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1597年—1679年或1689年），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出生于仕宦诗书世家，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明末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小品散文家，著有《石匮书》、《夜航船》、《陶庵梦忆》、《快园道古》、《西湖梦寻》等书，其中以“两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其散文代表，也是明清小品文的巅峰之作，犹为世人所称道。
张岱出生在明末时期，彼时的社会因当权者腐败积弱已久，文化思想界出现了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如晚明思想家李贽公开标榜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表现在文化上则是推崇抒发个性、表现自我。同时因为民间商业的发展，带来市井文化空前繁荣，戏曲说书等艺术大量出现，使得世俗化、生活化成为文化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如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写出了著名的反映追求爱情自由的剧本《牡丹亭》。总之16世纪的中国跟欧洲一样，出现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政治上的僵化腐败未能跟上经济文化上的改革要求，最终在女真族的铁骑下一败涂地。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张岱的散文既延续了中国古代山水诗文一贯的空灵自然气质，又有着晚明时代特有世俗情趣和以及他个人强烈审美特点。同时由于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变，所以又有着格外的家国哀痛黍离之悲。
正如张岱晚年在《自为墓志铭》中所言，他“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总之，一切那个时代有钱人家和文艺青年追求的吃喝玩乐诸事，都曾是他的日常生活常态，而后半生穷困潦倒，避居山中，只剩“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可谓落差巨大，使得前半生好似南柯一梦，让人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和宿命感。但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并不甘于消沉自弃，而是决心一方面继续他从崇祯初年就开始撰写的明代史记《石匮书》，另一方面则开始陆续创作关于往事回忆的一系列随笔小品，其中主要代表即是“两梦”。
《陶庵梦忆》约作于1646年左右，此时作者因国破家亡，不愿与新朝合作，而避居于绍兴西南深山茂林之中，年已半百，在饥寒落魄中追昔抚今，无限唏嘘，随忆随记，写下前半生作为一个纨绔子弟经历过的种种奢靡的日常生活琐事，于作者而言，既是对过往奢华靡丽的忏悔，也是对逝去美好繁华的留恋。
正如其《陶庵梦忆序》中所写：“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日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因此，“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序末，以意外打破酒瓮的脚夫的和突然中举的寒士为例子，形象地说明了作者这种唯愿现实是梦，又唯恐往事成梦的追悔痛苦心理。
《西湖梦寻》约成于1671年左右，此时距他重新回到明亡前故居所在之地——绍兴龙山快园附近居住，又已十多年，虽然原来的家园早成断井颓垣，他也已由逃亡时的中年人成为古稀老人，但往事历历“无日不入吾梦中”，而现实却是物非人非，完全不是梦中所有，这种强烈对比的刺激，让他宁愿留在梦中，用他的话来说，“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因而事无巨细地写下了他梦中或者说他记忆中的西湖共七十二处景物。在序末，他以“余犹山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这样一个比喻，来表达了自己画饼充饥，靠回忆来支撑余生的荒唐与执拗。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从中可知忏悔、悼念、挽歌、留恋是他作为一位前朝遗老写作“两梦”的主要动机，在这种动机下创作出经典，在他之前有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在他之后则有清初曹雪芹所写《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能成为经典，令千百年后的世人仍为之动容，并与作者一起同哀共喜呢？我想除了创作技艺精湛和独到深刻的思想见解之外，最重要的是作者用情至深。因为用情至深，所以坚如舍利，即使几百年来的时光劫火，“犹烧之不失也”。因为用情至深，所以超越了个人痛苦和时代悲哀，上升成为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扩大成为关于悲欢离合、得失兴衰的普遍共鸣。
石公以区区一已之躯，一笔之力，不惜耗费余生性命投入其中，如春蚕吐丝，呕心沥血，一丝一缕，以精卫填海之毅力，女娲补天之宏愿，最后将已破碎的山河碎片重新修复如初，重筑成为一个美丽的梦境，不但作者自己化身为蝶徜徉其中，还令后世人代代相传，并如痴如醉坠入其中。或许这就是石公自号为蝶庵的含义，或许这就是庄周梦蝶的寓义吧。倘若有强大的力量可让梦境栩栩如生，且无需醒来，那么梦境于个中人来说岂非就是实，而现实岂非就是虚呢?
不知石公是否确实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个人却曾深有体会。父亲去世后的头两年里，我常常梦见他手术成功，大病初愈，还和家人一起生活在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老家。我还是像少年时代一样在父母的卧室里看电视，一直到他们都已熟睡的深夜。迷糊醒来后的一刻内恍惚觉得这就是现实，以致仍然感到欣慰开心，等到逐渐清醒，明白原来还是梦之后，这一刻的痛苦因饱含了悔恨与失望，竟是比当初父亲去世时还要揪心刻骨。因此我常常想如果夜比昼长，梦比现实久，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减损甚至抵消现实中的不幸呢？
同理，石公在隐居山林、无米可炊的后半生，无数次在鸡鸣枕上时，从美好的梦中醒来，面对破碎山河的现实，是不是也曾想过，如果让梦比现实更长久更强大那该多好。
也许确有这样的时刻，只不过与我等普通人只知自艾自怨不同的是，他最终振作起来，破茧为蝶，从一个鲜衣怒马的公子哥蜕变成一个躬耕自食的老农，在每天挑粪种菜之余，拿起了笔，就像他敬仰的张择端那样，一笔一画，开始重摹前朝，重画西湖，将梦变成现实，尽其所能，重筑前朝记忆，既描摹曾经的美，亦替一个朝代一个民族反思忏悔曾经的罪，不但教自己重见，也要使后人世世代代得见。那么，以笔写春秋，这大概也是一个文人对不满现实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反抗吧，就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说“只人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