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评价信息范文（精选5篇）
人际评价信息 第1篇
自尊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研究者们对自尊的概念仍没有达成一致。 (1) (2) (3) (4) (5) 本研究把自尊定义为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把自尊看作一个相对的概念,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个体的自尊水平。
研究者对低自尊者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6) Vohs等发现在自尊受到威胁后, 高自尊者往往寻求能力反馈并变得更加独立, 而低自尊者一般会寻求人际反馈并变得更加相互依靠。 (7)
Macleod等人最早尝试使用点探测任务来探查高焦虑者的注意偏向。 (8) 注意偏向是指在诸多刺激中仅仅注意到某些刺激或刺激的某些方面, 而忽略了其他刺激。把探测刺激与语词刺激异位时的按键反应时跟探测刺激与语词刺激同位时的按键反应时之差计为注意偏向值。
目标刺激呈现时间的长短不同, 产生的注意偏向具有不同的表现。这对于解释注意偏向的产生机制有很大影响。Lees和Mogg等使用语词和图片两种刺激, 呈现时间为500ms和1250ms, 发现在刺激呈现500ms时, 高焦虑敏感者对威胁性图片刺激产生明显的注意偏向, 而在1250ms的条件下, 高低焦虑敏感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9)
那么, 不同自尊水平者对人际评价信息的注意有什么特点;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是否存在注意偏向;如果存在注意偏向, 低自尊者在刺激呈现时间为500ms条件下的注意偏向是否比在1500ms条件下更为明显。
1 方法
1.1 被试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筛选被试。此量表共10个项目, 四点计分, 总分在10~40之间, 分数越高, 表明自尊越高。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0)
随机选择在校全日制本科生148人填写SES。量表有效率为94%。按SES得分, 选取两端各20%的被试作为高低自尊组。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高低自尊组在自尊水平上的差异, 结果发现高低自尊组的平均数分别是36.64和25.79, 标准差分别为2.10和3.88, 两者差异显著 (P<0.01) 。
1.2 实验材料
首先, 选取初始词单。从国外相关研究中找出他们研究中所使用的词汇, 把这些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并补充相关词语, 得到人际关系中表示拒绝意义和接纳意义的相关词各12个、中性词12个。
其次, 让20名心理系的研究生对挑选出来的词的正负性、熟悉度7点评估。选取的人际接纳词熟悉度在5.07以上, 平均熟悉度为5.75;人际拒绝词的熟悉度在4.73以上, 平均熟悉度为5.40。
查阅《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尽可能匹配不同类型词语的使用频度, 最后根据评价得分, 选择了正负性评价得分较高的、词频相似的接纳词和拒绝词各9个, 同时选择了基本上没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词频与接纳词和拒绝词相匹配的非人际中性词9个, 其中每类词中, 四个字的有5个词语, 三个字的有4个词语。人际接纳词和人际拒绝词分别与非人际中性词配对, 两个词以上下位置排列, 制成词对图片82张, 其中12张为练习材料。配对时人际接纳词语与非人际中性词, 人际拒绝词与非人际中性词在图片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出现的频率相同。
采用点探测实验范式, 用E-prime程序, 探测刺激为箭头。以72号黑体格式的十字图形作为注视点, 呈现时间为500ms, 所有配对语词以随机顺序呈现, 两语词在屏幕上的上下距离间隔3cm。所有配对词中随机选取一半呈现500ms, 另一半呈现1500ms。语词呈现之后, 在其中任何一个词的位置上会随机出现探测刺激——箭头。箭头为“→”、“←”两种, 随机选取一半探测刺激为“→”, 另一半为“←”。语词、箭头都用为48号黑体, 采用随机与平衡的方式安排实验中语词刺激的呈现位置、呈现顺序、呈现时间的长短、箭头的指向和呈现位置。
1.3 实验设计
采用混合设计, 语词类型 (人际接纳词、人际拒绝词) 和刺激呈现时间 (500ms、1500ms) 为组内变量;自尊水平 (高自尊与低自尊) 为组间变量。被试的注意偏向为观测值。
1.4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电脑进行个别施测。被试根据实验的指导语进行操作。过程分为练习阶段和实验阶段。
1.5 数据处理
剔除反应时低于300ms、高于3000ms以及按键反应错误超过总数据的10%的数据。通过筛选得到有效被试52人, 其中高自尊组24人, 低自尊组28人。采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处理。
2 结果
2.1 不同自尊水平的被试组之间注意偏向的差异检验
根据注意偏向的原理, 对高低自尊组间的注意偏向进行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 低自尊组被试偏向值要比高自尊组被试高很多, 且两者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 (见表1) 。
注:**P<0.01
2.2 不同自尊水平个体注意偏向的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自尊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 (1, 50) =17.33, P<0.01。刺激性质的主效应也显著, F (1, 50) =11.00, P<0.05, 即被试在人际接纳词与人际拒绝词的注意偏向差异显著。刺激呈现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50) =0.11, P>0.05, 即注意偏向不受刺激呈现时间的影响。
自尊水平×刺激呈现时间、刺激性质×刺激呈现时间、自尊水平×刺激性质×刺激呈现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自尊水平×刺激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50) =46.81, P<0.01。
进一步做自尊在刺激类型上的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 高低自尊水平者在人际拒绝词的注意偏向差异显著F (1, 50) =29.41, P<0.01。低自尊者的注意偏向值大于高自尊者。高低自尊者在人际接纳词的注意偏向差异不显著。
3 讨论
3.1 高低自尊者的注意偏向
实验结果显示, 高自尊者对人际拒绝词的注意偏向值与对人际接纳词的注意偏向值没有显著差异, 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词的注意偏向值明显高于对人际接纳词的注意偏向值, 表现出对人际拒绝词的注意偏向。本研究证实了Dittes, Murray等人对低自尊者的观点。Dittes曾提出低自尊是强烈接纳需要的一种迹象, 而高自尊者对拒绝不敏感;Murray等认为低自尊者一直在寻求他人的接纳, 对于人际拒绝信息过于敏感。
3.2 刺激呈现时间与注意偏向
分析刺激呈现时间对注意偏向的影响, 结果显示刺激呈现时间为500ms和1500ms的情况下, 低自尊者的注意偏向没有显著差异。即当呈现刺激是语词刺激的情况下, 点探测实验中刺激呈现时间的长短对实验结果无显著影响。因此, 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是一个稳定的加工过程, 不受刺激呈现时间的影响。
刺激呈现时间500ms时, 由于刺激呈现时间很短, 低自尊者仅仅注意到了人际拒绝词, 忽略了人际接纳词, 对人际拒绝词敏感并优先加工。由此可以间接表明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是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警觉。
