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检察长宋世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XJ，你进院时间不长，但进步很快。上月我到地区开会，分院刘宪文副检察长告诉我，说你在培训期间表现很好，考试成绩也不错，你小子挺给我争气的。”接着宋检察长将一起盗伐滥伐林木的案件线索交给我，要求我努力完成好。同时交待我：“你是书记员，没有直接办案的法律资格，让老同志卢华普做主办人，但案子由你去办。”回到办公室，华普同志主动告诉我：“宋检察长很器重你，知道你有能力，只是你现在还不是助理检察员，要我挂名，案子由你为主办理。你知道，我一个当兵出身的，没啥文化，你一定要争口气把案子办好。不过你放心，吃住行方面的后勤工作包在我身上。”由此，在卢华普老同志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检察办案生涯。
宋世庆检察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少年从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打小日本，后整编为“四野”，随林彪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全国解放后，由海南转业支援贵州“三线”建设，是当时湄潭县机关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几位“老资格。”在我的记忆里，他圆圆的脑袋已经完全秃顶，既象列宁，又像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一脸的沧桑，一脸的严肃。他身材不高却特别结实挺拔，随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身姿和神态。从表面上，我没法感觉到他的亲切，也害怕接近他。尽管他没有批评过我，而且还在全地区召开检察长会议时要我作为秘书陪他参加会议，让我成为参会的唯一年轻干部。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在当时县检察院的年轻干部中，我是团支部书记、团县委委员、常委，工作表现、工作能力都是大家充分肯定的，而且也是最早进院的，在任命助理检察员的时候却没有我。我心里不服，一直很纠结。后来，宋检察长在接到分院调动我的通知时，他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分院。我的科长说：“XJ，你不要感到委屈，宋检察长其实很喜欢你也很看重你，只是觉得你身上有傲气，说话不知道深浅，不老练、不成熟，想要治治你。治你，其实也是培养你的一种方式。”此后我才明白，“亲则严疏则宽”、“爱之深则管之严。”他认真、执着、严肃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始终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华普同志虽说是老同志，其实当时也就刚四十出头。他原是云南边防部队某军需仓库的一名副营级协理员，转业分配到刚刚恢复重建的县检察院。他从农村参军，小学文化，人非常质朴厚道，言语不多，瘦削的脸，瘦削的身材，红红的鼻头，嗜酒抽烟。尽管从农村走出来，尽管文化有限，尽管有若干不良嗜好，但华普同志特别整洁，特别规范，每天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裤缝熨烫得笔挺笔挺的；无论春夏秋冬，头上总是戴着军帽，而且总是把帽檐整理得向上微微翘着。每天走进单位，华普早已把办公室打扫整理得清清爽爽，只见他坐在藤椅上，手指夹着香烟，举目望着窗外，正泡着一杯清茶悠闲自得、津津乐道地品着，那神态让人忍俊不禁，活像一幅漫画。华普还有一个习惯，也是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再忙，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每天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认认真真练钢笔字，只是效果不佳，进步不大，无论多么努力，那字就是难看。但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质朴、炽热和执着，更能感受他思想深处的那个梦。他值得我尊敬，值得我学习。应该说，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深受感染，深受影响。
华普和我一人挎着一个黄书包，书包盖上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里面装着洗漱用具、79刑法的书籍和笔录纸张。一大早，我们乘坐农公车前往办案地。车子在崎岖的县乡公路上蜿蜒爬行。一路上，摇摇晃晃、开开停停，老乡们上上下下，下午一点过钟才到达。我们办案的地方是团林公社的林区，林区里有好几个生产队，办案地离公社所在地有二十公里左右，而且山高路陡，不通汽车。我们在公社供销社门口下车，一位中年男子迎面向我俩走来。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一身蓝色中山装，衣服皱皱巴巴的显得很旧，而且明显不合身，他瘦小的身躯就像装在一个大大的布袋里，充满滑稽。他主动问候我们：“是县检察院的同志吧？昨天检察院给公社办公室来过电话，说你们今天要来，书记安排我来接你们。我姓贺，是林业站的站长。”简短寒暄后，老贺把我们引上供销社楼上，喊人开了一个房间让我们住下。他说：“你们先收拾一下，三点钟我来带你们去见王书记。下午到我家吃饭。”
