶贫成果、实现扶贫的结果公平。

社会生产制度从传统转向现代，从小农经济转型机械化农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这是区域建设和地区协调对政府提出的治理模式的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区域贴条发展增强区域间发展持续性，带动区域增长极建设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完善区域内和跨区要素市场整合。推动城镇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进行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模式探索，形成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对于区域共同富裕形成的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有对外贸易优势的地区优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区域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的平衡，需要进行区域协调，找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的区域统筹方式和方法，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形成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城乡发现差距缩小的现状。

三、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增长动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在资源配置中优化资源配置效能、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资源重新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发挥市机制额竞争和结合政府优化配置的宏观政策质量、强化逆周期和经济内循环的配置模式，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而提高进而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如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化生产动能，是发展新动力的核心问题。在高质量发展的诉求下完成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通过新发展理念实现细分市场各要素间完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有效供给，完成生产要素的管理智能化。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涉及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人力资源开发等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能充分激发有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21年11月30日，工信部发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更加强化数字要素市场的发展，赋能实体经济，破除阻碍数据要素供给、流通、使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要素市场的全面建设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保证经济平稳有序增长，数字要素市场的新要素市场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信息时代下中国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需要，成为要素确权下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组成。

政府通过完善政策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政府能够通过营造平等的市场营商环境，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全要素市场的智能化治理格局，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市场交易体系顶层设计，明确各要素交易所资质审批机构，强化其公共属性和公益定位，行使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使用职责。在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上，进行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加强数据资源和数据安全的保护，提升政务决策效率。在政府市场机制监管的参与中，也需要通过制度化宏观政策预期管理改变要素市场扭曲现状，在国有企业行业垄断、户籍制度障碍、土地流转制度障碍等方面优化协调模式，实现权责清晰的要素调配方式，从而保障要素市场的自由配置。

企业通过创新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一个由市场、企业主导的现代经济结构中，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市场各要素价格变化和生产成本的波动直接关系企业利益。而经济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关键要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能否实现技术创新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属性。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测算技术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上的边际产出来测算，能够直观看到工业增加值有显著升高。企业在生产要素的选择上不仅围绕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城市化基础设施、行业一体化水平等进行要素的结构性考量，还需要考量企业所属产业和所处城市要素禀赋的科技创新资金支持力度。而在企业具体创新方面，需要建设企业数字化业务结构转型、企业自身产品生产自动化等，采取知识产权市场的专利购买和相应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实现资本与技术要素的耦合，在新技术、新模式的基础上改变产品附加值，使技术要素、人才要素与市场机制相契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创新激励和人才激励下的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长。

人才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要素生产率概括了各要素的综合生产效率，人才作为劳动的本体，合理的人才配置是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劳动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实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的职业发展路径至关重要。当前经济发展在劳动要素方面的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劳动人口结构性骤减和劳动人口职业教育水平不足两方面。一方面，劳动人口结构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在劳动力本身的要素完善上，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将计划生育导致的迅速减少的青年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进行制度性革新和纠偏，实现自主生育转型并进行政府鼓励生育政策配合，以完成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贯彻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服务于人本身。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职业教育状况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劳动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熟练度直接影响劳动效率，低素质劳动力资源无法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飞速发展的要求，行业转型和自动化引进带来的简单劳动的行业替换成为影响劳动就

业率的关键因素。提高我国现有劳动力职业化水平，需要强化职业教育力度和职业培训奖励，政府以学费补贴和个税退税等方式丰富劳动力职业技能，实现职业教育和下岗再就业的可行性，满足新动能要求下的职业选择的与时俱进。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机器全线开动，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曲线开始平滑。要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使得在生产侧和供给侧建立政府、企业、人才综合管理的结构性发展中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依托政府宏观配置资源、市场完善各生产要素交易机制、企业和人才创新生产经营方式，放开生育限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阻碍全要素增长的体制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全要素资源配置，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持续高质量增长，为经济持续增长增添活力。

四、深化开放建设“一带一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新体制，在深化市场改革的同时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在睦邻友好的同时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沿线国家共享。要求以开放促发展，以要素市场全球流动，带动经济建设规范和标准的一致。通过中国更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共建共享机制，打造以国有企业带领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供给侧改革产能调整为目的的、以财政与货币政策跨境协调的、以市场竞争合作为目的的高标准对外开放机制。

首先，对外开放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心。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有着与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配套的贸易思想与外交思想相结合的特点。通过在传统外交上的合作伙伴国家机制与经济贸易上的跨境货运通道为一体，在义乌到马德里的义新欧专

线等一带一路配套铁路和航运建设，为货物出口提供便捷通道和财税减免，实现优势行业供给侧产业调整，改变国内国外商品经济形态，将单一服装鞋帽小商品的产品出口结构转换为白色家电、电子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国外对中国制造的简单认知。通过城市节点的公共外交战略，提升相关沿线国家在商品结构、产业资金、技术互换、人才布局等方面的流通，实现标准的统一化，加快东中西陆海通道走廊建设，带动境外商品出口和境内产业联动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二，对外开放以推动自由区、港等建设为配套。自贸区和自贸港建立之初就是基于市场化环境对经济管理进行的单项创新，改革一切不利益经济发展的因素提供进出口政策和货运仓储物流等方式的便利，并提供出口退税的加快核算的等配套财政政策扶持。自由区和自贸港的实验，能够将新技术和新模式运用到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贸易形态探索的机制上来，获得更大的管理和运营自主权，能够发挥市场机制，启用更高技术的生产工具提高效率。比如上海的外贸港口码头和青岛的集装箱码头几乎开始普及无人化配送调运系统，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此外，应发挥自贸区管委会对于在微观企业的导向作用层面，为跨国企业提供货币汇率信息和跨境金融服务的同时增加国际法和海商法的培训，降低贸易冲突避免企业损失。管委会也应吸收所在跨境贸易企业的意见建议，避免直接干预生产经营或者建立行业壁垒，为民营企业创造发展空间。

第三，对外开放以健全政策支持为保障。更高水平的开放本身需要对外开放政策的一致性，在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发挥广交会、进博会、贸促会等对外商业展会的创新商业模式，努力实现内外资源的联动，提高贸易和服务的产业链升级。发挥民营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正是民营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逐渐应用到进出口的产品选择到产业提升阶段，才使得中国外贸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过剩产能出清到高端定制产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转变。”在更多领域开放外资准入，推动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标准

和物流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引进国际商业评级机构，实现企业风险评估和商业授信的统一。在外资准入的审查方面，将外商投资涉及国家安全等行业时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在行业首位度高的外资进入时进行反垄断审查、在国家高新技术保护目录上限制外资进入、公开外资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实现对外开放的新制度保障。改变单一商品要素流行性开放方式向外向开放制度建设双体布局，增加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宽度。

第四，对外开放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新方案。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并伴随形成宏观特色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自从加入WTO以来一直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双边贸易区的建立，为贸易自由化提供中国智慧。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总书记谈到，“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多边组织融入开放合作之中，与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政府性组织，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二十国集团、APEC等经合组织开展深层次合作，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参与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倡议，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中国对外开放奉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观，在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联合国第2344号决议，第71届大会又将“共商、共建、共享”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中国需要更好的开放市场同时完善内循环经济活力，为全球治理贫穷和工业化的问题上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制度优势，共同富裕是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责任。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在政府、市场、企业、家庭共同的保障下，通过宏观调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其有效作用，以乡村振兴保证社会公平、调节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一系类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使国民经济能够在精准额宏观调控下完善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计划的同时实现效率公平，凝聚起解放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