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读到一个段子，说有记者采访沈从文，问他西南联大那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何以大师辈出，硕果累累？沈从文想了想，吐出两个字：“自由。”于是就记住了，刻骨铭心。之后读了几本关于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的书，再与当下弊端丛生、病入膏肓的大学教育一比对，觉得此语精妙，击中要害。想当年，一代大师陈寅恪为清华大学题写的校训，原本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结果49之后被拦腰斩断，从此大学便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了。
但今天读雷颐的《中国的现实与超现实》之《独创才是第一生产力》一文，发现这个关于西南联大成就于自由的段子，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照录如下：
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他新出版的《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问题来了，这珍贵罕见的“自由”，到底出自沈从文，还是邹承鲁之口？翻书太难，大海捞针，费时费力，就网搜吧。先搜“沈从文西南联大自由”，好不容易在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的一篇缅怀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新校舍》——文章里找到了踪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行文到此搁笔，借他山之石，点明题旨，确实高妙。虽然没有直接说这位“作家教授”的大名，但地球人谁不知道汪曾祺的老师是只念了几年小学的沈从文，既是“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又在1980年赴美探亲讲学呢。而邹承鲁虽是“教授”，但潜心生化专业，与“作家”无缘。也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二者不一定真实，但必有一假。 真相在哪里？
当然不能只听汪曾祺的一面之词。接着开始另一轮网搜，以“邹承鲁西南联大自由”点开，于是搜出何兆武先生回忆西南联大求学生活的散文集《上学记》来了。序言里如是说：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
书的第一章就骇人听闻，名叫《自由散漫的作风》，第三段就读到了“西南联大成功于自由”的段子，录之于次：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雷颐先生的说法显然来自于此。虽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两种说法必有一假，怎么断定真假呢？从空间不便查找，从时间上去推断可能容易些。于是网搜二文的写作时间，先写的应该是正确选项，后写的可能是受了前者影响，导致记忆失误，才出此笔误吧。
汪曾祺先生的《新校舍》文尾自注，写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五日，发表于一九九二年第十期《芒种》文学月刊。板上钉钉。而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时间好确定，因为是一本口述史，创作时间查证起来就颇费周折，最后在口述记录者文婧为之而作的后记中找到了确切的时间。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但绝不是一个称职的采访者，不会把握进度，不会引导思路，事先拟定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想来也许是受了何先生的影响，何必事事汲汲于功利？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厨房传来哔哔啵啵的炒菜声，楼上楼下四溢香飘，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麻雀一样在窗根底下叽叽呱呱个没完，这才发现，正题尚未进行一半，又要告辞了。换个有经验的采访者，同样的话题大概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却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而且每星期都盼着见面的日子，以为年复一年，永远不结束才好。
也就是说文婧从2004年开始，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何兆武口述记录。从时间上推断，汪曾祺《新校舍》并没有抄袭何兆武《上学记》的可能，那么能不能说后者一定就借用并误记了前者呢？我看未必，前者闪烁隐晦，后者言之凿凿。或许学识浅薄的我辈只能断定这个“自由”的段子确实存在过，自由也曾经光临过我们这片板结的不毛之地，但如今，自由成了一段版本多样的美妙传说，仅此而已…… 唉，搜寻、辨析、考证大半天，竟然还是分不清乖谬真假。
自由啊，自由，你来无踪，你去无影，你的狡猾狡猾的，难怪裴多菲不惜抛弃生命、甚至爱情，也要追随您到海角天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