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易经系传别讲》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懂了《易经》的道理，像我们学佛、学禅宗的所说的生死，在中国文化看来都是笑话，那是小问题。一个人怎么死、怎么活、怎么来投生等等，在中国文化中那不是问题。
譬如上古时候距离现在几千年前，大禹王就说过“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的话。生是来观光旅游的，死就是回去，回去休息休息再来，《易经》也是这样说法：“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年轻时很调皮，读到这里便报告老师说我懂了!老师很诧异，问我懂了些什么，我说：生是莫名其妙地来，死也是回到莫名其妙那里去。老师哈哈大笑。这虽然是笑话，但懂了《易经》就了了生死。生死本来是两头的现象，像早上太阳上来了，晚上太阳下去了。但是生死也等于佛所说的，是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至于真的生命、太极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这一次你生成一个男的，下次再来你要变成女的;这一次变人，也许下一次变狗呢!这就是分段生死，跟佛讲的六道轮回是一样的道理。分段生死，生来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观光之客，因此产生了文学的境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就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天地就是万物的旅店，所谓光阴就是时间，现代人常说的时间隧道。从宇宙看世界几千年，也不过是个小孩子，是很幼稚的、很短暂的。宇宙不止几千万年。逆，就是欢迎。你来了，店老板当面欢迎你。旅，就是旅馆。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种思想跟我们老祖宗《易经》的思想，是一贯来的。所以死生不成问题。
庄子以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怎么生，怎么死。宗教家也在追求答案。宗教家认为，有一个高人创造了我们。哲学家不相信，科学家也不相信。你说他造了我们，我还要问问，他是谁创造的呢?每一个宗教教主又是谁造的呢?其实所有的宗教主都是我们造的!因为我们信他，他才能够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大家都不信他，世界上哪还有他的影子?所以说他是我们造的。不过我又是谁造的?我的妈妈，我的外婆?那我外婆外婆的外婆，最初最初是谁造的呢?先有蛋呀先有鸡?谁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便完了，那又是哲学、科学院问题了。宗教是不能问的，还管他鸡呀蛋呀!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管你鸡呀蛋呀!一齐加点酱油葱花红烧吃掉算了。中国人个性懒得问这个，西方人却拼命地去追根究底。可是中国古代文化“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承认鬼呀、神呀、仙呀、佛呀、上帝呀、菩萨呀，宗教所信那些看不见的，中国古代文化都说有，那是心物一元的。
上次讲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就是讲到了生死。中国文化素来认为：人类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在世上等于住旅馆、来这里玩玩、来观光的，观光完了当然是要回去的。所以说，死生如旦暮——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有生必有死，有夜必有昼。换句话说，这个死生观念不是唯物的观点。唯物观点认为人死如灯灭，中国文化的观念不是如此。它的看法是：死也不是死，有死必有生;生也不是生，有生必有死。用佛家的说法就是轮回，也就是所谓的三世因果。
三世是指前世、今生、未来的来世。当然我们现在的生命死了，佛家叫分段生死，是属于整个生死的一小段，所以生死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在那里转。印度佛学跟中国古代的说法一样。所谓“原始反终”，就是现象的变化，经过能生能死的那一个，生命并没有动摇。等于水泡成茶、造成酒，茶与酒虽然不同，却都是由于水的作用而然，但水的性能永远没有变过。所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因此，东方文化认为，死生不是问题。西方呢?认为死生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有了宗教。宗教是解决人们死后的问题的。讲到宗教问题，我常说宗教家都是卖死不卖生，都是做“死”人生意的，是告诉大家不要怕死，死了可以上天堂。大宗教家开了自家观光饭店等客人上门。佛教称它的观光饭店是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称它的是天堂，大家以此来号召。
中国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而站在生的一面，认为人生是生生不已。固然太阳有落下去的时候，但太阳天天都要再升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从来不提死的问题。也有人说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不重视宗教问题，甚至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我说你搞错了!中国文化谈的是生的宗教，不谈死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夜里提灯笼走路，鼓励人家去死，死了到你那里去。中国文化不鼓励人家死，鼓励人家生，生生不已。今天太阳落下去，明天又有太阳升上来，后天还有太阳出来。
我以往常常告诉那些老朋友，叫大家不要那么悲天悯人，杞人忧天。天下事自有天下人去管，你我要是死了，太阳照旧从东方出来。同样地，我们的历史也一样会延续下去，子孙们过得比我们会更好、更快乐。天地间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小的时候就听到老前辈们常常说，不得了呀!不得了呀!现在看看，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们活得不是比过去还好吗!这也就是生死问题。
在高中教材中,有这样几篇传统篇目:《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局限文本的讲解与分析,而不是将作者的思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结论往往肤浅而不能真正给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甚至会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死观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与剖析:
一.生死的意义与抉择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德修养实现道德圆满,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提倡在积极进取不断完善之中去创造永恒与不朽,用这样的方式达到永生、达到所谓的虽死犹生,生命不朽的境界。
在《渔夫》中,我们深深的感到屈原在选择自沉汨罗江之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当他预知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达成时,便以死亡来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可以想象,当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的时候,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屈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何被置身世外的渔夫所知晓。渔夫可以在“世人皆浊”时“扬其波”,但是,屈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就是屈原的选择。他不能完成建功立业的愿望,就只有通过完美的道德修养来达到生命的永恒。我们同情屈原生不逢时的遭际,敬佩他上下求索的执著,赞美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但是,作为今天的学子,有着更强烈的个性觉醒思想的新时代的青年,是不必学屈原那样做无谓的牺牲的。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来要求屈原尊重个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因此考虑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的那种求生也难、求死也难的处境,令无数后人为之动容。在自序中,文天祥叙述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南宋想要报效朝廷时,发现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需要他,在他被元军追杀,被自己人怀疑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拯救国难的政治理想。“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的文字,凄楚无比。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文天祥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懂得他一腔热血赤胆忠心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怎懂得他历经磨难终于可以站在南宋的土地上时却已经江山易主?怎懂得此时的“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的哀叹?作为臣子,国君已经投降,此时,自己即使死了也不足于挽回君王的颜面。作为儿子,自己无数次历险冒死,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对父母的不孝。于是,不管文天祥如何努力,却难以逃脱不忠不孝的阴影。文天祥觉得自己有着深深的罪恶感。这是一颗永远痛苦着的灵魂。“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于是,他希望有澄清自己的机会。但是,那种既不能为国君雪耻又不能告慰父母的现实使他痛苦万分。“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像自己这样的人,死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如今,唯一庆幸的是,可以回到南宋,能够将自己的遗骸安葬故土,也算是对自己如此历经艰难险阻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交代了。最终文天祥只能用慷慨就义来向世人表明心迹。
