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的霸业是在雍城实现的。那里是秦国老都，积淀了秦宗室公族太多太多的回忆。但对于秦献公而言，雍城是一个充满伤心回忆与血腥记忆的地方。他在大约十三岁时，被庶长们勾结叔公悼子（秦简公）夺走了国君继承权。之后的政治流亡生涯，虽非步步惊心，却也难免郁闷。因为魏国对秦河西地发动的每一次攻势，都在刺激他的神经。在回归即位的第二年，秦献公决定迁都栎阳。这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决定之一。假如他知道后来的事，想必会更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豪。
东伐强魏发于栎阳，“止从死”与“初为市”皆始于栎阳，求贤令写于栎阳，商鞅变法起于栎阳。毫不夸张地说，秦国的历史拐点集中在以栎阳为首都的那段岁月。假如没有破旧立新的栎阳时代，就不会开启大争天下的咸阳时代。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十二年之前是第一阶段，之后是第二阶段，分水岭恰恰是迁都咸阳一事。两个阶段的变法重点不同，这已经被大多数人意识到了。不过，我们对横跨献、孝两代君主的栎阳时代，还是有些关心不足。以至于忽略了粗线条记载背后的隐藏剧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两次转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种种博弈与妥协。
1.东进——秦国迁都的既定轨迹
秦德公元年进行了一次占卜，结果显示迁都雍城的话，后世子孙将饮马于（黄）河。于是秦德公修建了雍城大郑宫，直到294年后的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处于雍城时代。包括此前最辉煌的穆公霸西戎，也是雍城时代的故事。从“西垂”（今甘肃礼县永兴乡）到关中西部的汧渭之会，再到今宝鸡市凤翔县南的雍城，秦国的重心一直在逐步东移。秦穆公多次干预晋国内乱，试图通过晋国来影响中原，受挫后转而开拓西部。此后秦国的东进脚步停滞不前，反而被由晋国分裂出的魏国打得步步后退。
是迎难而上东出与中原霸主争雄，还是继续满足于做号令西戎的地区小头目？曾经流亡魏国的秦献公果断选择了历代先祖心心念念的东进。他在即位第二年就把都城迁到了举例雍城数百里之遥的栎阳，这是秦国历史上位置最靠东的国都。
栎阳在渭北平原东部，一共做了34年秦都，后来也仍是秦国的重要城邑。西楚霸王项羽分封的塞王司马欣，就以栎阳为都。刘邦集团一度将此作为政治中心。由此可见，栎阳是一个战略价值极大的城邑。
迁都栎阳是献公新政的奠基之举。如果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系列举措都难以实施。
当年献公被夺位是因为庶长集团拥立秦简公，他能回国即位则是因为庶长改等权臣支持。庶长们早已完成了新老换血，但这股势力依然是悬于秦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雍城的世族盘根错节，在这里推行新政无疑会遭到最大的阻力。为了扭转不利局面，献公以收复穆公故地为理由，把国家中心转移到东部的栎阳，将这里作为东征的基地。
这是一个摆脱庶长集团控制的巧办法，也是一场战略大冒险。
因为，失去河西之地后，秦国关中东部不少地盘被魏国占领，栎阳离秦魏前线并不遥远。但也恰恰是国都在边疆的不利环境，激发了朝野同仇敌忾的危机感。没法在远离前沿阵地的地方过偏安的小日子，只有向前打出安全纵深。凭借这股以攻代守的劲头，秦人逐渐走出了被魏吊打的心理阴影，矢志挑战最强的敌人。
过去，我们过多关注迁都栎阳在军事政治上的意义，其实对于经济民生而言，栎阳这个新经济中心无意间扮演了一个加速器的角色。
雍城时代的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屡屡参与中原之事，但在经济文化领域更多是与西戎圈子进行交流。旧都雍城“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算是沟通陇西与蜀地商道的地域性贸易中心。但此地位置太西，虽利于征服西部戎狄，却难以对中原形成辐射力。
栎阳则不同，“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优越的经济条件与巨大的发展空间，是栎阳堪当国都的大前提，也是朝野能接受国都临近前线的主要原因。
秦国一直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栎阳靠东的区位优势，让这个学习过程大大提速。经济重心东移，让秦与东方列国的商旅往来更为频繁。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最佳渠道。不同地方的人为了赚钱，会产生深入了解彼此的兴趣。换言之，迁都于此能控制秦国东部的商道，加强与北方戎狄、中原三晋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若非如此，秦孝公的眼界恐怕还停留在较为封闭保守的雍城时代，没那么多求变求新的进取心。
2.悄然转移的国家重心
在秦国历史上，栎阳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由“海归”君主秦献公发起的新政，好比是战国秦的“现代化”。秦东地区在新都栎阳的带动下得到了充分开发，而且是按照献公新思路来建设。
献公二年迁都栎阳，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十一年“县栎阳”。