但是, 在延长刺激呈现时间, 呈现时间为1500ms条件下, 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词仍表现出注意偏向。即使有足够的时间采用控制策略调整自己的加工方式, 转换对不同的刺激的注意, 低自尊者仍存在注意偏向, 说明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是早期的注意警觉与长期的注意保持, 也表现出对人际拒绝信息的解脱困难。
3.3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展望
本研究中的刺激材料的数量较少, 后续的相关研究可增加刺激材料的数量;自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本研究对自尊的测量方法比较单一;本研究由于取样方面的困难, 性别因素没有加以严格控制。但出于更严谨的考虑, 未来研究应该在这方面加以完善;对自尊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提高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 努力寻求提高自尊水平和改善自尊结构的科学途径, 以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达成自我实现。
4 结论
高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和人际接纳信息的注意偏向没有显著差异;与人际接纳信息相比, 低自尊者更容易对人际拒绝信息产生注意偏向;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是一个稳定的认知加工过程。
摘要：本研究以人际评价信息为实验材料, 采用点探测实验范式, 探讨不同自尊水平者注意偏向的特点。实验结果表明高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与人际接纳信息的注意偏向没有显著差异;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值显著高于人际接纳信息。在刺激呈现时间为500ms和1500ms的条件下, 以上结果均出现。表明低自尊者对人际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是一个稳定的认知加工过程, 不受刺激呈现时间的影响。
人际评价信息 第2篇
关键词：人际评价,工作意义感知,员工创新
引言
在组织各种实践活动中, 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 从员工的新方法、新创意, 到真正付诸实践的过程中, 往往难以避免困难威胁和失败考验。因此, 如何营造宽松、宽容的内部环境, 以促进员工创新的真正成功尤为关键。[1,2]
环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如何影响员工的创新心理乃至行为意愿, 一直是学界和企业界的研究热点。有关组织情境因素对员工创新的影响已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和研究结论。[3]例如, 识别促进员工创新的关键情境因素, 包括挑战性工作、组织鼓励、工作群体支持、自由、无组织障碍、领导支持及充足的资源等。[4]与此同时, 群体之间的互动, 对员工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其中外部评价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直是创新管理专家关注的焦点。[5,6]
以认知评价理论和动机理论为基础, 从我国企业内部人际评价的现实状况出发, 探讨人际评价对员工个人创新的影响机理, 同时发掘由评价引发的心理感知在上述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理论分析与假设
1.人际评价
对人际评价的结构划分较为典型的是根据评价内容, 从人格视角出发, 分为道德维度和能力维度。[7]David、Norbert (1991) 也采用道德和能力作为人际评价的区分点。[8]道德评价, 是指在人际互动过程中, 周围同事对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道德品质所给予的评价, 侧重对履行工作职责过程的道德行为表现进行评判。能力评价, 是对员工工作能力所进行的评价, 更侧重对员工个人能力特质的一般性评判。
2.人际评价与员工创新
认知评价理论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明确提出, 外部评价将影响员工的内在动机。[9]研究发现, 外界评级或物质奖励会使个体感到失去了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能力, 当评价来自上级和外部专家等权威源时, 这种评价的控制性增强, 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创新意愿受到削弱。对此结果的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 当个体预知活动将被评价时, 增加了个体的压力, 也分散了个体对活动的注意力, 使个体更加注重活动的结果, 而不去探索完成活动的新途径。在具有高情境文化特征的中国企业, 人们较为重视外界对自己的评价。那么, 来自同级的评价是否与来自权威者、领导层的评价存在差异?其将如何影响员工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对同事而言, 员工的道德行为是一种短期内可以自我控制、主观决定的因素, 而个人能力则属于一类较为稳定、固定的因素, 是员工短期内不易调整或提升的部分。由此推断, 一方面, 同事对员工道德品质上的肯定将更易产生激励效果, 从而更大胆地参与风险极高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 当同事对员工给予能力方面的评价时, 更可能给员工造成压力, 削弱员工参与创新的积极性。认知评价理论认为, 当来自外部的刺激所具有的控制成分较强时, 个体会担心对自身行为失去控制, 个体的内在激励可能受到削弱, 从而降低个体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由此推断, 与道德评价取向相比, 能力评价取向具有更强的控制成分, 其对员工创新可能会产生抑制性效应。据此, 提出假设:
H1:道德评价对员工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H2:能力评价对员工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3.工作意义感知的中介作用
组织情境因素可能通过不同的中介变量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例如, 员工创新意愿、创新效能、自我效能及内在动机等。Vinarski等 (2011) 探讨了同事关心感知对员工的创新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 当员工知觉到同事关心自己的强度越强时, 会帮助个体提升对工作的心理认知, 即通过促进工作安全感知、工作意义感知、工作可完成性感知, 激发更高水平的内在动机, 并以此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10]相关研究还探讨了积极的同事关系经历 (肯定性评价、互惠关系、工作热情)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主观相关经验直接和间接 (通过情感承诺) 与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相关, 创新自我效能完全中介了心理效用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部分中介了主观相关经验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认知评价理论和动机理论认为, 外部激励会影响个体的内在动机, 影响个体对工作本身意义的认知, [11]从而影响员工创造性绩效。本研究推断, 当同事对员工的道德行为给予肯定时, 会提升员工对工作的积极心理认知, 这些心理认知存在多种类型。为了简化研究, 选择前人研究中相关性较高的工作意义感知作为内部机制的研究切入点, 即积极的道德评价会通过促进员工工作意义感知而对员工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另外, 针对员工能力进行的评价, 具有针对个人特质的意味, 容易产生主观偏见和不公平性, 削弱个体对工作意义、兴趣的认知, 从而导致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受到抑制。据此, 提出假设:
