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一说“孔子”，开篇先来破题。我们当初学文的时候应该听过“题好一半文”的论调。可见题目与文章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眼里酸腐的古人有一些却很聪明，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去雕琢题目，他们极力避开这个难题，以形式、内容、风格等等划定一些大的范畴和模式，然后在此范围里进行编辑删选，有才艺者则进行创作。他们很狡猾，文学就像一片很辽阔的地盘，他们用脚划了一个很大的圈，然后在圈里随意蹦跳折腾，并定下一些游戏规矩，从此在这个圈里混得风生水起，这个圈叫“文艺圈”。里面的人叫“圈里人”。
这事孔子就干过，其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而不得用，归于鲁而删述《诗》、《易》、《礼》、《乐》、《春秋》等古籍，以诗书礼乐教化弟子，倡导文行忠信。古代的《诗》有三千余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取能用于教化的篇章编纂成集，也就人们常说的“诗三百”，其实有三百零五篇。从汉武帝始儒家学者把《诗》奉为经典，此后才称为《诗经》，被列入“五经”之中。汉初有齐、鲁、韩、毛四家以传，前三家先亡佚，“毛诗”后来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毛诗”，因其用于道德礼义教育，“诗教”自此产生了。忘了一点《尚书》的编辑也是出自于孔子。
如果我们单纯以为孔子只是个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出色的编辑，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无人敢与其比肩，然而他在别的领域也照样出类拔萃。就拿音乐来说他也玩的很转，何以见得？下面列举几个方面：其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大意就是孔子听到别人善歌，必请人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和。其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意思是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连食肉都觉得无味，可知他好乐。其三“子语鲁大师乐”（参见《论语》八佾篇）后面的古语就不引了，能教授乐官奏乐可知他对音乐有一定造诣。其四，孔子曾向大乐师苌（chang）弘、师襄请教音乐弹琴，拜过名家的帖子，自然名声更盛。其五，孔子善鼓琴瑟，能编曲。不信请看《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能给三百五篇不同的诗编曲配乐不是谁都能干的。要搁现在很多音乐人、曲作家、词作家都要下岗了，如黄霑、李宗盛、罗大佑、林夕、方文山、小虫等等都要一边去玩泥巴。当然前提是他老人家得随俗，不束缚于他的礼仪道德，而肯写些风花雪月、爱恨离合的俗套曲子。孔子创造性的将音乐与礼义结合，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中庸忠恕”的思想融于音乐里，并施于教化之中，形成了“礼治”“乐治”“文教”的政治主张，现在可以看做是一套庞杂的道德、政治哲学。他着眼于整个人类，希望用礼乐来挽救崩坏之道德和人心，用音乐礼仪来救世，境界很高，如大同社会难以实现，但比抒发个人的小情小爱要伟大许多，也痴傻很多。在他老人家看来世上最浪漫的事，不是和哪位美人一起慢慢变老，而是礼乐治世，世人合乎于礼，安于乐。你若不信，听他曾念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就可以猜个大概。
孔子对《诗》的编辑整理为以后历代文学体裁的形成定了基调，也树立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典范。他对古籍的编辑删减的原则为以后的文体划分提供了思路和依据。《诗经》的编纂是基于内容和文风不同而进行的，它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诗经》有“六艺”的说法，包括前面的“风雅颂”，还有就是“赋比兴”，后面的是表现手法和手段。前面的“风”绝大数是民间歌谣乐曲，我们必须明确这么几点：诗是由歌谣演变来的，而歌谣起先是来自民间劳动的，也就是诗歌出自于劳动，当然舞蹈也应该是出自于劳动。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诗人和歌者并见得不高雅，他们引以为豪的诗和歌不过是劳动人民玩剩下的，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至于“诗”和“歌”的分家是后来的事。“雅”是宫廷正乐，也就是官吏、文人等上层贵族玩的华丽游戏。至于“颂”则是宗庙祭祀的乐歌与舞曲，大多都是君臣腆着脸吹嘘自己祖宗如何仁义无双，如何恩泽四海，如何威加海内，当然也有些讽刺诗。《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切成几部分，为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的史书和论文的内容分类提供了具体可以操作的办法。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结构划分和文章体裁归纳就受了《诗经》的影响，如若不信可以去对比一下。司马迁著史，将内容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二者何其相似，让人不得不诧异。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从《诗经》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和借鉴了一些技巧。“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孔子对《诗》的推崇以及对礼的重视。