注意！这里提到的“初行为市”与“户籍相伍”都是以栎阳为中心推行的，而且与推行县制的行动有着明显的联系。秦献公先在栎阳周边设置了三个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卫星城，整合前代所设的东部老县，打造新的国家腹心区域。次年，设立大型贸易市场与管理市场的机构（初行为市），发展秦东经济圈。户籍相伍让朝廷对民户的控制力加强。完成了这一系列的铺垫工作后，献公才将县制在栎阳推行。
献公十一年是个转折点，以栎阳为首的东部地区，完全取代了以雍城为首的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
贸易枢纽的先天优势，让栎阳迅速繁荣起来。秦国经济重心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最终形成了以栎阳为核心的布局。尽管没有进化为魏国式中央集权制国家，但秦献公把秦东商道牢牢控制在手中，中央财政逐渐形成对世族及庶长集团的经济优势。他以收复失地为旗帜，强化了对军队的统辖权。如此一来，秦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强过各方政治势力。
秦献公之所以能创造秦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绩，正是因为中央庙堂直接掌握的力量超过前代。而迁都栎阳的举措，就是这个新时代的起点。
从理论上讲，旧都雍城应当也在新政覆盖范围内，但考虑到传统势力之强大，改革未必能像新都栎阳周边那样顺利。况且，从后来商鞅变法遇到的情况来看，秦国大部分乡邑在献公时期的发展水平依然有限。此时支撑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的，主要是栎阳、蒲、蓝田、善明氏四个新设国府直辖县，以及旧都雍城、历代秦君所设县等大城邑。而秦君真正能掌控的力量，主要是四个新设县及军队。其余老县未必是铁板一块，有的可能听命于国君，有的则被世族势力实际控制。
此前的栎阳，大体延续了雍城时代的旧治理模式，由庶长、大夫等世袭贵族主持工作。献公设的四县很可能如同后来的郡县制，长吏由国君直接任免，不再世袭。
事实上，秦国早在秦武公时，就有了“县”。但早期的县制还不完善，只是用于控制新征服地的试点措施。秦献公在国都栎阳推行县制，意味着他动了全面推行县制的念头。当然，他很清楚秦国社会发展水平还没达到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要求。这个任务直到秦孝公十二年才真正完成。然而到那时，栎阳也失去了经济中心的地位。
国家重心从西部转移到东部，使得秦献公能集中更多力量并以更短的距离东伐强魏。
倘若没有秦东经济圈的支持，献公恐怕无力完成三次大捷。而孝公与商鞅能赢得元里、安邑两次东征，同样仰仗秦东经济圈的后勤供给。在商鞅变法第一阶段，也即是秦孝公执政前半段，以栎阳为首的秦东诸县仍然是推行变法的强力后盾。各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既促进了秦东经济圈的发展，却也让栎阳沦为秦国史上最短命的首都。
3.秦国的东西矛盾
春秋以南北冲突为主线剧情。到了战国时，秦与六国的东西矛盾上升为新的主线剧情。甚至到了西汉时，位居关西的中央朝廷，仍对关东诸侯王国保持着战国秦代以来的地图炮心态（例如初汉法律严禁关中人口流往关东）。其实，不光整个天下存在东西矛盾，就连秦国内部也存在西部老区与东部新区的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秦国在献公即位前先后设有上邽、下邽、冀、杜、虢、临晋、庞戏、频阳、庞、籍姑、重泉等县。
这些县分布于秦国不同地区。其中，东部县大多在边疆，对魏战场的前沿。随着栎阳时代的到来，它们被整合进新兴的秦东经济圈内，迎来了国家政策向东部倾斜的利好形势。因此，东部县（特别是新设县）逐渐摆脱了庶长及世族集团的控制，成为献公和孝公两代国君所依靠的重要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献公新政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国内部的东西矛盾。硬要划分势力范围的话，秦东是国君占优，秦西是世族占优。
靠近中原的栎阳，临近西戎的雍城，两者的发展出路迥异，画风差异注定会越来越大。所以，定都在哪，关系着秦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若以西部老区为重心，政策必然向西戎倾斜，与中原诸侯的经济文化交流就相对闭塞，也就是秦穆公后期采取的方针。秦穆公用人不问国籍出身，胸怀魄力不可谓不大。但他去世之后的历代秦君，都抵不过雍城时代的社会惯性，变得闭塞保守。若以东部为重心，秦国必然要对山东列国开放，立足于吸引更多的中原资源，一如秦孝公的《求贤令》与商鞅的徕民政策。
秦献公虽未颁布过《求贤令》，但他徙治栎阳、推行新政，已经表明了积极靠拢中原文明的东进立场。秦孝公更是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视为国丑。为此，商鞅变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革除落后的“戎翟之教”，引入东方列国的良俗（当然，彻底华夏化的秦国民风仍有地域特色）。
可是，对于清醒的政治家而言，东部新区与西部老区的矛盾不容忽视。秦孝公在寻求强秦奇计时，大概已经开始反思父辈政策的后遗症了。
反对变法的主要是本土世族势力，尤其是持西部本位心态的宗室元老与庶长集团。他们固然支持收复穆公故地，但不希望《求贤令》引进的外来宾客把持朝政。与此同时，他们盘算着将东部新区也变为世族的新基地。这里面不仅有东西地域矛盾，还包含了国君与世袭贵族的矛盾，宗室贵戚与山东人才群的矛盾。
孝公六年，左庶长卫鞅把“乱化之民”尽迁边城。这数以千计的家户到底安置在哪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边城都在秦魏边境一带。
