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随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从杭州体育场路262号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迁到松木场浙师院道古桥宿舍。
一年后，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命名为杭州大学。这道古桥宿舍也成为杭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
49年以后，大陆教育史上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高校大合并。第一次调整，之江大学消失了，第二次合并，杭州大学消失了。我“有幸”经历过这两次变革，在第一次变革中，浙师院经历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浙江师范学院的建立大致情况是：1951年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被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接收。1952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部分教师，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以及解放后创办的俄文专科学校和设在浙大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原之江大学。
啰啰嗦嗦补上这么一段，也是弥补我对杭州大学校史的认知。
从体育场路搬到道古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山下乡”。杭州自有“出了小北门就是乡下”之说，264号洽在小北门以内。道古桥周边是一片农田、河网，宝石山、将军山近在咫尺。
概 况
道古桥宿舍南面是杭徽路（现西溪路），跨过杭徽路还有26、27两幢工友宿舍；东面是省府沿山河宿舍；西面是杭大路，当时并无路名；北面是沿山河，沿山河原本也没有，是一片水泽，以后来了解放军开挖出来的。因为西边有“道古桥”，遂称为“道古桥宿舍”。
道古桥宿舍当初有十幢二层小楼（1、2、3、4、5、6、10、11、26、27幢），四幢三层楼（13、14、16、17幢），不久后兴建了三层楼15幢，再以后建起二层楼8幢。
其中建筑风貌上最有代表性，也是面积最大的是4、5、6、10、11幢，青砖黑瓦仿俄罗斯风格，上下各四户人家，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和校领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家父母两位讲师也获得入住，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知名教授有夏承焘、孙席珍、王琎、姜亮夫、徐瑞云、任铭善、董律茂、王驾吾等；校领导焦梦晓、朱子英、陈烙痕、刘活源等，实在多得数不过来……
1、2、3、13、14幢每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大多是讲师级居住，也有老红军易树青、著名人物陈企霞、系总支书记孔成九等。
16、17幢一户两室，单独厨房，合用卫生间，同一走廊出入。
15幢是后造的，中间是走廊，厨房卫生间合用，每户房间一、二间不等，既有教师也有职员职工。
杭徽路（后称西溪路）对面是工友宿舍26、27幢，一室一厅，单独厨卫，条件相当艰苦。
8幢是后建的，结构与4、5、6、10、11幢相似，两单元其中一个单元是招待所，另一单元住张君川教授、老干部徐秀敏等。
大 师
道古桥宿舍专家学者云集，随便找一个都是重量级人物。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评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五十余人。这其中有道古桥的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但是他们更像是高晓声为赵忠祥《岁月随想》作序中所说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说：“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即便是这样，名气的大小还是有区别的。如我熟知的夏承焘、姜亮夫等属于前者，孙席珍即属于后者。我倒是很喜欢聊聊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
钱南扬，中文系教授。钱先生反右时，被杭州大学扫地出门。熟不知这扫地出门是“开除公职”，至所以用了引号，是因为这种方式灭绝人性！钱先生被开除公职后，生活无着落，居无定所，寄宿在友人家里，生活由友人支助。称作沦为乞丐也不为过。
所幸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老先生冒着政治风险，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