H3:工作意义感知在道德评价与员工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4:工作意义感知在能力评价与员工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和样本选择
选取浙江地区部分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实际问卷的收集通过两种方法获致:一种是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要求对方逐题完成填写;另一种是现场发放问卷, 填答人按照第一反应完成问卷。为确保两种方法收集问卷可能带来的影响差异, 课题组还对两种方法形成的样本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证明偏差处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该调研总共发放240份问卷, 回收240份, 删除一些有偏差的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5份, 有效回收率94%。
2.变量测量
在设计测量变量的具体度量指标时, 一方面, 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 查找相关的有效度量指标;另一方面, 根据现有文献中对该变量的讨论, 归纳出该因素的主要内涵作为度量指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的方法进行测量。
企业人际评价的度量, 是在Mc Clintock、Liebrand (1988) 和David、Norbert (1991) 的研究基础上作了修改, 测量时向被试询问在过去的一个月, 与之合作密切的同事对其作出如下评价的可能性。总共涉及8个条款, 其中道德评价包含4个条款、能力评价包含4个条款;工作意义感知来自Spreitzer (1995) 、May (2003) 的研究, [12,13]形成了包含5个条款的量表;员工创新的度量参考了刘云等 (2009) 的研究, [14]最后形成了包含5个条款的量表。在控制变量方面, 考虑了员工的性别和年龄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时将两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数据分析
1.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验证假设前, 需要对各因素的可靠性进行分析。所使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大于0.7。所有量表都适合做因子分析 (KMO=0.715, Bartlett Sig.<0.001) , 且测量变量的载荷值均大于0.6, 说明本研究变量的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如表1所示。
2.相关性分析
各主要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均小于临界值0.70。道德评价与员工创新具有显著正相关 (β=0.325, p<0.01) , 能力评价与员工创新虽然也存在正相关, 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假设H1得到初步验证, 如表2所示。
3.回归及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提出的假设。研究分两步:首先, 分析道德评价和能力评价对员工创新的影响机理;其次, 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中介变量, 检验员工工作意义感知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道德评价对员工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β=0.317, p<0.001) , 能力评价对员工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但未达到显著。因此, 假设1得到支持, 假设2未得到支持。此外, 道德评价对员工工作意义感知产生促进作用 (β=0.349, p<0.001) , 工作意义感知对员工创新也具有促进作用 (β=0.562, p<0.001) 。进一步, 将工作意义感知引入人际评价对员工创新的回归方程中, 对比前后变化, 发现道德评价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都受到显著削弱 (β=0.139, p<0.05) , 说明工作意义感知在道德评价与员工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见表3) 。因此, 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 假设4未得到支持。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之间道德评价的水平并不高, 其均值低于工作能力评价的均值。我国企业员工之所以缺乏创新性, 与企业内部的评价模式息息相关。人们可能因为过度强调带有特质性的个人能力, 忽视了对日常道德行为的关注和认可, 从而导致对员工创新的激励效应不足。
2.建议
人际评价信息 第3篇
关键词：人际归因理论,教师绩效评价,关系绩效
归因理论是西方社会认知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 通常被用来解释人的行为以及该解释对于人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之影响的心理学理论。韦纳的人际归因理论是韦纳关于归因效果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真正实现了将其研究视野从个人的自我归因转到了社会环境里, 更多地考虑身边与个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绩效评价 (performance appraisal) 是定期考察和评价个人或小组工作绩效的一种正式制度。教师绩效评价是教育系统人事决策, 如提职、晋级、奖惩、留用或解聘的重要依据, 也是教师资格考试以及培训效果检验的重要效标。[1]所以, 绩效评价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改革乃至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人的判断过程中, 归因的偏差往往会影响评价过程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此, 我们探讨韦纳的人际归因理论对教师绩效评价的影响。
一、韦纳的人际归因模型
80年代, 随着归因理论的提出, 归因理论家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个体的自我特征和自我信念转移到他人知觉。认为社会交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所以在研究这一问题时, 只关注交往的一方面忽视另一方, 可能是有局限的, 因为很多人际行为是由他人知觉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决定的。归因理论家韦纳研究了社会交往中归因→情感→行为之间的联系, 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归因模式[2], 如图1。