卫鞅用强硬手段暂时压制了反对派，顺便移民实边以备来日战事。但，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在全国推行县制。并非中央号令不好使，而是火候确实不到。各乡邑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设县要求。各地区经济挖潜不充分，贫富差距较大。东部新区与西部老区还没实现经济一体化。急吼吼推行县制，只会欲速则不达。
因此，卫鞅在头十年变法中扎扎实实改组乡村、调整农商结构，缩小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为全面设县打基础。
重农抑商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秦国从栎阳时代转入咸阳时代的必经之路。
无论是旧都雍城还是新都栎阳，都是多有“大贾”。变法前的秦国农业基础较魏国薄弱，献公徙治栎阳后的国民经济可能对外贸有不小的依赖性。由此导致的后遗症是大量人力从耕战领域流失。这对于地广人稀且开发不够充分的秦国来说，无疑会导致农商两败。讨论商鞅重农抑商前，不可忽略这个时代背景。
为此，新法奖励耕战，注重发展本土农耕经济，千方百计地将人力资源拉回农业生产领域。经过十年努力，“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这句话指代范围是整个秦国。此时的秦国初步实现了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特别是通过重组基层乡村社会，拆散了根植于西部老区的保守社会势力，扶持了新兴的军功爵户。由于全国上下都受益于变法，保守派的市场日渐萎缩，东西发展趋于平衡。经过这一轮洗牌，献公时代的东西分离倾向得以解决，如何更好地整合东西资源，对秦孝公与商鞅提出了新的考验。他们的决定是再次迁都。
4.执其两端而用咸阳
《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同年的配套新政还有：集乡邑聚为县，统一县制，统一度量衡，田制改革，赋税改革等等。咸阳时代的来袭，标志着秦国正式进入了举国一法阶段。严格地说，在孝公十二年以前，秦国不具备设置统一制度的条件。
众所周知，商鞅有统一制度的构想，也有几个现成的国府直属县做样本。但如前所述，秦国东部新区与西部老区的活法不同，各乡邑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具备直接集小乡邑聚为县的基础。在第一期变法中，史书明确载的设县行为只有“城商塞”（恰好是后来的商君封邑）。此外，同年卫鞅还率兵包围了魏国新建的固阳城。其余都是针对乡邑聚的基层组织建设。
从总体上说，任何变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越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也越多。
所以，在全国设立统一制度前，必须充分统筹兼顾各地国情。各地基层政府试点新制度，是改革不可跳过的必经环节。只有通过反复测试，才能找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让体制变得更为科学合理。因了此故，以办事节奏峻急著称的商鞅，反而将统一县制、田制、赋税、度量衡等重大措施放在变法第二阶段。说到底，整顿全国社会经济基础需要时间。
为什么这些工作都要放在迁都咸阳后才能全面开展？
为什么变法后的秦国一定要迁都咸阳？
为什么秦孝公要放弃父辈苦心经营多年的新首都？
窃以为：这个决策是秦国发展重心再度转移的必然选择。
前面说到，秦国迁都是一路向东走，秦孝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首都迁到了栎阳以西的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恰好位于通往函谷关及武关两个方向的交通要道。此地背山面水，要风水有风水，要沃壤有沃壤。经过第一阶段变法的扶持，已经具备了建造国都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栎阳位置过于突前。在没有收复河西失地的情况下，安全保障系数实在偏低。特别是孝公与商鞅希望能安安心心进行第二阶段变法，不再以攻代守，需要一个远离前线的政治经济中心。比如咸阳。
进一步说，咸阳是个维持东西南北协调发展的好地方，是加速全国经济一体化的上佳之选。
旧都雍城主要控制着陇西、巴蜀两个方向的商流，是沟通西北、西南两大经济区域的枢纽，但离中原贸易区有点远。献公设立的新都栎阳恰恰相反，是沟通中原三晋与北方狄胡的物流中转站，但无法与西北、西南的财货保持直通。而秦楚贸易多走武关线，从秦东南的商地（后来的商君封邑）进入关中后必经咸阳。此外，从北地、上郡南下的商流，也可以通过咸阳转向栎阳、雍城、武关三个方向。
于是乎，秦孝公与商鞅出于长远考虑，决定迁都咸阳，把经济重心从东部又往西移动。但这一次，秦国并非回归到西戎本位的立场，而是在东西南北之间取了一个平衡点。这个连通几大经济片区的选点，对后世的强汉盛唐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全国商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过程。可惜史书记载太简，我们只能知点而难知面。自从孝公迁都后，秦国逐渐完成了东西部经济一体化建设，并在此后的扩张中不断将原先的国际贸易要点变成国内贸易要点。但咸阳作为秦国最后一个首都，始终保持着中心地位，国家经济重心再也没有移动过。从这点来说，秦孝公与商鞅比秦献公更懂看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