放下行装（其实也就一人一个书包），我和华普下楼在公社街上转转。整个公社所在地就一条主街道，宽不过八米，长也就五六百米。后来我给同志们谈下乡感想时开玩笑说：团林很小，站在街这边可以把尿潵到街对面，在街口摔跤得在街尾去捡帽。由于“文革”结束不久，人们还在斗私批修的余悸之中，整个街上除了供销社之外没有一家商店，整条街上只有一家饭馆，这家饭馆仍然属于供销社的，国营性质，而且饭馆要在赶场时才营业。
在公社见过王书记，递交了工作介绍信，说明工作意图后，老贺、王书记还有公社文书小胡带着我们到了林业站老贺家里。老贺的家在林业站，林业站就是老贺的家。一栋破破烂烂的白墙瓦房，总共四间屋子。两间是林业站的办公室，两间是老贺的住房和厨房。在厨房后面，紧靠着墙边，用木方和木板盖了一间厕所猪圈混用的房子，每当去厕所“方便”的时候，总顾忌着猪会跑过来拱你的屁股。华普和书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津津乐道地聊天，小胡忙着帮助老贺生火煮饭。大家尽管相处不长，但总觉得已经是老朋友了。在那个年代，只要彼此喊一声同志，相互之间信任感油然而生，彼此就像亲人、战友，更是患难与共的弟兄。老贺在灶头边一堆柴火灰里掏来掏去，掏出一块东西，灰白灰白的像块干柴。老贺把干柴块扔进木盆里，从锅里舀了几瓢滚烫的水把干柴块泡起来。约半个时辰，老贺把干柴块捞起来，用洗碗涮锅用的丝瓜瓤反复搓洗。我这才看明白，那干柴一样的东西原来是一块猪肉。老贺告诉我，公社只有赶场天才有杀猪卖肉的，今天没有赶场，只有拿“柴灰肉”招待你们了。他还说，在他的家里，每年春节前要杀两头年猪，一头用来过年，包括过元宵节；另一头拿一半做成腊肉，挂在灶头上用柴火烟熏着慢慢吃，剩下的就用菜籽油炸一下，然后埋进柴火灰里，这样管得更久些，而且能保持肉的本味。在我看来，这“柴灰肉”实际上就猪肉“木乃伊”。
“接待晚宴”在艰苦却快乐的环境气氛中进行。胡文书从供销社提来一桶包谷酒，桶是装汽油那种塑料桶，一桶酒足足有十斤。我不会喝酒，我和胡文书争着给华普、王书记和老贺们斟酒。在十来平方米的卧室兼餐厅里，我度过了下乡办案的难忘之夜，那感觉，其乐融融、亲密无间。
夜深人静，公社小街上无灯无火，只听见远一声近一声的犬吠。犬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仿佛高度警惕着我和华普两个“不速之客”。借着月色，我和华普高一脚低一脚摸回到供销社。虽已很晚，华普酒醒了话也多起来。“我在部队那会儿，一年才能见一次老婆，回家几天了，小孩就是不认我也不叫我爸爸，心理难受得很。”华普靠在床头边，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不停地说。我困得不得了，但就是难以入睡，迷糊中觉得浑身发痒，抠抠腿挠挠背，床铺上好像有虫子。我翻身起来用手电在床铺上来回查找，发现在床的接缝里有一些黑色的甲壳小虫子。华普还在自言自语。听我说床上有虫子，他猛地翻身凑过来看。“呀，是臭虫！等等，我带有臭虫药。”华普从他的黄书包里拿出两支像粉笔一样的东西，围着我的床单一圈一圈从外向里画圈，然后又在自己的床铺上画。他告诉我：“这药厉害得很，我保证你睡下去臭虫再也不会咬了。不过为了保险，你还是穿长裤子把裤口拧紧以防万一。时候不早了，睡吧。”
清晨，从供销社二楼的走廊看向对面的远山，山青天蓝。天边层层叠叠移动着桔红色和桃红色相间的云彩，空气清新、景色秀丽，让人心旷神怡。老贺正拿着一把伞，抓着两件塑料雨衣向供销社疾步走来。我一脸的狐疑，这大晴的天拿雨伞、雨衣作甚？我问老贺。老贺说，你这城里的小伙儿就不懂了吧，“天上火烧云，地下雨淋淋。”我们到林区生产队翻山越岭得走好几个小时，这火烧云的天气路上肯定要下雨。我很好奇，但仍是一头的雾水，摸不着边际。80年代初，在县乡农村没有电视机，没有新闻联播更没有天气预报。即使是收音机里天气预报，也往往说有雨却又天晴、说天晴又下起雨来，一点也不准确，完全是“天气乱报”。
老贺带路，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连平日里不甚言语的华普也哼起了山歌小曲，老贺的话最多。“我在公社上班，娃娃跟我在公社完小上学。我家婆娘在农村老家伺候公婆，她勤快得很，喂了两头猪，还养了一大群鸡鸭，自留地、自留田全靠她去种，我只有星期天和农忙的时候才回去帮帮她。公社呆久了，也憋得难受，回到家里还要在媳妇身上忙着种地呢。哈哈……见笑了。”华普说，老贺：XJ还是个小伙，你说话合适一点，不要太露骨了。老贺调皮地朝我一笑，那笑法特别诡异。“他迟早要娶媳妇的，不稀奇，你说是不，XJ同志？”说时迟那时快，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和华普赶紧把雨衣穿上。等我们来到林区生产队，尽管穿着雨衣，裤腰以下早已全部湿透了。从那以后我特别佩服老贺，他料事如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