归因理论认为归因是通过情感影响行为的, 当他人认为交往成败的原因是当事人可以控制的, 则会产生愤怒的情感反应, 从而产生拒绝行为;当他人认为原因是当事人不可以控制的, 则会产生同情, 从而产生接受行为。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一模型。后来韦纳的学生Jaana Juvonen (1992) 提出了另一个相似的模型[3], 如图2。
该模型中引入了责任知觉的概念, 即指他人对某一行为结果原因是否由当事人负有责任的判断。人们认为的原因和他们对个人责任的推断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反应。当同伴知觉到应该对其行为或某种特征负有责任, 消极的情绪反应尤其是愤怒就会增加, 积极态度和同情就会减少。相应的, 情绪反应可以指导行为。同情会产生亲社会行为, 如给予帮助, 而愤怒会产生消极的社会行为, 包括攻击和拒绝。
二、绩效结构的划分
Borman&Motowidio (1993) 提出了绩效的二维模型, 认为行为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两方面。其中任务绩效指所规定的行为或与特定的工作熟练有关的行为, 比如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该行为产生的教学效果等;而关系绩效指自发的行为或与非特定的工作熟练有关的行为, 比如教师教学工作的主动性、工作中的合作性、对于工作的反思等。
通过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任务绩效大多为有形的或有特有的指标来衡量和限定的, 但是关系绩效则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同时对于关系绩效的评价往往存在评价指标不明确, 甚至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的问题。这样, 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归因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其关系绩效行为的产生。
三、韦纳的人际归因模型对关系绩效的影响
归因其实质就是一种心理过程, 或者说个体对于事物的认知。而对于绩效的二维结构的划分表明, 关系绩效是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 它往往不是组织要求的工作绩效范围之内, 但是, 该行为绩效的产生, 对于组织、团队的积极促进作用, 乃择恰当的教学手段。要遵循“以人为本”、“为我所用”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1、注重教学基本功的训练。
教师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教学目标的贯彻、教学内容的传播、教学艺术的应用和教书育人的体现等方面。其中, 注重教学基本功训练是重要的一环。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体, 要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除制作合格的多媒体课件外, 语言艺术的表达、板书的合理使用、各种教学手段的综合应用缺一不可。教学基本功的训练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一项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抛弃的基本功。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其优势, 把握使用的“度”, 同时应刻苦训练教学基本功, 使多媒体辅助教学与传统教学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2、精心设计多媒体教学课件。
多媒体课件的设计, 必须因课程和教学内容而异, 应该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内容, 在课件中将各种表现与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最为适当的媒体形式加以介入。在教学中, 要防止走入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课件只是板书的简单替代物;二是认为在多媒体课件中运用的媒体种类越多越好, 色彩越鲜艳越好, 声音、图像的动感效果越强越好。必须明白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 在制作教学课件时, 切忌为了运用多媒体而运用多媒体, 造成喧宾夺主、形式掩盖内容的结果。只有根据各种媒体的特点, 扬长避短, 制作出体现多媒体技术优势的教学课件, 才能充分显示多媒体教学的巨大威力。
3、注意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教与学之间是知识、感情的交流, 要做到感情上有共鸣、有交流、有促进, 就要通过语言抒情, 营造出情感交融的局面, 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幽默诙谐的语言, 可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多媒体英语教学中, 要避免被多媒体课件所左右, 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要注重多种教学形式的重要性, 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以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五、结束语
多媒体辅助教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外语教学中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和发展方向。从整体上看, 作为一种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其强大的展示功能具有比传统班级教学更加显著的教学效果。然而, 多媒体辅助教学也有其自身应该克服的缺点。教师应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成绩和使用英语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汤淑君.论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4 (19)
[2]侯清.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大众科学.2007 (24)
人际评价信息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9年9月—2010年12月在沈阳医学院就读的2008级护理本科生123名为对照组, 2009级护理本科生118名为观察组, 两组学生年龄、入学成绩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2个年级使用同一教材, 由同一教师授课。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法;观察组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程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分析法教学, 实验课程教学应用练习法训练动作和技能、应用角色扮演法训练学生的沟通能力。
1.2.2 教学效果评价