以后钱先生不负陈中凡、郭影秋所望偏隅南京大学一角，孜孜不倦，成为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
据悉有关方面至今未就“开除公职”一事忏悔和平反，却将钱先生列为浙大的文科名家，弱弱的问一句，他到底是浙大的还是南大的名家？
孙席珍，中文系教授。早年听母亲说，鲁迅先生对他十分赏识，称他为“诗孩”。文革中学生批判他为“爱情”教授。前些日子得到浙大出版社宋旭华先生赠《孙席珍评传》，始对他了解更多一些。
无疑，孙先生是属于鲁迅那个时代的。孙先生幼年聪慧，否则也得不到“诗孩”的美誉。不但如此，孙先生年轻时还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与共产党失联，直至文革后，以古稀之年重新恢复党藉，可见孙先生一生坚定志向，令人敬佩。非但如此，孙先生大革命中非但与党失联，还与娇妻失联。以后孙先生又娶妻生子。解放后孙先生辗转得知前妻还健在，将其接到杭州，安置在灵隐白乐桥畔，供奉生活起居。孩子们也经常去白乐桥看她。不想文革中又成罪名一状。
孙先生成名于鲁迅赏识，但又和鲁迅交恶。《孙席珍评传》著者王瑷曾向其公子孙小昭打听，但小昭讳莫如深，也许他也知之甚少。依我看这才是孙先生的“文人风骨”，不奉迎、不媚俗，今天的“文化人”有几个能摆着梯子不向爬的？
德梦铁，外语系教授。德先生是著名化学家王琎的妻子，拉脱维亚犹太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藉的外国人。那时候德先生住六幢一号，我家住五幢四号，抬头就能望到。德先生家的园子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篱笆用柏油漆过。透过篱笆缝可以看到德先生是一位高大丰满的白种女人，如果当面遇到，我们则叫她“苏联妈妈”。
德先生跟随王琎先生在中国生活多年，在杭大教授俄语和德语，自然成就斐然，选作浙大文科百年名家无可厚非。文革初期王琎先生遭劫匪袭击身亡，德先生受到冲击。她给周恩来写信，被拦截公布在外语系二楼走廊上，其中有几句话：“在二战中我的六位亲人都被法西斯杀害了，现在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丈夫也被歹徒害死了，请中国政府给我帮助……”
以后德先生不知去向。因为年幼时对这位“苏联妈妈”颇有印象，我一直在寻找她的足迹。有传闻说她回了前苏联；又有说文革中在干校溺水身亡；又有说是亡故在解放军117医院。以后再查到同学兼插友王亦新是王琎先生侄女，满怀信心向她打听，她回说“受迫致死无疑”！最近听说她是文革后期因脑溢血突发在外语系走廊上摔倒，送医院急抢救无效死亡。德先生死亡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迷，这迷底是否能揭开呢？
童 趣
1957年搬到道古桥，我还只五岁，至今我在这里生活了58年，除去下山下乡三年，搬去河东宿舍五年，正好50年。回想起来，童年是那么美好！
道古桥宿舍是建在坟场上的。何以如此说？夏季夜晚空气中飘洒的星星点点，除了荧火虫听妈妈告诉我还有一种磷火，说是从人骨硫化以后产生的。那个时候不时可以看到被泥土半掩着的人骨和骷髅。胆子大的男孩子还会手持人骨相互打架，把骷髅拿来当足球踢。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四幢二号蒋祖怡先生家的园子里，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那时候我会和蒋先生的小儿子绍心坐在上面玩。好在大人们都是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我们小孩子更不把这坟场当会事儿。
也会有例外。在严热的夏季，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室外乘凉。没有空调，甚至电风扇也是奢侈品的时代，在夏季晚上享受自然风的吹抚是不二的选择。一般大人们会先在地上扑上水解解暑气，孩子们搬个小矮凳坐在一起胡侃大山。那是一个兴口开河而想像力丰富的时代，大跃进的宣传画在校内中文系大楼的西面整堵墙上，稻穗上站着满脸微笑的孩子；小高炉喷射出火红的铁水；宣传口号是“三年赶超英国，十年赶超美国”。于是就有了念想，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女儿翟小园，坐在小矮凳上，托着腮帮子诚挚地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怎么样，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了……”
有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孩子，乘着夜深人静，讲起鬼故事，大家蓦然想起是坐在坟场的土地上，不竟毛骨耸然，一个个溜回家躺在木地板上，悄然睡去。
男孩子天生是好战份子。经常分成两派战斗。那时由于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黑夜里随便躲在哪里都不易发现。有次晚上，两个阵营对阵。躲在黑影里的双方不断用土块袭击对方，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脸，手里的土块却没有停止过。我一伸手把一撮草从地上连根带土拨起来，又抛手扔了出去……第二天回顾战况时，中文系胡伦清先生的孙子胡潮生说：“介大一钵头烂污泥拋到我脸上！”