上面说的太多了，对笔削春秋就简单地说一下。古人好名，今人也如是。古人讲人生三件事“立功”“立德”“立言”，把著书立说称为“名山事业”。但凡有财有势有名的，不编书不足以流芳后世。秦之吕不韦招门人食客而作《吕氏春秋》。魏之信陵君无忌纳诸侯之客之兵法，而编《魏公子兵法》。南朝宋之刘义庆招集文学之士而编撰《世说新语》。还有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等等。咱们的至圣先师孔仲尼先生也不能免俗，他曾忧愁地说，唉，君子也担心死后名声不为人所知，我的主张学说不能实行，我用什么来显名于后世呢？于是根据鲁国记载的《春秋》以自己之道德为标准，重新删减《春秋》。孔子最满意而最忧愁的作品正是他编纂的《春秋》，他曾说，知以《春秋》，罪亦以《春秋》。其后孔子的那种言简意赅，褒贬于言外的语言技巧，被世人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官、文学家和诗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孔子将褒贬之技巧拔升到理论的高度，将骂人的手法玩得炉火纯青，真的是很厉害，文人得罪不起啊，不然骂不死你。对于这种“春秋笔法”的学习，司马迁、曹雪芹都是好学生，能活学活用。司马迁在《史记》里《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多篇中有明显借用。而曹雪芹则用得比较隐晦，借女子之口来委婉地伤时骂世。其他的诗人和词人也有借鉴的，但只学了个皮毛。
不知道在你们眼里孔子是怎么样的，但绝对不是个孱弱的老顽固。他年纪一大把还能颠沛流离，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执政理念。可见必是个身体强健、意志坚毅之人。应该精通剑术，是个名家。如墨子、老子都是用剑的高手，不然老子李耳也不敢暮年独自一人骑青牛，过函谷，西出流沙，四处游荡。我想苏秦和张仪也应该是用剑之人，可能剑术不高。还有一个仗剑而行的名人，就是李白。他的《侠客行》写得妙可以去瞧瞧。然李白的剑不如诗，所以他以诗显而不以剑闻名于世，这是在古龙的小说《陆小凤传奇》系列中看的。孔子也许还是旅行家和美食家，十四年的晃荡，名山大川踏遍，万里江山看尽，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旅行家。一路上虽未受重用，但君王、士大夫、文人雅士大多礼遇恭敬有加，宴请不断，山珍海味吃腻、民间小吃尝遍，说他是个美食家一点不胡扯。其实孔子命苦，先丧父后丧母，十五志于学，不耻下问，博学多识，终成大家，举仕不得，而学于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所不通，博学而无所成名，得志断刑讼、定礼仪、诛佞臣、迎诸侯。进，执政于鲁而齐恐惧。退，教礼乐著诗书而名垂青史。精一二艺者足以汗青留名，何况胜六艺者乎！能将诸多技艺玩得如此精深，古今至此一人而已。
对孔子的评价一直没有定论，自孔子作古以来统治者和一些文人为自己利益计，表面上对孔子顶礼膜拜，把孔子捧得太高以致成圣贤神人，其实不过是玩弄孔子之学说，歪曲儒家之大义，以达到愚弄百姓之目的，此民族文化之毒害也。到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大变动、大变革时期，一些有智之士发觉儒道难以救国存亡，恍然看清中国传统文化之弊端，儒道之不足，继而发出“重降人才”“变法自强”“整理国故”等等之呼喊。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以鲁迅为首的文人对儒学进行了重新思考，看出了民族之劣根性，想通过“呐喊”几声来唤醒民众，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虽然有些过，但是无可厚非，现在看来那时那样做完全有必要、有意义。孔子地位降了，鲁迅他们不过是把他从圣坛上拉下来，给那些不睁眼看世界而自我陶醉的国人泼了一盆冰水。而把孔子踩在脚下、打进地狱的则是文化大革命时的勇士们。那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不过是一场抹掉文化、文明的浩劫。现在国家渐渐富强，咱们的领导人要做中华盛世的大梦，又开始拉大旗、捧圣贤。咱们的官员、文人很识趣又把孔子捧上圣坛。如此折腾来折腾去，孔子地下有知，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孔子是个生不逢时的人。诸侯崇尚武力刀兵，他却“不合时宜”地讲他的“仁义道德”，希冀“礼乐治世”。由此可见咱们真正意义上的仁人志士身上可爱和可敬的一面。由此亦可知他们身上可悲、可叹的另一面。不管我们怎么看孔子，他的学说和功绩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不死不灭。当我们能平静、中正地审视这位老先生时，中华文明才算真的开始构建，国学精神才算真的回归了吧，我在想。
参考的书籍：《论语》、《史记》、《道德经》、《鲁迅文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