采用自制的学习效果评价问卷和期末考试成绩 (理论成绩、实践成绩、总成绩) 作为评价指标。学习效果评价问卷包括10个条目:提高了学习兴趣、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对考试取得好成绩充满信心、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拓展了知识面、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对未来从事临床工作有指导作用、教学过程气氛轻松、教学时间被有效利用、提高了学生自信心, 每个条目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5个选项, 得分为1分～5分。共发放调查问卷241份, 收回有效问卷241份, 有效回收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 讨论
3.1 理论课程教学方法的实践
3.1.1 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理论课教学方法中, 多采用“教师讲, 学生听”单一的教学模式, 只有教师的声音作为唯一提供信息的刺激源, 学生的注意力不易持久, 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将图片与视频等穿插到文字中, 将枯燥的理论变成生动的画面。如教师在讲解“日常交往礼仪”和“护士仪态礼仪”时, 可以将正确的握手、介绍及站、立、行等姿势通过图片演示出来, 同时也可以将不雅的仪态演示出来, 通过对比加深学生的印象。还可以运用视频来演示各种交际礼仪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增加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 明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标准的仪态给护理工作带来的美感, 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
3.1.2 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启发式教学在教学目标上强调传授知识的同时, 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及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突出了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引发学生的思考, 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独立学习的水平。如在讲解日常礼仪中的“介绍礼仪”时, 可以启发学生“如果你是护士, 如何在病人面前进行自我介绍及帮病人进行介绍”。通过老师启发式的引导, 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同时也锻炼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1.3 运用案例分析法, 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临床常见、有代表性的案例, 指导学生讨论, 让学生在具体的情景中积极思考,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解护患间的沟通技巧时, 可以列出临床中由于护士缺乏沟通技巧而引发的护患冲突和医护冲突的案例, 让学生指出护士沟通中的不足, 并讨论出一个最佳的沟通方案。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 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沟通的自信心。
3.2 实验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
3.2.1 应用练习法, 训练动作和技能
在护士体态礼仪训练课上, 将日常行为举止与护士临床工作特征相结合, 对未来从事临床工作起到指导作用。教学地点安排在形体训练室, 学生可以通过镜子及时纠正自己错误和不雅的动作, 避免僵硬死板的训练。课上教师可先使学生了解练习的目标及训练内容的重要性, 示范日常仪态举止, 如护士的站姿、坐姿、蹲姿、推治疗车、持病历夹等, 然后学生分组练习。教师可以在小组训练之后, 组织学生依次进行礼仪展示, 教师与学生共同为展示的学生打分。在整个训练课上, 可以加入学生喜爱的乐曲作为背景音乐, 既可使教学氛围轻松和谐, 提高学习效率, 又可以使学生内心得到美的升华[2]。
3.2.2 应用角色扮演法, 训练学生的沟通能力
大学生思维活跃、表现欲强, 可以利用大学生的这个特点, 采取角色扮演法, 训练学生的沟通能力。课前进行分组, 通过设定各种临床护理工作中常见的情境, 如危重病人家属情绪激动、儿童不配合注射、如何接待入院病人等。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护士、医生、病人、家属,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 上课时进行表演, 表演过后各组互评, 互相取长补短。在表演过程中, 教师可以用DV拍下学生的表演过程, 表演过后重新展示, 将学生本身作为教学的教材, 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 在提高沟通技能和沟通自信心的同时, 学会了如何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3.3 考核方法
《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强, 因此, 只用试卷考试的传统考核方法不适合这门课程。我们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考核方式, 实践成绩占总成绩的40%, 理论成绩占40%, 平时成绩占20%。实践考试采取随堂考核的形式, 可以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理论考试采取试卷形式, 以问答题和案例分析题为主, 可以考查学生对理论的灵活运用情况;平时成绩可以将平时的出勤、课堂表现、课堂提问等作为考核的依据。
3.4 应注意的问题
3.4.1 教师本身素养的提高
目前, 承担《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课程的教师一般是护理专业课教师, 没有经过公共关系方面的专业培训, 教师的专业化和教学艺术相对欠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3]。一个优秀的专业课教师除应具备护理学与公共关系的相关知识外, 还应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综合素质, 其言行要展示护理专业丰富的精神内涵, 引导学生去发现美、追求美、创造美。同时, 教师应不断加强形体素质的修养, 不仅在课堂上保持良好的教态,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气质形象, 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4]。
3.4.2 校园礼仪文化建设
大学生校园礼仪作为现代社会礼仪重要的一部分, 担任着指导大学生的言谈举止、提高大学生礼仪修养的重要任务。大学担负着教育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 因此, 如何为大学生创建良好的校园礼仪文化氛围, 应作为大学校园礼仪文化建设的重点。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校园礼仪教育;另一方面要形成和传承优秀的校园礼仪文化, 教师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使学生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将护理礼仪内容真正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有效沟通的能力, 增强了进行临床护患沟通的自信心。因此, 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快教学改革步伐, 使《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成为一门具有护理专业特色、服务于临床实践的课程。
参考文献
[1]卢玉贞, 邱宇茹, 陈洁瑜.护士礼仪培训在护理工作中应用的效果评价[J].中华护理教育, 2010, 7 (2) :77-79.