历代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忠臣良将来为那些末世王朝尽忠效死,以此作为后世将相的楷模的。儒家要求士人能建功立业,为君王效力是以对君王尽忠为基础的。所以,屈原多次劝解楚王能够回心转意接纳自己的治国之策却不能时是不会为自己寻求任何一种出路的。文天祥九死一生始终不忘的是拯救行将灭亡的南宋。
二.生存的苦难与追求
《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这样的教诲,司马迁铭记于心。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身受凌辱之后经历了一次生死抉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被视为罪有应得。生死难题时刻折磨着司马迁重创的灵魂。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不朽。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述,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极大的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绝唱。只有那些功成名就之人,道德高尚之人,那些能够名垂青史的人,他们的死才会重于泰山。这样的生死观成为了后代士人衡量生死的重要准则。司马迁的深深耻辱感虽然来自于一种狭隘的荣辱观,虽然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心理的耻辱感而选择了生存,但是,这样背负着沉重包袱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他留下了那本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史记》,也留下了那种坚韧的毅力、伟大的人格、超人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才情。
三.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虽然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始终是儒家思想。体现在生死观的问题上,虽然道家思想更为合理而更符合人性,但是,始终只是士人们一时的情感需要,却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集体意识。
与儒学思想相比,道家摒弃功名利禄,在意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儒家所信奉的道德理念在道家看来是可笑的。所以老子崇尚自然,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不因生而喜,不因死而悲。所以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因此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的思想,应该更具有个体觉醒意识。
在《赤壁赋》中,苏子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同时也深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生命哲学。因此而更有了一种超然自适的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告诫人们,不要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与失,不要局限于一人一物的变与不变,不要太在意尘世而忘却享受清风明月。但是,苏子真的做到了如庄子般的潇洒自适,乐观豁达了吗?他的《赤壁赋》中借主客之间的问答,凸显了自己内心对于功名对于生死的心理矛盾。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深感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如此短暂,人生要有忧患意识,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价值。所以,他不似魏晋时期那些士族文人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借口,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对社会人生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明确指斥“一死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明确肯定生命的价值。王羲之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众人的思考,也才会有出神入化的书法艺术。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观,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通过对五位平民“激于义而死”的充分肯定,提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死观。五人用他们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尊敬与膜拜。作者认为,这样的为大义而死比老死家中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也因此而流传后世。所以张溥一再强调,这五人死得其所,他们舍生取义,虽死犹生。张溥将死后扬名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生死观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士人始终的主流意识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认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重。
四.理性的光辉与智慧
中国古代士人,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以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青史留名。中国的士人看重的是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能够被人称道被人怀念被人效法的人生是最成功最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如此,所以,屈原可以“形容枯槁”,徘徊于汨罗江畔实现道德完美;司马迁可以忍受他认为的奇耻大辱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天祥可以出生入死为救国难。“五人”可以慷慨赴死而意气扬扬。
屈原绝不随波逐流坚守操行的气节,司马迁追求生命永恒不朽的执着顽强,王羲之珍视生命价值的积极进取,苏轼超越生死的旷达乐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情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生死观的主旋律,成为我们民族历经千百年而积淀成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那些远去的伟大灵魂时,心中总不免感觉伤感与凄凉。屈原“吾将上下求索”的呼唤依旧萦绕耳边,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难以坚持的那个瘦削孤独的背影;文天祥“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豪言依旧荡气回肠,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为末世王朝散落的一缕孤魂;司马迁的“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哀叹依旧如雷贯耳,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身心疲惫的跋涉者艰难的步履。其实,身体的受辱如何能掩盖灵魂的高贵!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具有更为自由而开放的思想时,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仅可以从先人的生命意识的体验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可以用理性与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让我们的生命更充盈而厚重,珍视我们鲜活的生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升我们的人文情怀吧。
昔日的年画、鞭炮和祭祖活动了无影踪，中国人最传统的新年文化似乎已逐渐被一次年夜饭、一台春晚和几条拜年的短信所取代。然而，安静的新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表现。当韩国的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我们内蒙古族的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影戏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当埃及和韩国在争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情人节的玫瑰和圣诞节的铃声中觉醒。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昔日的辉煌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被我们遗忘?那些正在一日日流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地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改用这句话煞尾：“一个没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悠久文化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珍惜去传承去发扬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