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观看了学校和学院的毕业晚会表演，相当精彩。多是由于台上都是周围的熟人的缘故吧，我一直是个认真的观众，沉醉于演员、歌手、演奏家们的表演里。有时看着台上也会偶有后悔，现在的自己扔到台上一无是处，而在十余年前，还能在班上的节目里露露脸。
我是看《少年文艺》长大的，长到二十来岁，文艺于我只进不输出了，埋头于故纸堆，翻翻老地图，看看汉语史稿；当代书全是理想国系列，自由而无用，闷声不发财。讷于言、讷于行，大概脑子一如既往活动着，仅仅是热身罢了，挺尸在床上，曰：“不要用行动上的勤奋掩盖思想上的懒惰。”回笼觉复回笼觉，最晚出门，最早归窝。
何以息谤，曰无辩；何以解忧，唯有杂货店里杜康。于我，闭门造车，出门还能合辙，搞出大新闻，却又惶惶。同一些人争论几句，一些刁民便提出刁钻问题，笨拙的我被带入刁民的套路；在我的领域辩起来，他们又不语，不与人斗，其乐有限得很。总的来说，真理越辩越不明晰，大概烧死十万个布鲁诺，再张目对太阳日瞎看坏十万只眼睛后，光明自黑暗始。我的忧不少，喝酒过敏，不得办法。
小学时的我是极度内向的，当然时至今日我也是内向的，只是当时不知如何让自己的内心细细把玩那孤独、那自卑感，至今，愈发明白如何接受自己，认识自己，坦然地同烦恼做朋友，或斗争或捉迷藏。
我是与恐惧战斗的那类人。
那时我家在古田对面的旧小区，有黑透了的那种旧巷子，好远处才安着盏昏黄的罩子灯，蒙眼虫在罩子下飞。一年级始，晚上七八点的乐趣之一就是埋头朝一些死胡同迈，走到最顶头，上到最顶楼，乌漆抹黑的，不见十指，这时用力地踹一下门飞快地下楼，冲出巷子，大喘一口气，享受着一张一弛的瞬间舒缓的感觉。
大概同理，我也曾是演员和音乐人。
犹记得第一次演艺生涯失败在选秀环节，幼儿园大班要排练武术操，选几个男孩，上讲台上踢上几脚，我觉着自己踢得最高，但还是落选了，大概是看我姿势太滑稽？而我旁边绰号“焦蚂蚁”的看起来更为可笑，却选上了，我日。不过后来。看着他们剃头成桃子头，焦蚂蚁在排练中还撞破了头，我不厚道地阴阳怪气地笑了。往事并不如烟。
二年级的我开始展现出表演天赋。当年的儿童节上，小提琴奏了曲《绣金匾》，好几十个同学一致鼓掌叫好。
语文课上，我表演了“两个渔夫”的故事。
“从前，在卡尔维诺克萨斯里兰卡萨布兰卡半岛上，赵家村有个老渔夫，一天，感到自己快不行了，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留下一筐鱼和一支鱼竿……”洪羽萌（顾梦琪？）念到。座位上的同学们开始笑出声。
“赵氏孤儿1号带着一筐鱼，孤儿2带着一支竿，两个人在岔路口分道扬镳。”
“赵氏孤儿1号边走边吃，到海边时，傻了眼，四顾心茫然，饿死了。”某同学做着吃的动作，然后倒在了黑板下。
“赵氏孤儿2号带着杆上路了”。我抄起杆扛在肩上。“在路上却愈加肚饥，渐渐走不动了。”我抱着肚子，步伐缓起来，倒在地上。
台下是热烈的掌声，啪啪啪。
在四年级又奏了一曲，是《梁祝》里的“化蝶”，联欢会前特邀袁共来至我家吃饭，两辆车装乐谱架和小提琴，架势威武。拉的时候大家觉得像死了人一样，可能是我奏得有毛病，也有可能是：“化蝶”广为流传在死人时的农村大队的高音喇叭里。
五年级演了个汉奸，张大、陆大是日本鬼子，嘴唇上方涂着黑颜料，扮成太君样子，嘴里“八嘎呀路”个不停，用玩具枪押着个中国兵到刑场，中国兵死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后张大一枪崩了他，枪管里喷出事前捣碎进去的红粉笔灰，效果很有工匠情怀。
后来，我们这些汉奸与鬼子成了老实本分的人，一本正经。而中国兵的扮演者却在初中成了痞子。人生不如戏，不如意。
此后，我便转型成专心的观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