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不可禁锢的青春

游牧民族突厥开放野蛮，在西迁中亚，接受伊斯兰文明之后，逐渐褪去游牧民族的性格，日趋变得保守，也使得突厥人在西亚得以建立长久的政权。土耳其就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建立的世俗国度。

虽然土耳其早已世俗化，但是在黑海之畔那偏僻的小镇里，伊斯兰宗法的力量依旧强大。《野马》以浪漫化的表现形式讲述了土耳其北部小镇五姐妹对东方宗教和道德体系的反抗，最终逃往象征自由平等的伊斯坦布尔。

这部标准的西方价值观万岁的电影，自然受到了西方观众的热力吹捧，她击败了包括金棕榈在内其他优秀电影而代表法国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初出茅庐的女导演土耳其人蒂尼斯·艾葛温，凭借这部处女作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暑假来临之时，父母早亡的五姐妹和男孩们在海边游玩，青春洋溢在年轻的脸庞上，明亮色彩的运用烘托出青春的肆无忌惮。然而，故事的情节急转直下，流言蜚语在保守的小镇中疯传，慈爱的祖母不得不联合女孩们的叔叔，将她们锁在家中。从此，家成了囚笼，成为女孩们逃离的笼樊。

五姐妹被禁锢在家中，一个牵强的理由：她们的私处接触了男人的脸庞。因为她们在海边嬉戏时，骑在男孩的肩膀上。对于这么个理由，愤怒的拉莱把椅子砸碎，点上火，因为这些椅子同样接触过她们的私处。但是这泄愤的举动并不能阻止叔叔将她们禁足，她们整个暑假将在家中度过，穿着长袍，跟着祖母学习厨艺，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人。

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家庭的包办婚姻，只要双方家长满意，一桩婚事就成了，毫不在意男女双方的感受。二姐在面对包办婚姻时，选择了妥协，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退伍军人。而大姐则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她通知了自己的心上人，要心上人赶快来家中提亲，顺利的得到了幸福。在婚礼现场，大姐伴着欢快的舞曲和新郎在舞台的中央起舞。而二姐则双眼无神地坐在自己那同样毫无生气的新郎身边，她拿起宾客们喝剩下的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强烈的反差似乎在诉说，诉说包办婚姻下，女子幸福的不确定性，运气好的人遇到对自己好的人，运气不好的人也只能守着那个对自己好不关心的人一辈子。

在洞房时，因为床单上没有留下象征初夜的“鲜红”，男方的父母在洞房当天的深夜，推搡着二姐去医院检查，检查二姐在婚前是否为处女。二姐不断地解释自己是处女，但是没有人相信。二姐放弃了，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个骗子，是个荡妇，于是她心如死灰地说出“我和全世界做过”。最后，检查的结果，二姐在婚前是处女，皆大欢喜，除了二姐。

三姐无法忍受叔叔暴力的管教，放纵自己，趁着外出，叔叔离开汽车出去办事的短暂之间，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少年车震。然而，很快，包办婚姻的大网照在了三姐的头上。失去童贞的三姐最后选择了自杀，被三尺白布裹住，埋在土中。

观众跟随着老幺拉莱的视角感受到了五姐妹的不幸，也切生感受到拉莱的自我觉醒，她向好心人学习怎么开车，那个好心人是本片中唯一一个对五姐妹抱有同情心的男人。电影开始埋下的伏笔在电影的结尾呈现出来，拉莱带着四姐逃到伊斯坦布尔，那里的女人可以露出自己的肩膀，可以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可以在大街上和男友亲吻。

然而，两个小女孩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会幸福吗？电影没有披露，我们可以认为在老师的帮助下，她们在世俗的大城市快乐的成长。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设想，小女孩们被送回到亲人的身边。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

导演或多或少的将自己少女时的经历通过电影的形式讲述出来，面对现实世界中土耳其强大的男权主义，少女蒂尼斯·艾葛温选择妥协。但是，她借助电影，将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发式的结尾让观众无法猜测出导演的真实想法，到底女孩们打破男权主义的束缚，还是向保守思想妥协。

其实，放眼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价值观的入侵，大家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在一些发达城市，“前卫”的性观念相对于“三从四德”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内陆地区的中小城市，更多的处于“前卫”和“保守”的平衡点。

而在偏远的地区，依旧会存在电影中描绘的场景，小女孩们被“囚禁”在家中，读书的机会让给男孩，她们在家“专心”整理家务，“专心”学习厨艺，这些都能在她们今后的包办婚姻中加分。她们的青春被永远禁锢在小山村中，而她们的女儿依旧将会重蹈她们的覆辙，而她们也将会像电影中的妇女们一样，或被迫或主动地维持“传统”。

“传统”思维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需记住，青春不可禁锢，野马终有挣脱缰绳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