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农村村里的所谓“覆盖工程”进行的非常快，原来定型在脑海中的熟悉场景，一两个小时就被挖掘机将实景铲除了。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回去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在哪里，有时候站在街上，看着周围外表光鲜的房屋，却要费一定的时间，想想周围到底是谁的住所。
如果生於斯长於斯的地方，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前行，那么，记忆的重构，或者说增添新的记忆，肯定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事情；如果这个地方是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前行，那么，带给我们的，或许只有无尽的悲哀，和终将要尝到的恶果。
随着城镇化政策的实施，很多农村都进行了城市化的改造，但是相关的配套并没有跟上。尤其是农村人员的减少，使得很多房屋空置，人比房多，杂草也长满了院子，触目惊心。
农村人口的流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农村其实也变成了一个驿站。
我国长期奉行“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但是实际上，我国城市的进程和国家的政策相违背，大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项优势资源也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推进城市发展的农民工群体为这一进程奉献了力量。
在城镇化之初，农村人口流动是单向的，即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特征逐渐显现，并最终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洪流。各个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人员返乡现象，返乡洪流逐渐成为城镇化大背景下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例如江西和河南两个省份，返乡的特征比较明显。
江西的例子：
2015年4月16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有110余万返乡人员留在省内就业创业。已经连续6年出现回流趋势。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据统计，今年有520.8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春节，节后继续跨省劳务输出的人数只有410.5万。返乡人数同比增加，跨省劳务输出人数同比下降，“逆差”十分明显。从我省驻外劳务管理处反馈信息来看，在广东、上海、福建等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春节后赣籍务工人员返岗率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专家分析，近年来，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园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用工规模持续增长，吸引了众多跨省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据对全省工业园区5000多家企业用工情况调查，今年计划招工34万余人，为返乡就业人员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同时，随着各地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就业环境的不断改善、就业创业政策的落地及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使本地企业的吸引力显著增强。（见《江西外出务工人员连续6年回流 今年有110万人回赣就业创业》，人民网，2015年4月18日。）
河南的例子：
记者从近日发布的《2014年河南省农民外出务工情况调查报告》中获悉，该省今年超过六成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这也是连续第三年河南农民工本省就业人数超过在外省的就业人数。这份由河南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报告同时显示，河南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务工人员有85.3%来自本地。 超过六成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意味着该省外出务工人员出现持续“回流”。该报告显示，“离家近、照顾家人方便”和“产业集聚区有适合自己的工种、岗位”是主要原因，占比分别超过七成和六成。对此，从广州返乡到郑州富士康打工的廖永表示认同：“在家门口工作就是好！生活成本比沿海低多了，挣的钱能存下来。”(见《河南外出务工人员持续“回流”六成农民工本省就业，连续三年超过在外省就业人数》，工人日报，2014年3月27日。)
经济不振、产能过剩等原因，让实体经济吸纳农民工的能力降低，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岗位，农民工又难以匹配，加之各种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中获得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回流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只要资源不断的向城市集中，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还一直持续的话，务工人员的回流大潮短时间内就不会停止。所以，从这个逻辑上，务工人员回流基本上是个趋势。我回家的时候，基本上很少看到童年时期的玩伴，但是从村人的口中，得知某个玩伴失业了，又找到工作了，等等。当前各个产业的不振（产业不可能振，呵呵），让务工人员城市农村两头跑，这种趋势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建设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城镇化成为中国政策推动的主要方向。新型的农村年轻一代，在这个过程中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增加收入的另外一种渠道会，而不是依照父辈那样，将自身禁锢在农业生产领域、禁锢在土地上。
进城务工作为农民增收的另外一种渠道，昭示着中国制度空间的解冻和软化。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多种形式的身份禁锢依旧存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本质上还是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客观反映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国情现象。西方的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主要是建立在其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的前提下，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尙没有建立，或者还在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表现出来的迁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完全主动性的人员流动现象。
农村经济的不振，收入渠道的窄化、单一，生活，教育，生产等成本的上升，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都促使农村居民努力寻求增收的渠道；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制度禁锢的条条框框多多少少被打碎了，制度呈现出软化等迹象，制度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消除了某些限制，所以农民工群体纷纷涌入城市寻求掘金机会，这就形成民工潮。
但是在历史上，这种流动并未被官方积极认可。建国之初，民工流被称为“盲流”，例如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设置种种限制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
1964年，第一个以严格控制城乡迁移（农转非）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户籍制度基本确立，户籍制度由此肇始；1977年，首次明确“商品粮人口”和“农转非”概念，并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成为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严格树立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界，将农民死死的控制在农村，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由此确立。身份制度由此成为影响中国后续几十年的制度形式，构成了一种弹性极低的谁等级制度，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从事的职业、社会声望等，皆依照户籍制度进行匹配，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均衡开始固化。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农民城乡流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和一些限制农民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放开，农民工仍旧难以获得身份认同，但是，相对于原来被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至少在现在看来，农民的身份有所转变，变成了相对自由的“自由农民”（这一时期，“农民工”称谓被学术界提出，并逐渐出现于相关法律条文中，成为正式的官方表述）（祥参《媒介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杨嫚，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
受到城乡二月结构的束缚，农民即使到了城市打工，但是仍旧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有的待遇，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保险等基本上和农民工绝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本身在内心中很容易产生自卑、“下等人”等想法，这制约了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正常、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可以说，农民工虽然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行业，但是社交圈子非常窄小且单一，往往只是局限在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基本上和市民很少互动。
另外，因为城镇化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掘金，长期的远离农村，脱离了农业和所生活的农村环境，因此农村的社会关系被弱化了，在城市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原来农村的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断层、出现了瓦解，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边缘群体，成为一种不被重视的“局外人”，这些都是农民工群体的当下显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所以，当前所进行“十个全覆盖”，尽管盖起来很多新的房子，老的房子基本上被拆除了，结果也无非是将原来空着老房子的状态，改为空着新房子的状态，本质上是一样的。农业收入低、城市经济不振、很难让青壮年固守家乡，城乡之间腾挪将成为常态。当老一辈的人逐渐离去，有一点经济能力的人将永远扎根在城市，农村新一代的人将越来越少。农村成为鬼城，将成为必然。
十五那天晚上，我睡的比较晚，皓月当空，星耀天籁，晚上十一点，整个村庄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寂无声。我爬上房顶，整个村庄暗黑无边，黑洞洞的新房老房显露出荒废已久的陈腐气息，可以拍鬼片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