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睡卧美人腕，醒掌天下权”——这是张作霖的江湖格言。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他从一个由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流浪儿，到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到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凭借这些招牌，张作霖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他在腥风血雨中的狡黠与血性、粗鄙与豪爽、贪婪无度与大智若愚都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种种曲折的故事和险恶的遭遇，颇堪玩味。一一摘自《张作霖全传》前言
世人都爱用三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并用现代化的思维来评价一个不同时代不同“规矩”的历史人物，这次我们尽可能地绕开这个俗套，我们从张作霖的意识形态和时代趋势来简述。（就是如何从一个匹夫一路打怪升级避开各种坑最后成为高富大帅的）
早年张作霖未发家前是一位兽桩医师简单来说就是给马看病的，此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前后，迫于生计落草为寇，此时他不甘心只成为一个小匪，励志要成为一方山大王。
几经奋斗，每次初具小规模的时候就被另一个比大规模的匪帮抢地盘的名义将其打得四分五裂，几起几落的张作霖领悟到了一直这样小打小散，是没办法壮大的，更别谈发展了，唯有每股小匪（保安队）合并并一致对外，才能有所作为，于是张作霖高举合并壮大旗帜与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各部队四而合一，这不过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的。对于这支新生而又强大的保险队（土匪武装）出现，
如果张作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化敌为友，合而一对外的意识，那多少年后张作霖也还只是一个小打小散的土匪，然后被其他意识到合并的匪帮所灭所俘。
随着张作霖部队的一路壮大，惊动了朝廷，朝廷表示愿意招抚，张作霖探知清朝的受抚意向之后，心想机会来了。他马上把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几个得力干将召到一起商议说：“我们长此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助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还价，混个一官半职，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出路更宽。”就这样接受招安的张作霖后升任为游击中营管带，张景惠为邦带。管带是清末新军制中统辖一营的最高长官。从那时起张作霖每月有了130两银子的月俸还有办公银。张作霖成了清军正规的管带，这是他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张作霖开始了官场上权力的角逐。l
一直在绿林中吃黑饭，对于有野心有抱负的张作霖来说前途暗淡，他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山大王，如何发展壮大统治更多的领地呢？他想东北政权，唯有为自己正名，走上仕途通过政治权术，高举清军剿匪旗帜，光明正大地抢地盘。
万千时势，此时正值俄国与日本在东北抢夺中国地盘，日军特务头子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一带活动时，偶然得知了张作霖在收取日本人好处的同时还在为俄国人卖力的消息，气得他七窍生烟，当即决定伺机杀掉张作霖。但当他将自己的决定报告给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时，福岛当即加以制止。福岛认为，张作霖之所以在日、俄之间两面讨好，主要是因为当时战争初起，胜负之势尚不明显，他不敢冒昧地投靠任何一方以冒险，这比起那些轻易就被日本所收买的匪首来说，张作霖显然更有头脑，因而也更具有利用价值。福岛非常肯定地相信，随着胜败趋势的日益明朗，张作霖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走上拥日反俄之路。福岛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当日本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之时，张作霖果然主动地亲近日军而疏远俄军。
在没有看清楚趋势之前如果张作霖没有高举“两面性”旗帜，而被一些小恩小贿所拉拢而站队那也就后来得不到日本的重视和大力扶持，可以这样说，张作霖及其奉系的发迹主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他的狡猾善变，对时势眼光的锐利，这是内因；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外因。
