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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关山
第一章导论
尽管大家可能还没怎么注意到，但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正面临着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几年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这几次战争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是完全独立的革命政权之间最早爆发的战争，而且也是因为交战各国竟没有一方曾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来阐释这些战争。虽然我们可能会从“社会帝国主义“、“捍卫社会主主“等角度来分析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的军事干预，但我想没人真会以为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可以用这些词儿来解释。
概念与定义
还有一部分困难是由于人们会下意识地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人们却不会把“年龄”当成专有名词），并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请注意，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龄，那么年龄只是一种分析性的表达词汇而已。）我想，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像“亲属关系”或“宗教”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当成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事情会变得简单些。
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建议给“民族”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一种有限定范围、并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定范围，是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纵使有十亿成员，纵使边界不固定，也还是有限的，在它之外总有其它的民族。没有哪个民族会把自己等同于全人类。哪怕是那些最富有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基督教徒那样疯狂地认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中的成员。
人们想象民族想有主权，这是因为这个概念诞生于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破坏了神谕的、阶层制王朝合法性的时代。民族发展成熟之时，人类恰好进入一个多元时期，在这个时期，即使是最虔诚的大众宗教信徒也不得不面对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同时还要面对每种宗教的本体论主张与它们所支配的领域本质都是相同的，民族于是梦想着实现自由，而如果民族是在上帝的管辖之下，就是实现直接的自由。衡量这种自由的尺度和象征就是主权国家的出现。
最后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这是因为尽管每个民族的内部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但民族总被设想为一个深刻而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证实这种友爱的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成功地驱使数百万人为着想象的有限共同体前赴后继，抗争或捐躯。
这些死亡突然迫使我们面对民族主义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近代史上（还不超过两个世纪）这种有限的想象体究竟为何能激发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我认为要想解答这个问题，要先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
《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105号（1977年，9-10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