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日记狂人，从二十几岁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但是他却对另一个人的日记崇拜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着圈而已”。这个人就是咸丰同治年间有名的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字艮峰。一代儒宗领袖，始学阳明心学，终恪守于程朱理学，为人刚正，用功笃实，随时省察克治，每日记录不已。他与曾国藩共同游学，半师半友的关系，曾国藩记日记的习惯就是跟倭仁学的。倭仁的日记类似现在的自媒体，是可以公开流传欣赏的。
当然，能看下去的都是曾国藩之类学理学的方正君子，因为倭仁的日记主要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就像语录体的格言警句。有人评价说：倭仁的日记“质之天人而无愧怍，传之后学可为典型”。其内容可想而知。
同治六年，倭仁帝师之尊，文渊阁大学士，俨然老成谋国的真宰相。然而一道圣旨，搞得理学大师心乱如麻。“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从同文馆的设立开始说起。
同文，顾名思义，让文字相同，也就是翻译的意思。同治元年，初掌政权的恭亲王奕欣，鉴于中外沟通不便，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主要用途就是培养翻译人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年起任总教习，历二十五年之久，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外交和翻译人才。
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到了同治六年，同文馆增加了天文、算术等学科，其实也包括教授物理化学等，本意是想让读书人看看四书五经外，还有许多科技之学。可惜矫枉过正，选人标准拔的太高，“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就是让金马玉堂的两榜进士去跟着鬼子学不得流的杂学，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道学领袖倭仁发表了不同意见:“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认为中国之大，何才没有，根本没必要跟外国人学，作为名义宰相士林表率的意见，自然引领了舆论导向，一时之间，攻击同文馆，攻击当政，攻击洋务运动气氛甚炽。有好事者编排了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出语尖刻，把当政者骂了个狗血淋头。
万难商榷之下，政府想了个以人之道还治其身的办法，既然倭仁说国内有人不必外求，那么就请倭大学士负责，也开一馆，共同努力，相互比较。
世上的事，说易行难，能知行合一的难上加难。早将 陆王心学视为异端邪说的倭仁，可以在日课本上居敬守心，怎么可能练通干达地去干洋务，迫不得已的承认自己素性迂拘，做事恐致贻误，闭上了攻击同文馆的嘴。
这时候的当政者，正是新硎初发，锐利无比，建船厂，造枪炮，学科技，一切都欣欣向上，个别不同意见都挡不住政府推行洋务运动的决心。国家振兴离不开教育发展，同文馆的设立本来可以成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可以改变死读经书，不悟时务的教育弊端，可以让士农工商各需所学，于国发展大有益处。
就因为政府在同文馆选人政策失误，犯了把麦当劳当国宴的错误，导致同文馆不能容于正牌学者，也就无法继续推进教育改革。
十年之后，日本明治维新，在教育方面，设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全民普及教育，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从而后发先至，一举超越大清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多年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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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与倭仁，看清帝国教育改革之难 同文馆与倭仁，看清帝国教育改革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