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乱事——记厉家父子

厉家父子，厉勉（字通维）、厉男（原名厉广学）、厉广孝，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氏。

父子三人中，以厉男名气最大。厉男是一个传奇人物，据说建国后著名的红色经典小说和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主角杨晓东的原型之一就是他，当然，既然是文学作品，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肯定会与他本人的经历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抗战期间担任着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的厉男，是对日伪情报工作的重要角色。抗战胜利后，厉男随军挺进东北，在解放战争期间，始终担任着锄奸反特的重要工作，先后任嫩江省公安处处长、黑嫩省社会部副部长，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他担任了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值得一记的是，后来以女包公著称的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在沈阳解放初期就曾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厉男的机要员，在她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往事回首》中，刘丽英特别讲到了厉男的工作情况。

1951年3月，厉男调到大连（时称旅大市）后，他的主要职务是旅大市公安局局长兼市检察署检察长，后来又升任副市长，领导旅大市的镇反工作，直到1959年，他被认定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受到组织处理，被撤职，派到金州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文革前调往广东工作。

与厉男比起来，厉勉和厉广孝的名气要小得多，如果不是因为厉男的关系，我恐怕也不会注意到他们。而注意到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父子的政治立场实在是太过悬殊。考察他们父子三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乱世中的一个典型。厉家父子，在家中是父子、兄弟的关系，而到了社会中，则是敌我矛盾的关系，因为厉男是负责肃奸反特的镇反工作，而他的父亲与弟弟则都是日本特务。试想，一个共产党负责肃反的干部，其父亲与弟弟是反革命，其情何以堪？

他们父子走向的分歧还得从1936年说起。1936年，日伪当局在当时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抓了一批人，并宣称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组织，因为是6月13日开始执行逮捕的，所以史称“六一三”事件。有关这一事件，解放后中央档案馆曾辑录编印了有关档案，很多当事人也有回忆，加之历史工作者的研究表明这些人中虽有共产党员，但更多的人是被日伪当局滥加罪名加以迫害的，其破获的也不是共产党的组织，完全是日伪当局罗织出来的罪名。在被捕的人中，就有时任伪黑龙江省教育厅视学的厉勉，他也被判15年徒刑。也是从判决的档案资料上看到，厉勉时年37岁。在他被捕时，他的儿子厉广学正在日本广岛高师读书，时年20岁。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父子所走的路开始不同。此前，厉勉的政治态度似乎也不算清晰，有资料记载，厉通维（厉勉）在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曾以黑龙江省公署教育厅省视学的身份随同伪满“奉天省日本教育视察团”到朝鲜、日本考察旅行，既然能参加这样的“出国考察”，想来他也不会有明显的“反满抗日”言行，而他1935年把儿子厉广学由北平召回来送到日本学习，也看不出他们父子对日本有什么敌视。但“六一三”事件之后，有些事情就起了变化。

1936年8月，厉广学由日本回国，立即就在北平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于当年底潜赴陕北参加了红军，从此厉广学这个名字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叫厉男的人。芦沟桥事变后，厉男被派往华北，在敌后根据地干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此时，他的父亲和弟弟开始走向他的对立面。1940年，厉勉被假释出狱，被日本特务远座健儿招致麾下，做了特务的眼线，当年9月，他随同远座健儿（化名三田三郎）到白城一带从事秘密活动，其掩护身份是办家理教的。所谓家理教，是旧时东北对青帮的一种称呼，我也搞不清楚厉勉此前是否就是青帮成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一直以办家理教为名活动，1941年远座健儿调奉天省（辽宁省）警务厅工作，他也随往沈阳，并在远座健儿担任会长的家理教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厉广孝也拉到了日本特务组织里。大体情形是这样的，当时读大学的厉广孝与同学准备进关抗日，厉勉担心他们被日本人抓到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日本人告发了这件事，结果厉广孝等人在山海关被捕，之后被拉下了水做了特务。

厉广孝虽然年轻，但做起特务来却很老到，他在沈阳城内开了一家名为育美屋的商店，以“八路军干部厉男的弟弟”的身份和进步的在面目出现，对抗日组织进行渗透。他的活动属实骗了很多人，也为日本人干了很多事。1943年末，时为大学生的聂长林（后曾任人民日报驻日本首席记者）准备潜往关内抗日，通过同学结识了厉广孝，并由厉广孝为他制作了伪造的证件得以成行，以此，他在半个世纪后还深情的回忆“厉是一位爱国者，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厉广孝始终做的都是这样的事，他当然是可以为称为“爱国者”的，可惜他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偶尔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只是为了骗取更多人的信任。1944年，被关押在本溪煤矿的“特殊工人”（即被俘的抗日军人）准备暴动，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张顺通过关系辗转将与组织联络的密信交到了厉广孝的手上，结果这次暴动胎死腹中，一批忠诚的战士遭到屠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特务头子远座健儿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于是向厉勉、厉广孝等人布置了潜伏工作，并发给经费和武器。厉勉在随远座前往通化期间因事离开，回到呼兰县，这时他的特务身份还没有暴露，加之厉男回到东北，他便骗取了当地党组织的信任，从1945年11月13日共产党在呼兰县组织县政府起即担任副主席，1946年7月呼兰县政府改组后继续担任副县长。而潜伏在沈阳的厉广孝却被同是特务的陈涤非杀死，到这时，父子三人剩了两个，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公安领导干部，一个是日薄西山的日本潜伏特务。

沈阳解放，厉男担任了公安局副局长，厉勉也调到沈阳担任了市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厉男调往大连后，厉勉仍在沈阳工作，躲过了建国初的镇反，到了1956年的肃反却没躲过去，被开除后到了大连。其后，事情的发展就更加戏剧化，这里还得说一说杀死厉广孝的陈涤非，陈是厉勉的学生，伪满时期也曾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先于厉勉被捕判刑，1942年被释放后投奔了厉勉，也由远座健儿吸收做了特务，抗战后与厉广孝一同接受了潜伏任务，“解放后混入长春汽车厂，窃取行政处长职务，并钻进党内”，到了1961年，厉勉与陈涤非分别在大连和长春被逮捕。现在没办法知道他们是谁供出了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即使不被枪毙也得把牢底坐穿了。

再来看看厉男的情况，1959年他犯了参加“反党宗派活动”的错误，在当时这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错误。为核实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究竟为何，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是受到时任旅大市长宋黎的株连，而宋黎又是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的株连，据后来为他们平反的材料，其实是他们当时对反右扩大化有意见，在那时的政治环境里，这种意见就是向党进攻，所以才会受到组织处理。文革后，厉男任广州市委常委，后任市委顾问组副组长，1983年病逝，时年67岁。

前尘往事已随风，回首厉家父子的经历，可谓是乱世乱事，惟余一声叹息。

(201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