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初年，皇帝下召求谏。年轻的曾国藩，眼见国家纷乱的局面，万马齐喑的官场，挺身谏言。这样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便置放在皇帝手上。
这份奏折带给曾国藩的并不是皇帝的重视，而是愤怒的斥责，虽然这份奏折没有达到曾国藩想要的效果，但是不能否认，这份著名的奏折，已经被历史所铭记，一个叫曾国藩的湖南人，希望用他一片赤诚的文字改变世界，可惜最后不成功。
而同样，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有名的奏折，这些奏折汇集着智慧、忠诚、无奈、愧疚，奏折的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表达自己的主张，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改变天下。
救国救己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的作者是李斯，这个楚国上蔡的小公务员，凭借着过人的政治智慧，在秦宫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在他心中，智慧是可怕的，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毁灭自己，于是他建议将代表智慧的书籍烧掉，来保卫他的皇帝陛下。虽然这愚蠢的行为被后世记住，但他的智慧也在帮助了大秦帝国的同时挽救了自己一次。那就是他的《谏逐客书》。
整件事的背景呢，是因为韩国的间谍被秦国发现，于是秦王打算将所有秦国的客卿（包括李斯）赶离秦国。
摘录：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文章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此文理足词胜，雄辩滔滔，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毛主席称赞为：西汉第一雄文
《治安策》的作者是贾谊，对！就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谊。贾太傅可谓年少成名的典型，天才儿童的一生往往伴随着周围的嫉妒和排挤，而智商高情商低的天才之殇也在贾太傅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贾谊的文章我们的记忆可能还是停留在中学时语文里的《过秦论》里“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而真正可御宇内的是贾谊的才华，贾谊亦多次上书陈述政事，针对文帝时期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割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后由班固收入《汉书·贾谊传》中。
摘录：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 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白帝城，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摘录：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这是苏东坡的话。《出师表》的语句情真意切，用语真诚而恰当， 诸葛亮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脑袋.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情词十分恳切.
主圣则臣直的经典
唐朝在经历过艰难的初创期后，开始迎来了繁荣的贞观之治，李世民也从勤俭之君开始变得铺张浪费起来，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魏征“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
魏征应该是曾国藩最嫉妒的大臣了，同样是上奏皇上，指出皇帝的不足，一个得到重用被树立成满朝文武的榜样，一个则被皇上冷言讽刺，成为当时的笑柄。一句“主圣则臣直”让李世民成为“唐宗宋祖”，而咸丰永远只是个心胸狭窄的小孩子。
摘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
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