决战是要武器的，那时的父母很少给孩子买玩具。宿舍里堆有不少脚手架，是用竹排做的。抽出一根，用莱刀剪子削成宝剑状，打磨光滑，就成了一柄利剑。再请父亲在剑上写上“青龙宝剑”四字，拿在手里兴奋地冲出去。我的对手是党委书记焦梦晓的大儿子焦新新，两人一碰在一起举起剑一阵乱砍。焦书记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嘴里喊：“好剑法！”其实我们的剑都是冲着剑去砍，根本不伤人。
竹排的用处太大了。初夏有许多学飞的幼鸟，常常被孩子们捉住饲养。养鸟要有笼子，小学高年级时，化学系周洵钧先生的公子周立有一只从龙翔桥花鸟市场买的鸟笼。我没有鸟笼，自知父母也不会给我买，就找了两根竹排的竹子自己做鸟宠。父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更增加了我的决心！我用上工具菜刀、剪刀、榔头、锥子和砂皮。最困难的工序有两道：一、在鸟笼的竹架子上锥孔，弄不好扎在手上鲜血直流。这孔有几十个，因为偷了懒把孔排得疏了一些，做成的笼子个头小的鸟会钻出来；二、削小细竹条，直径约2.5毫米，要削成园柱形，也有几十条。以上工序完成后用小钉子把架子钉起来，这个过程还要把小细竹条穿好。终于一只像模像样的鸟笼做成了！父亲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所谓“爱屋及乌”，我的鸟笼子住过三只小鸟，一只是白头翁、一只是麻雀，还有一只个头比麻雀还小，略带金色的羽毛。正是这只鸟个头较小，常常从笼子里钻出来。
也有不幸的鸟儿。1958年2月，政府发动“除四害”运动，麻雀居四害末尾，平反则是以后的事。那年寒冬的一个早上，爸爸带我去打麻雀。天濛濛亮，跟着爸爸到杭大，爸爸把他的棉帽子捂在我头上，我手里拿着铜火囱的盖子和小木棍。打麻雀的方式匪夷所思，一大群人手里拿着锅瓦瓢盆用木棍敲打，用声音把天上飞的麻雀震下来。好一场人民战争，我跟着爸爸拼命用木棍敲打铜火囱的盖子，小手冻得通红。终于一只小生灵被震得晕头转向，掉到健身房前面的路上。大家赶上去一看，是一只形似麻雀的小鸟！
作 孽
道古桥宿舍从来都不是世外桃园，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成为一些孩子的噩梦。我家搬到道古桥不久，后面六幢二号搬来中文系任铭善先生一家。任先生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俩是之江大学的同学，任先生比父亲高两届，学术上互相切搓。由于这层关系任先生的公子任平很快和我成为朋友。
可是任先生一家在六幢二号没住多久，就消然搬去了杭大河东宿舍，原来任先生被划上右派了。任公子任平，小名“小宝”就此带上了“右派儿子”的帽子。在我的朋友和同学中，被带上这顶帽子的有好几个。吴遊，父亲是教育系的吴向先生；杨卫平，母亲是人口发展与研究所韩常先先生；王重鸣，父亲是教育系王承绪先生；沈叔培、沈叔洪兄弟，其父亲情况不了解……
右派分子不但本人受到批判、斗争，降职、降薪，还有最大的打击恐怕是对其子女实施不公正的对待。如任铭善先生女儿任珠，虽已被大学录下取，但因为父亲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右派儿子”这顶帽子究竟有多沉重，我当时并无体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我被带上“现行反革命儿子”的帽子，才体会到了。
1966年夏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我所在的杭州大学附属中学将原党支部书记朱联揪回附中。我的初二甲班是一个“红五类”为主的班级，同学们血气方刚。班里几个同学将朱联带上报纸糊的高帽子，剪去一半头发，把墨计泼在她脸上，拉上台批斗。
仲夏夜，刚躺下睡觉，被一阵嘈杂声惊醒！黑暗中一大帮学生冲到我家阳台大喊：“蒋礼鸿滚出来！”父亲开门出去，我紧跟着来到客厅，双手扶着桌子的边缘。学生们此起彼伏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我在屋里嗦嗦发抖。怒吼中有人大喊：“向毛主席下跪！”那夜，道古桥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夜。到处是狂热的学生，许多人受到批判。在批斗老干部林琼时，竟有学生喊出：“扒了她的衣服！”
第二天，爸爸被勒令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如任铭善先生、张君川先生、夏承焘先生、徐瑞云先生等，去八幢前草地上削草。一天下来，疲惫不堪，身上被太阳晒得通红。以后大批人被关进“牛棚”，他们每天从杭大出发步行到位于解放街的杭州市市府前接受批斗。爸爸在“牛棚”，造反派头目要他负责打扫这头目的私人厕所，不得有一丁点臭味。爸爸只能跪在厕所地上用小刀一点一点刮去污渍。
再以后道古桥宿舍不断传来不堪忍受批斗凌辱而自杀的、病逝的消息。
1966年底，杭大化学系泰斗、一级教授王琎先生在寓所被抢劫犯袭击身亡！出事那天正好夫人德梦铁先生和保姆都不在家。一年多以后案情告破，是住在松木场河东的浙江农业大学学生王汉臣所为。因王带了一只550多元（当时价）的奥米茄手表，被人识破。王最终被判了死缓，大概因为被杀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死缓”不用说，就是刀下留人了。
