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了，中国教育可有出路

中国教育的出路，还要从中国的出路上寻。

一百年前，人们对于中国的出路，并不十分明晰和自信。梁启超先生为了这种不十分的明晰和自信，曾经做过《中国不亡论》的演讲。虽然先生很有见地和影响力，但当时认为中国有其出路的人，仍然为数极少。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

一百年后，人们对于中国的出路，渐渐有了觉悟和自信。一百年的沧桑巨变，因为中国本身的有出路，中国教育也渐渐有了出路，虽然我们并不真正明晰，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是什么？但多数人终归是有了必要的自信，开始自信中国教育是有其出路的。

梁漱溟先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一文中，对比当时中日之间的教育，慨然认定：“日本教育是随着其社会的出路而有了出路，中国教育是随着其社会的没出路而没有出路。于此现实出一个道理：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我们要从社会出路上问消息。”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儒者的梁先生，在自己所处的时空背景里，尚且悲观、悲凉如此。一向强调主动、自觉的他，将教育，教育的出路看得如此被动。

一百年前，因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所以，人们也看不到中国教育的出路。为了寻找教育的出路，先要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寻找中国眼前的出路，先要看清楚中国历史的来路。树高千尺，根本在根。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不亡论》，就是从中国历史精神之中，产生了中国必然有出路的信仰。中国教育的出路，也必从中国历史精神中寻找依据和滋养。

一百年后，中国社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伴随社会主义道路的日益笃定扎实，中国社会的日渐富足小康，一个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举国上下的精神动力。中国人民渐渐恢复的文化自信，正逐步传递和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今天，鲜有人再忧患中国的出路问题。就中国教育而言，其有无出路的问题，也不成其问题了。

一百年前，人们争论的是中国教育可有出路的问题。

一百年后，人们探究的是中国教育出路何在的问题。

所谓教育的出路，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前途。一种教育因为有成效见于社会，顺应和推动了社会本身的发展，社会因此要求发展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便是有前途和出路的。

抛开前途，便没有出路的问题。比如今天，如果我们不去考虑中国的前途，不去考虑中国教育的前途。那么，中国教育的出路问题也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只能说在已证明是有出路的中国，她的教育还有些生路而已。

一百年了，中国教育可有出路？这个问题必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前提下才能回答。

今天，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教育来使之见成效于社会，推动和顺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而然地需要发展这样的教育。唯有如此，我们所开创的教育，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才算是有前途和出路的。

一百年前，危机不曾使我们迷失。那一代中国人由对民族命运的思考而有了对于中国教育的批判以及对中国教育命运的思考。如梁启超一般的时代智者们理性地分析了中国文化旷日持久的生命力，从而深远地看到中国社会腐朽背后的生命力。从而在信念上信仰了中国的出路，从实践上，前赴后继的实践了中国的出路。

一百年后，富足与小康更加的不会使我们迷失。这一代中国人必将由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课题的探索，而在对中国、中国教育的来路、今天和未来的谋求之中，以前赴后继的姿态，走出中国教育的出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