[2]藤晓红.让背景音乐走进护理礼仪实训课堂[J].卫生职业教育, 2010, 5 (7) :89.
[3]高燕.《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课程的教学现状与改革[J].护理研究, 2009, 23 (7A) :1963-1964.
人际评价信息 第5篇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社科院发表《社会蓝皮书》指出, 从1993年到2003年间, 国内“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8年社科院发表《国情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事件6万余起, 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2008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1]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特征:事件由偶然意外事件 (突发性事件) 引发, 且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2008年6月28日, 贵州瓮安发生近万人大规模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缘于一初二女生意外溺水身亡。09年6月17日, 湖北石首一青年厨师“非正常死亡”, 引发数万人聚集、近万警力涉入。
纵观此类事件, 在突发性事件出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期间, 传统媒体通常未能及时介入, 信息在事发地主要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其传播流程、特点以及受众心理接受机制如何, 信息传播对事态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人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 它具有与人类一样悠远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 它形成于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 成熟于八十-九十年代。因学者学理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人际传播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麦克罗斯基强调人际传播关心的不是讯息的传递, 而是意义的生发。当传播服务于交换信息时, 传播具有工具性质。而意义, 则是心灵受到刺激后做出的反应。人际传播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与人之间意义的创造和意义的交往, 它是深达精神的, 这是人际传播与其他传播样式的本质区别所在。杰拉尔德·米勒 (Gerald Miller) 等人关注的是人际传播的情境。传播总是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 传播发生的处所就是传播情景, 传播情景有4个衡量指标:交往者的人数、相互间身体的距离及亲密程度、交往者使用的感官渠道的数量、反馈的及时性与直接性。[2]莎拉·特伦霍姆 (Sarah Trenhdm) 认为:与交往者的数量相比, 传播渠道显得更为重要。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区别就在于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感官渠道被使用的程度, 实际上关乎人际传播的直接性。英国学者哈特利 (Hartley) 强调的是人际传播的社会化特征。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 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围绕社会身份、社会观念编码, 完成叙述与再叙述的双向传播过程, 其重点是“人际的”而不是“事际的”, 它与最大限度地展示人性的特点有关。约翰·斯图尔特在《桥, 不是墙——人际传播论》中指出:人可以凭借传播的现实, 表现自己生命的个性。他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传播是两个或更多的人愿意, 并能够作为人相遇, 发挥他们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测量的特性、选择、反思和言说的能力。同时意识到其他的在者, 并与人发生共鸣时所出现的那种交往样式、交往类型或交往质量。”[3]《人际传播》的作者约瑟夫·德维托 (Joseph A.DeVito) 则特别强调文化背景对人际传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人际传播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译介的西方论著也不多见, 现有《人际传播》 (约瑟夫·德维托) 、《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 (罗洛夫) 和《人际传播新论》 (泰勒) 等。研究专著有王怡红《人与人相遇:人际传播论》, 从人际关系、理解、对话的角度论述人际传播的特征和魅力。至于关注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模式的, 曹英的论述对本文有启发, 但并非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入手。
三、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人际传播分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 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团体、组织, 在利益受损或不能满足时, 受人策动, 经过酝酿, 或者在某一细小事件的刺激下, 最终采取集会、游行, 集体上访、罢课、罢市、罢工, 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门, 集体阻断交通, 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方式, 以求解决问题, 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的集体活动。”[4]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 一般经历突发事件引发, 聚集围观酝酿, 群体性事件爆发三个阶段, 期间, 酝酿的时间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从突发性事件凸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 即便借助手机等新媒体, 也主要以人际的方式传播。与事件发展历程相对应,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亦经历三个阶段:传言四起, 谣言流串, 从舆论到行动形成暴力冲击。期间, 信息传播的背景、流程、幅度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均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 传言四起:信息流动的无序与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为了论述的准确, 首先有必要对传言 (hearsay) 、流言 (gossip) 、谣言 (rumor) 进行辨析。《谣言》作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和传言的“根源都是非官方的”, 但传播幅度不同, “前者的传播过程是连贯的, 具有一种迅速蔓延的气势, 而且幅度很大, 其结果是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 人们可以循声追踪:谣言在流窜。”而后者的“传播过程是间断的”、“涉及面有限”, 因而“传闻毫无意义。”至于流言, 则是“针对某人流传的种种低俗故事, 近乎诽谤中伤。”[5]本文按卡普费雷的界定, 关注的是传播内容和传播力度, 而非价值判断, 故流言不列入论述范畴。
