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愤怒？因为人有同理心，能感受到事情本身及其触发的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恐惧感。 其中有不敢苟同的一点，红与黑的交织不仅存在于底层，上行下效永远实用，前些年的王立军事件便是典型个案。“唱红打黑”是好的，但如果这只是个为维持利益平衡的口号，如果只是一些人用来粉饰太平的颜料，这便彻底成了为拥抱“黑暗”而驱赶“黑暗”的幌子。
“辱母不护，辱国何御？”将整件事由个案层面滑向了国家民族层面，人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反之亦然，正是有了一位位伟大的母亲才筑了祖国。近现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历历在目，我们曾一次次被教导勿忘国耻，感恩勇于抗争的革命前辈，可当于欢去“拯救”他受辱的母亲时却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无疑在人们火热的民族情绪上泼了一盆凉水。信息化较为发达的时代，高压统治下人们只能道路以目，面面相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畅所欲言现今仍是幻想），几十上百位律师，成千上万的网友，数以亿计的群众在内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他们或许比一些法院图标上的那杆称更公正，这也正是大多数法律以民意为基础的原因。吃不饱的时候人们只求温饱，有了温饱人们就开始渴望公正，之后便是要求自由，社会伴随着人类的需求一直都在发展，可是发展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比如人的承受底线，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国家的立国之基，这是天理难变。我们正处于一种转型期，可是我感觉这不单单只是经济的转型期，更是人的需求的转型期，是党和国统治服务的转型期，梁启超说过：“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藉此契机，望司法和执法部门能用“变”的公理来维持一些“不变”的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