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个礼崩乐坏唯利是图的时代，也是个留给思想家深度思索人性的伟大时代。如同清朝末年军阀割据时代一样，一时间涌现出无数了不起的民主思潮，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这样的大家层出不穷，最终开拓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新中国。
而在战国，有两个关于人性的论断最令人拍案叫绝。
其一是来自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是人性本善论；另一则是法家名士慎到的“人性本恶”，所以需要法来约束。
这个问题被后世争论千年，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人性本善，毕竟没人愿意去承认自己一出生就是个恶人的论断，但是由人性本恶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却始终成为了一股核心的政治力量，维系着社会秩序。
而法制也是人类几千年摸索出来的最不坏的制度，从古希腊的摩西法典到战国李悝，商鞅的变法，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国家不依法治来治国。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孟子的仁政思想，仁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根本，维系和平社会的必备要素。
那么人性到底该是如何的呢？
让我们将时间拉回采集社会。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都靠狩猎来获取食物，没有男女贵贱之分，世界也没有发生很大的战争，如同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固定的居所，人和人之间也很少有固定的交集，顶多因为猎取食物有些分歧争执，但很难爆发出来大族群之间的战争。
但随着后来人口不断增长，紧紧依靠狩猎采集越来越难以维持日常的食物需求，只能由采集食物变成自己生产食物，因而演变出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断，我们的祖先很早之前就懂得了植物的种植，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因为生存不得不普及开来，将自己早已熟知的技术投入量产。
自然而然，每个人有了固定的居所，身边也出现的固定的朋友，慢慢形成族群部落，但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光靠种植也很难保证每个人都能吃饱饭，而在生产能力又没办法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战争和政治出现了。
一部分人依靠战争去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一部分人依靠政治来维系一种相对和谐的秩序，而两者的目的都是同样的，就是要让大家有食物可以吃。
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能摆脱战争和政治。
在盛世，我们会看到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乱世，我们也会看到战火硝烟，骨肉相残。
而这都是人性，你无法去仅凭盛世的和谐去评判人性的善良；反之，亦如此。
还有一个关于著名医学家哈里的故事。
第一位诺贝尔奖的临床医生芬森晚年时候想寻找一个接班人，经过一番抉择，最终芬森选中了哈里。
但他的助手担心他选中的徒弟哈里会因为家境贫寒而容易被金钱诱惑，所以建议通过其他人以高薪聘请的方式，试探他能否把持住自己。
芬森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考验必定会让被考验者在现实与梦想面前作两难选择时，内心无比纠结。而最后，成为芬森徒弟且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哈里在得知此事后，老泪纵横。
如果当时师傅那样做了，他坦言会被诱惑，因为当时的自己家境贫寒，解决温饱问题无疑是首要之急，而他如果这样选择，可能因此一生碌碌无为，而世界上会因此少了一位着名的医学家。
这个故事无疑是对人性善恶论的一记重重的耳光，人性是一种潜在性，而不是一定性。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会依据生存环境做出抉择判断，而最终一定会做出一个最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这就是人性。不仅于人性，物性也是如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是世界的主宰，我们只是茫茫地球的一种生物罢了，远没到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轨迹的时候。
至于善恶，不过是我们用以区分两种行为的名词罢了，没有一定的善，也没有一定的恶，如佛家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如果硬要将人性归于一种，我觉得是灰，介于黑白之间，游走于黑白之间，而不是非此即彼。即便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会有一瞬间的善念足以让人动容，而他所缺乏的不过是适当的时间，适当的人罢了。至善之人如同玄奘誓要求取真经普度众生，也定有私心杂念萌发之时，所以才需要不断修行，修正自身。
人就如同一个莫比乌斯环，不管绕多远，不管路再偏，也终会绕回起点。而任何试探人性或是坚定本性难移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恶，总会招致人性的痛击和鄙夷。
莫比乌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