文革时，父亲是大学讲师，根本不够“反动学术权威”的格。因为是搞语言的，曾在课堂上对毛泽东“前赴后继”的“赴”提出不同意见，就此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我顶着这顶“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度过三年屈辱的日子，直到上山下乡，远赴黑龙江插队时，还在上山下乡表格上填写父亲是“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有了“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天堂有路不得走。本来我去附中上学都是从杭大南大门进，北门出，穿过文三街直达附中。可是从某一天开始，南大门有个其貌不扬的门卫，不让我走了。争辩也没用，无需理由，他说：“就是不让你走！”甚至一把将我推到地上。以后母亲含泪和我说：“他说，蒋礼鸿老婆，叫你反革命儿子不许从杭大走！”泪奔！
学校停课了，革命还是要“闹”的，称之为“停课闹革命”；杭大不能穿过，学校还是要去的，班里有同学通知我某日去班里报到。一到班级教室，没多少人，几个“红五类”子弟把我叫到讲台上站立。其中一位同学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答：“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问：“你母亲是干什么的？”
答：“职员。”
问：“爷爷是干什么的？”
答：“城市贫民。”
问：“奶奶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问：“外公是干什么的？”
答：“资本家。”
问：“外婆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地主婆，哈哈哈！”
接着一位粗壮的同学举起一条一寸多粗的皮带，在我背上猛抽。抽打声惊动了过路的同学，杭大宣传部长李林刚的儿子“二娃子”（道古桥宿舍的邻居）和裘富根（后更名裘红根）把皮带夺走，把那位同学拉开了。
回家后，不敢告诉妈妈，愤然写了一封退学书，云云要去宁夏农村（65届高三胡潮生因为父亲历史问题没考上大学去了宁夏农村，还有隔壁俞小燕等），交给了住在道古桥宿舍15幢的班主任毛必林老师。
1968年底，杭大附中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有人私自把我报了去黑龙江插队的名。因为是现行反革命儿子，很无耐，同时也向往黑土地。姐姐早就打算去黑龙江，妈妈也同意了，我又走了，父亲在“牛棚”，家里只剩妈妈了。道古桥宿舍金阿康师傅的妻子郑阿莲阿姨看不下去了，让她母亲来我家陪妈妈，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我和姐姐去黑龙江，不久，妈妈被所谓“之江大学间谍案”关进了专案组。妈妈肠胃不好，年轻时开过刀，在专案组犯了肠梗阻。大便从口中喷出来，造反派残忍的要她吃下去！妈妈的肠梗阻必须开刀，可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的童年好友蒋绍心，拖着残疾的双腿前后照料，涉险过关。如果说这辈子最大的悔恨是什么，就是当妈妈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她身边！
尾 声
2004年，张曦出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是杭大政治系毕业的老学子，有感于道古桥宿舍（已更名为杭大新村）的破败和老杭大教师居住条件困难，决定对道古桥宿舍重建。当时整个道古桥宿舍约有300户人家。拆迁自然是个困难的工作，一矣大部分人家搬离家园后，仍有部分不愿搬迁。以后这些人家更是结成了联盟，誓死维护杭大新村和个人利益，甚至与浙大对薄公堂。一方是200多户人家和浙大签订了搬迁协议；另一方是绝不妥协的钉子户，拆，拆不了；拖，拖不起。最终浙大只能在西溪校园内圈一块地，建起启真名苑，将杭大新村拆迁户安置进去。
2013年3月5日，杭大新村被列为杭州市第四批历史建筑。可是矗立的告示石碑上却只有23、24幢（原道古桥宿舍10、11幢），其它大量的建筑物语焉未详。在为杭大新村列为历史建筑而得以保留的幸喜之余，我有种隐隐约约的担忧，这童年的家园，被仲向平先生在《杭州老房子•续》中所言“西溪文化的发详地”的道古桥宿舍真能保留下来吗？
注：最近联系到王琎先生侄子王文中，他提供了如下信息。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暴徒乘文革期间社会秩序混乱之际，闯入家门抢劫钱财，王琎先生被重伤头部，不幸逝世。
（二）文革中，伯父惨死，伯母也蒙冤成了苏修特务。一个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中国的国际友人，她将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最后却死在了中国的牢狱中，连一个亲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有亲人陪在她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