传播作为一个过程永远发生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发事件发生时, “现场群众是偶然‘碰见’, 为自发的、或然的鏖集”[6]。以“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例, 首先到达现场的是偶遇少女/厨师非正常死亡的场面或事发附近闻讯赶来的民众, 人们逐渐聚集, 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一临时聚合彼此陌生的群体中, 个体的社会身份是模糊的, 人际关系是临时的松散的, 信息的传播者无需对信息的真假优劣承担连带责任。以记者报道“石首事件”为例:“几乎全城的人都来看了。其实靠眼睛是没用的, 在这时候, 耳朵才最厉害。……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 不时就会出现新情况。哪个老板联络哪个官员, 谁准备掏钱收买家属, 谁打涂高远的哪个部位, 这些详细的故事简直有如在眼前上演。至于出处是哪里, 根本就不在在场群众的考虑范围之内。”[7]考察现场状况, 信息传播呈现如下特征:1.信息繁杂且出处不明;2.信息流传速度快内容变化也快;3.信息的创造、接受、反馈在同一时空中进行, 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和反馈者无明确界限;4.信息“把关人”缺失;5.信息的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的、交叉的、重复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 传言似乎只陈述事实, 实际上“事实背后暗示人们的态度, 隐晦地表达贬责的意图。”[8]如前所述, 人际传播中交换信息仅仅是表层需求, 对意义的追寻才是深层目标。“意义”强调的是心灵的碰撞和人性的沟通。当人群中口口相传少女被奸杀, 厨师因撞破毒品交易内幕而被杀, 其引发的深层意义是:民众对社会环境的败坏和治安环境的恶劣以及政府、警察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强烈不满。据死者涂高远的哥哥陈述:“后来我旁边的人说, 怎么现场也不保护起来?起码要有个调查的样子”, “于是对警察产生了不满和怀疑”。[9]李树芬的父亲见到女儿死时在其身旁的那两个男青年, “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而警察的不作为, 成为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10]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人们对事态瞬间作出何种反应, 是基于此前累积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纷扰的传言何以出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传言何以能够迅速传播并得到传受双方的认同?现场聚集的民众, 其共同的生活背景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处于“从‘结构断裂’到‘权利失衡’”的中国社会, 社会学家孙立平进一步指出:“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 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2001、2002年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 反而出现三种情况:“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 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及“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11]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缺失的现实, 是个体在瞬间作出反应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基础。这一点在瓮安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自此, 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 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 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 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12]这客观上也解释了为何“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最终却成为群体事件的中坚力量的主要原因。
“人在孤立的环境中是不能传播的。”偶然鏖集的人群, 分享共同的传播行为引发的意义所带来的痛感和快感。繁杂的来历不明的信息, 在一个关系松散的群体中, 不受任何“把关人”的限制, 在颇具挫折感的人群中肆意地传播, 其激发的意义是蕴含丰富的、强烈的、以非理性居多的。传言四起, 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群体人际传播产生的自然现象, 其后续发展如何, 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定。
(二) 谣言流串:事件的模糊性与目标指向的明确性
群体事件中, 间断的、涉及面有限的传言, 是如何上升为连贯的且传播幅度很大的谣言的?卡普费雷关于谣言的公式可以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谣言= (事件的) 重要性× (事件的) 含糊不清
在这个乘法关系中, “假如重要性等于零, 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 谣言就不会产生。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在任何一个地区, 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 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13]当突发事件凸现并引起民众高度关注时, 该事件已然上升为当地的重要事件。此时, 发布信息的政府与生产和传播信息的媒体若不及时公布信息, 事件真相被遮蔽, 模糊度增大。当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人为阻塞, “信息的黑市”——谣言, 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然而然起而代之。“瓮安事件”中, 从李树芬22日意外死亡到28日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政府和媒体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石首事件”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 “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 (《人民日报》6.24) 。政府和媒体不恰当的沉默, 为谣言的迅速传播腾出了通道。
传播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人际传播中人际沟通的直接性和及时性, 为传言迅速升级为谣言提供了可能的传播情景和传播渠道。无论是瓮安县还是石首市, 与发达的大城市相比, 至今依然处于传统的人情社会之中, “正因为没有发达的经济体, 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生活, 却保留了原始人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不仅热衷于身边的八卦, 并且毫不吝啬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投入参与。”[14]密切的人际关系推动传言的流速和力度, 信息在近距离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得到及时、直接的反馈, 传受双方互相探询、回应、整合, 其结果是庞杂的传言中无关紧要的信息被无意识地遗漏或有意识地剔除, 核心信息被保留、集中, “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其中最具意义的一点是, 从对案件表层原因的探寻转向对深层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拷问。
以“瓮安事件”为例, 从初二女生离奇自杀到近万人冲击县政府、县公安局, 前后有6天时间, 庞杂的信息最终被打磨成3个要点:1.少女被奸杀;2.凶手是县委书记的亲属;3.少女的叔叔教师李秀忠在讨公道时被打死。从事后的调查结果看, 三次尸检确证少女死前无性行为;县委书记是外地人, 在当地没有亲属;少女叔叔被打确有其事, 所幸无生命之虞。其实, 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流传的信息是否符合事实真相, 而在于这些信息呈现的意义集中且目标指向相当明确, 那就是:对当地治安的强烈不满, 对强者欺压弱者的强烈抗议, 对政府官员和警方的高度不信任。
