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矣。”（明•黄宗羲《明儒学案》）明代就是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广阔天地。即使是“文人”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切入口，亦涵盖了贯穿整个时代的启蒙新潮。于庙堂之高，则有提出“工商皆本”的的黄梨州和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奠定了之后如李贽，唐甄等具有先进解放思想的哲人。在江湖之远，则有着充满市井文艺代表性的世情小说，使前朝的“贵族文学”在民间普及，同时赋予了这种文艺形式更显著的审美效果。而其实明代的文人的美还远远不只这些满天星斗，正文里并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治世的伊始引领着更大的一股思想潮流的转折性嬗变，让我们更有目的地窥探这个传奇朝代在日月同辉背后的独特美感。】
【关键词：明代 文人 悲剧】
明代活跃于文坛的文学社群主要为诗社和文社。明万历以前主要为诗社，明万历以后主要为文社。
明代初年的文人结社比较冷清，较为著名的社群仅有高启的北郭十友诗社、孙（黄）广东南园前五子诗社、林鸿闽中十子社等。社群文人多追求“汉魏盛唐”的“道劲”文风，以改变元末纤弱文风。
明初文人凋零的原因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明初文人多不仕。此处不仕并非不愿入仕，而分为三种情况：热情讴歌新朝，却受事不受官，如杨维祯；积极入仕，却对新王朝由希望到绝望，为避祸而归隐，如高启；忠于元室，甘做遗民，拒与朱明合作，如戴良，丁鹤年等。所以明初的文人主流在于草野（多处于江浙一带）而不被朝堂所垄断。
丁野鹤、戴良之不仕，是难忘故国。另如杨维祯此等“文章巨公”（宋濂语）也只是在京畿留百余日，终是乞骸骨而去，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宋濂语）。杨维祯辞官更多是缘于年迈体衰，而当时更多的文人，则是像高启这般，逐渐发觉“官难做”的。
《明史》对此风有所记载：
“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
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
张昱征至，以老不仕。
陶宗仪被荐不赴。
王逢以文学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
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
叶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
由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冤死或该死的武臣已不必说，即便是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也罕有善终者。有此作背景，便可知了解当时仕人朝不保夕的生活和惶惶不安的心理。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官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这是高启于洪武二年，开国未久之际所写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高启生当元末明初，自幼饱尝战乱之苦。当时诗人正应征参加《元史》的修撰，已打定心思要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当他登上金陵雨花台，眺望荒烟落日笼罩下的长江之际，随着江水波涛的起伏，思潮随之而荡。如果除却最后两联，这大概是高启最为尽兴的一首怀古诗了，与后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同，这是一个青年诗人对新王朝最诚挚的企盼，没有歌功颂德的附庸风雅，一字一句皆是心中豪情的写照。
可末了诗人把笔锋一转，把对国家统一的赞美歌颂转向一种全新的期望。“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四句，表面上是诗人对现实的陶醉，实则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他希望从此铸甲兵，为农器，卖宝刀，买耕牛，真正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着；他希望从此四海一家，不要再凭险割据，南北对峙，让老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声调是欢快的，即使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即使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豪放伟岸之华美仍然是大于沉郁顿挫之落拓的。
可入京后的高启并未将此爽朗延续下去。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尤其是对吴中地区富豪的加强打击）与洪武七年“才能志士，数年来余者百之一二”的现实下，与高启同修《元史》的编修官员如杜寅、陈基、张孟兼等都无力于夹缝中求存，先后隐退。
一切“事尧舜明君”的荣耀在尊严的践踏与生命的威胁前变得一文不值，由积极入仕到隐退避世的先例固然不少，魏晋时期这类文人更是多如牛毛。但魏晋文人的情绪化行为全不类似明初文人在宿命前的无助——这是一种无力而悲哀的美态。相比之下，前者有更多的选择（如出仕入世），而后者完全“是知凡得丧之数，同皆定于冥冥，而无能逃焉矣。”（高启《青丘集》）
忽思及古希腊《Oedipus the King》，它所讲述的便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无力，这种“唯有屈服”的认知恰与高启的观点“一切归于冥冥”相印证——只不过，同样是体现无力的美感，一个是西方文学艺术上的虚构悲剧，一个是东方文人群体的真实悲剧。
历史早有循环：盛极必衰，合久必分。宏观上如此，微观上亦是如此。中国历史由明代盛极转衰，明代又在中后期走向下坡路，即使是在这个重要的朝代其中截取一点，都能看到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从至高点坠落的嬗变过程。明初的高启等人并非是典型，而是常态——在历史上，这是必然；在文学上，这是悲剧；在哲学上，这就是美学。
（参考文献：
明•高启《青丘集》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
清•张廷玉《明史》
佚名《明实录太宗实录》
李泽厚《美的历程》
吴士勇《也谈“明初文人多不仕”》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