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秦军拥有最强的战斗力，它得以最终扫六合，并八荒，开创大一统的秦朝。很多历史爱好者和军迷，都对秦军超强战斗力的原因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关于这方面的分析也不计其数。
一般说法是：商鞅变法造就了强秦之力，畅销小说《大秦帝国》就是基于这样的立论来开展的。确实，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崛起功不可没。它一是“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编户齐民，连坐制”，把老百姓整合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三是设立二十等军功爵制，激励将士上阵杀敌，按劳分配，多杀多得。一整套制度下来，秦人怯于内斗而勇于外战，战斗力自然蹭蹭蹭直线上升。
毫无疑问，制度创新是秦军战斗力的关键来源。但在战国时期，变法并不是秦国一家之特色，而是当时之潮流，魏国、楚国等都有过变法，而且均成果斐然，商鞅变法其实开启于它们之后。即使商鞅的改革方案更加完善，是升级版，但仅仅这一个原因来解释秦国的崛起，未免太过牵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就了强秦呢？
有人可能会说：秦国占有地利。这个古人也指出了，秦国在函谷关以西，身后没有强国环伺，大后方非常稳定，它可以一心一意向东扩张，如果打得不顺利，缩回本土，别国很难打它。相比之下，魏国的地缘局势就差很多，它北面是赵，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都不好惹，常年多线作战最终把它拖垮了。
但是，地利条件并非为秦国独有，齐国和楚国的地理位置也有类似的优越性。齐国东靠大海，比起秦国后方还有小股少数民族武装骚扰来，它更是高枕无忧。楚国呢，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雄踞荆楚千里之地，也是易守难攻的局势，它和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面临的形势很像。因而，地利条件不够成秦军超强实力的重要原因。
在历史上，有三个大一统王朝是边陲政权（相对中原地区而言）逐步发展而来的，它们分别是元朝、清朝和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基于它们本民族天然的骑兵战斗力优势，相比之下，秦国就显得非常奇葩了。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对啊，秦占有关中之地，是天下咽喉之地，怎么能算边陲政权呢？错，关中被视为天下咽喉是秦朝建立之后的事情，这之前，中原地带只限于以周天子所在地为核心向外辐射的一片地区，秦、楚两国都被视为蛮夷之地。
纵观中国历史，秦国是唯一一个汉族人建立的边陲政权并最终统一全国的，其余大一统的汉族政权基本都崛起于中原地带。东汉末年大分裂后，是北方的曹魏及司马政权完成统一；南北朝大分裂后，是关陇地区崛起的隋合众为一；五代十国后，是定都汴梁的北宋荡平四海。其他什么蜀汉、孙吴、陈国、东晋、南宋等等，这些不占据中原地带的政权无一例外最终覆亡。这就更有意思了，秦国为何成为了特例？
（别跟我提明朝，首先，朱元璋打天下时元朝已经虚弱不堪，北方没有别的强权崛起，其次，和朱家竞争的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是南方政权，而且这时候南方已经成为经济中心了）
分析秦国之强，就要从蒙元、满清身上找答案。在这里，我们先要理解现代的地缘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叫“地缘大锤”。
在亚欧大陆这个“世界岛”上，离海较近的地区通常会孕育比较发达的文明，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等。而在纵深的腹地，在中亚的草原那一带，经常会节奏性的兴起一些草原民族，虽然文明程度较低，但是武力强盛，一旦出现天灾而食物短缺，他们就会像大锤一样，不停敲击这片大陆的边缘祸害这些离海较近的文明国家，甚至将其毁灭。匈奴、蒙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它们被称为“地缘大锤”。
“地缘大锤”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所处地区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较低；二是内部军-民高度一体化，或者叫军民比非常高，几乎可以做到全民皆兵；三是文明程度较低，文化事业落后；四，攻击方向是从内陆到沿海扩展。生产力水平低导致穷，穷促成其强烈的战争愿望；民族内部普通民众要么放牧，要么打猎，稍微组织下，就是精良的士兵，使得兵员充足；文化事业落后导致民族个性单一化，极易被煽动，形成共振，领导者比较容易激起民众狂热。从内陆打到沿海，可以逐步蚕食。这些原因合并起来，成就了强盛的武力。
其实，秦国也基本上能套上这三个特点，一是秦国地处西部，北部缺水，南部地形崎岖不平，相对中原地区广大的平原而言，它的环境较为恶劣，国内经济水平较低，民众光靠种地很难发财，愿意当兵打仗；二是它虽然不能像游牧民族一样全民皆兵，但是经过编户齐民的组织和二十等军功爵制激励，并经过常年战争，它屡战屡胜后，可以获得大量战争红利，包括土地、粮食、俘虏等等，逐步形成“以战养战”的局面，可以释放更大比例的人口加入军队，这样就越打越强；三是它的文化水平也较低，民风未开化的成分多，从后世秦始皇那么粗暴地对待读书人来看，整个秦国的文明程度不敢恭维，这一点也让它在精神气质上更有尚武的成分。四是它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最后灭掉滨海的齐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也是一柄地缘大锤，奇特的是它并没有骑在马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