人际关系越密切, 信息的可信度越高且流动的速度越快;政府和媒体遮蔽信息, 信息越是不全, 传受双方越去斟酌其含义。信息流动和斟酌的过程乃信息隐含的意义呈现的过程, 当碎片化、片段化的传言逐渐转化为中心意识清晰传播幅度宽广的谣言时, 说明:1.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已然出现, 他们左右信息的内容和传播的流向;2.繁杂的传言经过意见领袖的锻造, 去繁就简目标指向明确;3.被层层磨尖的信息携带着信息加工者对社会的怀疑和不满, 填补了主流媒体空缺的信息渠道, 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杀伤力;4.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强烈的煽动性形成的合力, 具有极强的裹携性, 营造出传播学上“沉默的螺旋”现象, 说明谣言已然具备操纵他者的力量。在一个偶然鏖集的群体中, 目标指向明确的谣言, 以意义共享的模式快速地传播, 促使群体能量聚集与发酵, 成为事件升级的催化剂。
(三) 从舆论到行动:感官渠道的使用与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从围观到抗议, 从谣传到付诸暴力行动,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加速了负面信息爆发节点的来临, 这与感官渠道的使用及人际传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
在杰拉尔德·米勒为传播情景划出的四个衡量指标中, 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是人际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最大的区别所在。“所谓感官渠道, 是指交往者双方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观看、倾听、言说、触摸、品味。”[15]其实质是近距离面对面的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群体中, 信息以口头交流、传单、标语等语言传播的方式进行, 也以表情、肢体语言、动作、沉默等非语言方式传播。受众不仅直接聆听传播内容, 且同时感受语调、节奏、情感和现场氛围, 并即时反馈, 交流是直接的。与此同时, 是非语言符号的普遍使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莎丕尔指出, 非语言符号是一种不见诸文字, 无人知晓, 但大家全都理解的微妙代码, 传播学者宣·伟伯也认为, 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 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很多传播学者认同: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 大约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表达的。[16]非语言传播, 除了常见的视觉性、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外, 时间和空间也是其重要因素。
“石首事件”中, 当武警开进时有人拿起了砖头和啤酒瓶, 现场其他人马上明白了抵抗的含义, 无言的“声音”甚至比语言更具力量。处于同一时空的群体, 不仅以语言而且以彼此能够理解的“微妙代码”进行交流, 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特别是感官渠道的使用显示了默契的存在, 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现象。此时, 一旦有人无意地放纵抑或有意地引导, 就极易引爆群体过激行为, 从而将事件引向暴力对抗的形式。“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 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 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 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 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1841-1931) 对群体心理有深刻的洞悉:“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 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 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 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 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17]事实确实如此, “瓮安事件”中, 县公安局47间办公室被毁, 县政府104间办公室被烧。“石首事件”中, 民众与武警公然对抗, 公安武警62人受伤, 16台警车遭到不同程度毁坏, 永隆大酒店、笔架山派出所被打砸焚烧, 互联网上打出震撼性标题:“石首战争”!
如果说, 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是群体现场可见的表层要素, 那么, 其深层要素则是决定群体根本走向的人际传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人际传播毕竟是个体之间“人际地”互动, 其理想状态是“我与你” (马丁·布伯) 的传播行为。“人际传播作为人的精神交往活动, 是以人的心灵的自由对话为旨归的, 它必然带有个人的独特性。”但是, “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 (哈贝马斯) , 个体间的交往行为总是在与社会的联系之中进行的, 人际传播必然具有社会性。因此, “人际传播除了可以自由地选择关系, 自由选择表达之外, 还有非自由选择与非自由表达的内涵。”[18]人际传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彰显了人际传播质的规定性。由于个体的心理基础和行为模式是以自身的意识框架为背景的, 而意识框架的建构是以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 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断裂和失衡, 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带来诸多困惑和失望。当突发事件中的事主和亲属蒙冤受屈的感觉契合了群体的经验感受, 引发群体的共鸣, 就极易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认知结构, 并在群体心理的裹挟下, 将观念和倾向付诸行动。可见, 人际传播虽然是个体的独特的, 同时又是被社会和文化的规范所制约的。
群体性事件中, 信息的传播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正以全新的方式迅捷地介入事件并左右其进展, 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和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也必然对事态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 在一个聚合的群体中, 各类信息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现场, 依然以人际传播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展开其传播之旅, 且必然遵循其内在理路表现其独特本质。了解这一点, 无疑将有助于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和主流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
摘要：当前, 中国正处于危机高发期, 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中,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从突发性事件凸现到群体性事件爆发, 信息的传播依次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串、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期间, 群体的聚合呈现不同的特征, 信息的流动亦呈现不同的传播流程, 且均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显示了人际传播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