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是一篇很早就已经写完的文章，受人之托，仓促而做。若是现在一定不敢再匆忙下笔。但毕竟成一文，舍之颇惜。便整理出来也好。
《史通·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开篇有言“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首句点题，言史才之难而为后文论点的提出埋下铺垫。进而展开论述以著文之才衡量撰史之能的危害与悲哀。自古便有文章之才和史学之能的区分。
故有言张衡之文，不闲于史；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撰史在于语言之精炼简洁而非文辞的堆砌雕刻、在乎言思之独到深刻。
是否可以做到以史为鉴的功用是鉴定史才的标准之一。毕竟文学之作和史学之文分属不同的文学体裁，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大相径庭。
文学作品在乎词句的推敲琢磨，阆仙诗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便是此理。然而史学其最终功用并不在于欣赏和把玩。而是需要后世人于此当中有所思索、有所诫畏。
然而造化弄人，虽有如贾生才调无论者，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或者甚至干脆连“虚前席”都不曾见到。有语不得言，黯然自伤神。
纵观其史，虽有司马迁、班固、班彪等史学之才，奈何世人多以文章词赋衡量一人之史学才能。可怜文中有言“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或文辞富丽、或文风飘逸、或地位尊崇。则不问其是否文思独到，是否怀独见之明、负不刊至业？而使其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毕竟这俗世总是不缺少急功近利只会拍马的小人存在。说几句没什么营养的大话，写几句赞诗，唱几声赞歌。终究损失不了什么，反倒是有可能自此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呢？
小人弹冠相庆，随意勾画描写。便成为所谓的大史学家，似有治世之能。身后当然不会缺少见风使舵之人，趋功近利之徒。花花轿子人抬人，一时间史学之风充斥的悲哀的庸俗与油腻。
悲哉自世重于文藻，虽为史学之作，然辞宗丽淫，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通篇高谈之语，言辞华丽而无真实之据、切实之理。除了观赏性之外便一无是处。
此等史学之作，何以流传于后世，不过使得饭后茶余之闲谈徒增矣。然纵有真才之士，有如梁鸿之才者却叹于世时。人贱言亦轻，甚造流放发配之劫难。何谈有不刊之论哉？史学之难固甚，然世风如此，则诚不悲乎？
文中之言如“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岂不令我辈叹息。
子安有言：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多少文士，因时而遭埋没。不由言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可怜我辈，只能阅文而叹。
悲夫痛哉，古人多少如陈寿孟坚者，虽不能同行，然我心向往之。应庆幸时间可以证明似乎一切的存在，我等在今日仍可以拜读古圣先贤之作，潜学史论之文，实乃大幸！
通读核才第三十一全文，不禁喟而叹之。掩面而思，文学史才当真不可混谈，文章之学多修饰于辞藻之间，史才之能则重于言思。史学之作非文章作品，不可以文辞论之，更不能因地位评说之。
史学之能不可得，顺势之时不可觅。当潜心论著，不得幕于名利，羡于功禄。
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史学之作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当世的财富地位，而是时间的流逝与冲刷之后，仍能存留。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者，真正的文士探求的并不是现世的物质生活得富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唯有宁静的内心方才可以写出深刻的文字。
若是真如文中所言“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那般，到时真应了管仲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的论点了。史学之事，不可以文辞华丽而论，不可以地位财势而定。以史为鉴，当知史学不得轻易论。
史学之难尚且如此，而况加之世事所累，史学不以学识思想而论，真才不得见。可谓退之所言：“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悲夫，时也！故文之结尾叹而述之：“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