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样解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某些别具一格的存在领域，曾映入眼帘，并在此后主导着问题的提法（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我、精神、人格）；但同时，与始终耽搁了存在问题的情况相适应，人们从没有就它们的存在及其存在结构发问。”“就笛卡尔来说，事情还不止限于耽搁了此事，因而使（思执，无论其为心智还是精灵）在存在论上陷入全无规定之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思故我在”的本质，亦如“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功效一样实用。董仲舒的目的是：废掉人世间的个性，皇权一家独大。“我思故我在”着重强调“我思”的主宰性，将存在的导因，划入“我思”这个唯质、唯一的循环之中，唯心成为存在的全部核质。就此在而言，此在物的发现这一事实，在哲学上已经一无所获。
就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言，“我思故我在”其实比“独尊儒术”更是糟糕透顶，如果说“独尊儒术”的现实场景下，还有一群被圈养着的人，还有一群争宠的戏骨、相杀的竞技舞台。但在“我思故我在”的诱导下，“在”的目的论被扼杀，“在”的对象、方式以及场景再现的周围世界，全然被“思”给遮蔽掉，此在的时间概念、此在的形体将是一无所有的虚幻物，作为存在者存在的人的本体此在需求不知踪影，依此在者内在的本质特性存在，亦被“思”遮蔽，也就是说，“人性”一词，全被“我思”遮蔽掉。
倘若这种理性的命题，一旦沾上统治者驾驭的政治、道德、阶级化的锁链，存在者的人的存在，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占领自然主义高地，粘连人本主义唾液，亦被幻化为一种工具。我统治、我道德、我善、我恶，皆由“我思”套上一道美丽的诱人光环，宗教的延续也有了其存在的土壤。一切真实的谎言，也就有了真实的理论的依据。
谎言，必然在历史的进程里不断刺穿，不断地覆灭。在此基础上，达尔文的进化论，阐释的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进化，更重要的是人类思考从神秘走向真实的进程在不断进化，踩过神秘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尸身，在几近陷入绝境的恐慌之中，渐渐撕开科学主义的面纱。事实上，这个过程，并非现象学阐释的那种简单的主动的“悬搁”，而是笼罩在死亡威胁的氛围之中。
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给予一个被世人误解的判断：上帝已死。他把“上帝是万能的”的宗教信仰回转自然、引向科学思维，上帝已经无法成为或构建日渐物质至上的道德标准，奉献了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衍生了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肯定了人世间的价值，视自然界为唯一的真实世界，将哲学转向人。
哲学可以探寻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包括人的奥秘，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真实的世界，不仅仅包括我们肉眼所见、我们智慧所思的范围，霍金的《时间简史》进一步推演了我们未知的遥远星系、黑洞、夸克、“带味”粒子和“自旋”粒子、反物质、“时间箭头”……同时不局限于此，人类的视域范围必须延伸到必须了解的未知领域，而这种必须只有借助科学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霍金完成了《大设计》，开篇宣告：哲学已死。他在汇总分析世界哲学流派之后认为，哲学鉴照或吸收科学的内涵过重，真实往往陷落在“人是万能的”或“科学是万能的”的怪圈之中，“真实是什么？”生命、宇宙与世间万物的奥秘，已经无法用“语言的分析”探寻或解决，或者说已经为哲学探寻的真实所误解并陷入迷茫。
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霍金的《大设计》，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惑人类的命题：科学的直接威胁就是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人类最终会因为科学自己毁灭自己。长期以来，这个命题一直左右着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维，我们甚至浸淫在机器人消灭或取代人类的恐慌之中，或者胆寒在核武摧毁人类的颤悸之下，因而，人类的思维永远行走在矛盾的路上：提倡科学与扼止科学并行，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扼止科学的泛滥，在这里，哲学的“理性”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训诫术。
在霍金的字典里，在当前的人类进程中，必须改变以人为主的哲学研究和思考，而应该形成以自然为主的科学研究的思考，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大道，用自然科学的原动力武装现实生活世界，向更多的未知领域进发，拓展广阔的未知领地，譬如宇宙，譬如遥远星系，因为有模型，我们在宇宙里可以无中生有的创生场景，这才是人类现实生活世界必须开拓的宏伟蓝图，才是人类生存的真正信仰，否则“地球200年内毁灭”的人类将无所是从，这才是霍金真实的大设计。
《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我们有理由幻想，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成语，如果放置在霍金的《大设计》之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有人说，《时间简史》对很多阅读者而言，恰是一个梦。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简史》、《大设计》、《道德经》和《存在与时间》的经络，“无中生有”成一个框架或体系，我们会发现，除一些命名的特殊语境以外，生命、宇宙、万物的联系其实就在眼前。
霍金的“哲学已死”和尼采的“上帝已死”，因其武断，加深了人类智慧的误解。然而，尽管霍金武断，但却没有能够对宇宙给出真实的答案，因为他解析的仍然是人类传承的古老话题即时间和空间，他只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而不完全是哲学的方法，甚至有时借助哲学的方法，来解构、建构一种未来可能的生存物模型。也就是说，他并不像现有哲学流派那样，采取完全批判、对立、压倒对方的剖析，然后重塑一种新的观点或主义。他更多的是，将既存的传统方法论证出的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如维数、模型，平行解析、阐述、推演生命、宇宙和世间万物的奥秘、现状或者构想。
事实上，但对照两句论断的后续反应来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回望：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是多么地真实。因为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了“上帝已死”的验证方法：回到事实本身。埃德蒙德·胡塞尔进一步转向到生活世界，真切地把抽象化哲学图像化，为人类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给予了铺垫，也为霍金把人类的“我思”引向自然主义、科学主义搭建了一座金桥。
不得不否认，如果没有现有哲学的“存在”，霍金的科学方法的过渡，还真的很难被世人认可、理解，更不用说当下疯狂痴迷《时间简史》的盛况。如果单纯从哲学角度出发，霍金实际上为“面向事实本身”这种哲学思维，给予了一条可操作、可实现的路径，不再是幻想、梦想、抽象、意向，他把秩序、规律，锻造成了工具，炼化成了钥匙，因而，《大设计》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既是一种看得见的未来主义，更是一种真实的现实主义。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现实的人世间无何痴迷《时间简史》，霍金亦如胡塞尔一样，只是让我们知道，在认知方法中，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科学的方法。他仍然未能，对“真实是什么”给出科学的标准答案，或桥梁，他只是在人的大脑或眼里，注入了一滴商标为科学的明醒液，创造了一柱照亮宇宙的火炬，人类仍然还是举着火炬，在迷茫的大道上探寻。霍金只是一个起点，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只要科学的答案或者宇宙的模型构建，尚未抵达完美标准，“我思”的谎言犹如“尊儒”一样，始终并行存在，这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世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