作为一个与一般土匪不同，具有远见也具有胆识的军阀头目，张作霖自然清楚帝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说到底是军阀背后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的明争暗斗。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势力越来越雄厚，在中央政府内地位越来越高的张作霖，进一步加紧了他与自己的太上皇——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活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左右说过：“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张作霖不会有今天，你们也不会有今天，没有日本人的支持，奉系不会统一东北，也不会统一蒙古！同样，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们别指望斗过皖系、直系，别指望斗过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对手！总之，无论做什么事，你们都要记住：千万不要得罪日本人！得罪日本人，就等于得罪我张作霖，也等于拆我们奉军的台，你们就是奉军的罪人！”张作霖之所以有如此之深的感慨，那是因为他从日本人手里的确得到了不少好处。且不说他从一名土匪发家成为奉天之君，东北之王的过程中得到了多少日本人的帮助，单是统治东北以来的几年，他就受到了日本人无量的“恩惠”。这些“恩惠”有军事上的。如供应军火，协办军工厂等；有经济上的，如贷款、赠款等；也有政治上的，如派遣特务充当顾问、参谋等等。
在奉军兄弟的打拼和日本的扶持下成就了名义上的奉天首领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深刻地明白现在打下来的奉天（沈阳）还不是他的奉天，“武打天下文治国”，他很清楚，无论张景惠、张作相还是汤玉麟，他们都不过是绿林中的豪杰之士。他们讲义气，有血性，但却无头脑，少智谋；他们可以为自己打天下尽武夫之力，但却难为自己治天下尽文官之职。当君临奉天成为现实，治天下比打天下更具重要意义时，张作霖暂时顾不了绿林兄弟的生死相随之情了。他为了自己更“高远”的前途，有必要重新发展自己的另一类心腹爱将，即能够为自己把奉天治理得有条不紊的文人心腹。为此，高举文治国旗帜，即便是得罪昔日的绿林兄弟，他也绝对在所不惜。正如他私下对自己的谋士袁金铠所说：“我现在的地位从马上得来，但不可在马上治之。如今当务之急，是不惜重金搜罗地方贤俊，尤其是搜罗那些有知识，懂智谋，善治理的饱学之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更大的气候。”于是张作霖开始重用东北“二王”王树瀚和王永江等为代表的经济、军事、政治人才治理整顿改革奉天（沈阳），于是光天化日之下掠财物，抢男霸女，设赌开局，可谓为所欲为的汤玉麟（张作霖铁杆兄弟）部队27师53旅被王永江警队扫荡。为此汤玉麟与张作霖反目率领部队出走，扬言要向张作霖实行兵谏。为了王永江，张作霖的奉系内部爆发了第一次内讧，而且内讧的主角竟然是自己往日的铁哥们儿汤玉麟，足见张作霖对王永江等文人重视到何种程度。
如果没有张作霖意识形态上对奉天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上整顿与改革，一味地放纵兄弟烧杀抢掠，搜刮民膏，东北必将民怨，其形态就和到处烧杀抢掠的太平天国无异，结果也会与太平天国那样覆灭。这也不是说明张作霖人好，而是他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控制货币发行权，控制垄断矿产资源，控制关税等更加高明的方式来剥削人民于无形之中，以至于后来还有人民怀念和感谢他。
名义上的奉天首领张作霖得到北京政府的一纸任命，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的职务，但他在奉天境内还是有唯一政敌冯德麟，在年龄上大出张作霖近10岁，而且是奉天军界于张作霖平起平坐的四大重镇之一，不除去冯德麟他无法手握奉天军政大权成为真正的东北王。
好在机会很快便来了。1917年6月，徐州辫帅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京，公开打出复辟旗帜。在趋势上缺乏远见的冯德麟视此为千载难逢之机，先是派自己的心腹旅长张海鹏率兵进京声援，接着又亲自率卫队进京参与张的复辟活动，他以为只要这场复辟能够成功，自己完全可以依靠张勋的力量摆平张作霖，从而称雄奉天。张作霖与冯德麟的态度完全相反，当初权势显赫的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尚且能预料到袁的结局，此次张勋复辟，他当然更能看准张的“前途”。所以，从复辟活动一开始，他就抱着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既不声言反对，也不声言支持；而当实力派段祺瑞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时，他立即起而呼应，表明自己与帝制的势不两立，高举反帝制反封建旗帜。
事实证明，在对待张勋复辟的问题上，张作霖是明智的，而冯德麟则是愚蠢的。因为复辟丑剧上演不过12天，张勋便因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而草草收场，他像丧家犬一般躲进了荷兰人在北京的使馆，以求一条生路。张勋逃跑后，其追随者纷纷作鸟兽散，冯德麟更是陷入绝境，成为“讨逆军”通缉的主要对象，张作霖乘机收编了冯德麟的军队，
在时势的推动下，张作霖的政敌冯德麟你逆势走错了几步，张作霖顺势走对了几步。从此在地域辽阔的奉天土地上，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敢不听命于他。也就是说，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一东北王
如果当时张作霖没有看清楚帝制的没落，时代的趋势而提前去参与复辟，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冯德麟大传》而不是《张作霖大传》了，每走出一步都会产生蝴蝶效应，历史就是这么微妙。
奉系军阀的发展也是一个时代的其中一个缩影，也给了现代的我们许多启示，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迭代另一个是顺势而为。
读《张作霖全传》后有感启示 1.0文章介于篇幅大的原因，里面还有其后续内容包括皇姑屯事件的的起因缘由，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我可以后续下一篇2.0，文章尽可能不涉及是非，因为是非问题永远是没有答案的，只从从意识形态和趋势的来分析的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