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尧帝年老了,看着自己的儿子丹朱不像个好君王的样子,就想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自己当CEO。
大家都说许由这家伙不错,尧帝信了,就让使者找到许由,说要把王位传给他。
许由一听,连忙跑到颍水边上,洗自己的耳朵。他觉得,使者的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
许由的行为艺术搞的不错,留下清高的千古名声。后来的伯夷、叔齐就有点死心眼儿,也学着人家搞,结果把自己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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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按照孤竹君的意思,王位最好传给第三个儿子叔齐。
老国王去世,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觉得,王位留给弟弟,是老爸的意愿,自己不能违背,于是逃走了。
叔齐觉得,哥哥的离开是自己的过错,也跟着逃走了。孤竹国的百姓没办法,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
我就不明白了,孤竹国的国君是怎么培养儿子的?
封建时代,国君的孩子必定有一个是要继承王位的。那么,作为国君,就有责任培养孩子的道德情操、治理能力,并且创造机会让他们得到实际的锻炼。
但是,伯夷和叔齐居然都是那么玻璃心、死心眼,轻易的置国家于不顾,拿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他们倒是逃走了,老百姓怎么办?
幸好,孤竹国国君还有一个二儿子,可以继续王位。幸好,这第二个儿子,不像他的兄弟那样思考问题。否则,如果他也跑了,国王的位置忽然莫名其妙的空了出来,国家会不会陷入动荡和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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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国王倾向于让叔齐继承王位,想来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也许是叔齐比哥哥们更加贤明,也许是他更具有治国的才能,也许就纯粹是因为老国王喜欢这个小儿子。
不管怎样,老国王肯定不会希望自己挂掉之后,王位空虚,国家陷入无人治理的境地。
表面上看,伯夷和叔齐都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以逃走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把国家像抹布一样扔掉,这就是父亲的意愿了?他们有没有想过,父亲更真实、更根本的意愿是什么?
伯夷和叔齐表面上遵从了父亲意愿,却放弃了父亲更深刻、长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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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不错,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就去投奔姬昌。等到了周国的时候,西伯已经去世了,武王准备讨伐商纣。
两个人就跑过去,拉住武王的马谏阻。说父亲死了不安葬,却大动干戈,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讨伐国君,这难道是仁德吗?
伯夷和叔齐对自己家的事不管不顾,一走了之。对别人家的事倒是挺上心,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
如果我是武王,就会反问:父亲死了,不继承父亲的意志,把国家治理好,却把一个烂摊子甩给别人,自己却跑到别人家指手画脚,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
而且,我们知道,武王伐纣,其实是有原因的。
从私怨上看,西伯姬昌是一个仁德的君主,没犯什么过错,却被纣王关进监狱好多年。他的离世,纣王难道没有责任?
从大义上看,纣王的暴虐众所周知,凌辱大臣,残害百姓,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夷叔齐说,身为臣子却杀害国君,不是仁德的国君。
那你觉得武王应该怎么做呢?像比干那样,让国君把心挖出来?或者像历史上的所谓忠臣那样,抱住纣王的大腿拼命劝谏,呼天抢地,把眼睛哭出血来?
孟子曾经说过,君主看待臣子如同自己的手足,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狗马,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子如同泥土草芥,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强盗仇敌。
有人问孟子,你觉得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吗?
孟子说,我只听说武王把独夫民贼纣做掉了,没听说以臣弑君这档子事。
就连整天把“仁义”挂在嘴边的孟子,都有这样变通的看法,伯夷、叔齐的做法,岂不是太古板教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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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推翻了商纣的暴虐统治,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自己对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
他们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最后饥饿而死。
伯夷、叔齐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不惜饿死也不妥协,这一点,倒是蛮让人尊敬的。
社会上有太多说一套,做一套,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人和事,伯夷和叔齐比他们有原则的多。
不过,说到不食周粟,就需要具体分析一下了。
周取代了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先前商统治的土地和人民,现在是不是都由周来管辖了呢?
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首阳山在周的地界,自然也是周的土地。
如果在周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归周所有,那么,在周的土地上野生的薇菜,是不是也归周所有呢?
如果不算,那么伯齐、叔齐采薇而食,就不算是违反自己的原则。如果也算,那么,他们不食“周粟”而食“周薇”,这事就值得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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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似乎把伯夷、叔齐当作是品行高洁的贤者,在《史记》中为他们做传,对这两个家伙的死,很是惋惜。
但是,在我看来,伯夷和叔齐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
伯夷、叔齐抛弃王位,置百姓于不顾,是逃避责任;违背父亲的真实意愿,是不孝;谏阻武王代纣,不食周粟,是古板教条。
他们的一生,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百姓、对国家、对社会,似乎都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堪为人表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评价,有一种默认的观点:一个人如果不肯做官,就值得称道,是品行高洁的行为。
事实是这样的吗?
一个人做君王也好,做官也好,既可能为民谋利,造福百姓,也可能鱼肉乡里,祸国殃民。
做官,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关键在于怎样去做。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写了很多上古时代的隐者,品行高洁,行事离奇,大搞行为艺术。
我一直怀疑,这样的人和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事实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记录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