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先来看两组故事：
一个是美国版的《虎妈的战歌》。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文章讲述的是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国式家长教育孩子的传统办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
中国的教育方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竞赛2010年评估报告结果。全球15岁的中学生就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
另一个是中国版的素质教育 。就是中国教育家们励志改革，真心推崇的三个国家。一个是国际评估教育质量排名第一的芬兰。芬兰的孩子们不是整天坐在教室里学习，更多的时候是背着背包走进自然，或者超市，或者图书馆、动物园，或社区，从生活实践中学习。学生15岁前没有成绩单，没有所谓的成绩排名；一个是排名第五的荷兰。荷兰教育目标是保证学生们性格自由独立地发展，不把成绩看成是学生好坏的标准，不会拿不同的学生做生硬的对比，不会对学生的举止，小节做过多的约束；一个是排名第九的以色列。中国人和犹太人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注重家庭和注重教育，但在关于教育的落脚点上，两个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
尤其是犹太人的教育目标就是要赢在终点。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建国，虽然只有834万人口，却是全世界公认的“创业的国度”和“智慧的国度”，人均GDP近4万美元，位居全球前20名，并给人类贡献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以色列人共获得了12个诺贝尔奖，犹太人中却产生了181位诺奖得主，是华人获奖人数的108倍，而全球的犹太人却只有1400多万。
2.
《虎妈的战歌》成为了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一个流行词，引发了美国持续对国内教育危机的讨论。关于美国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竞赛碌碌无为，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这样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警钟。我们什么时候对美国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平庸的表现满足过？我们的目标是领导世界教育！
相反，在中国国内，却在对虎妈式教育深刻地反思，认为过度强调知识掌握程度和应用程度的胜出并不能体现真正的能力。相反，正是这种教育模式导制了大多数中国孩子创造性的丧失，因此，虎妈教育正饱受诟病。甚至是一些知名的教育学家更是痛心疾首，认为中国的教育已经扭曲和腐朽，已经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节奏失调，把孩子送上中国教育这条流水线，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加工后，竟然是次品，而且还不知次到了哪里?
一个虎妈，为何引起了中美两国如此焦虑？这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战略雄心的对决。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源不再重要，基础不再重要，过去的经验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未知的探索力和科技的引领力。这一切都要落实到人才上，最终还是要回到教育中。所以教育理念正确，才是决胜千里的重要支撑，教育强，则国家未来强。
自我实现，在资源支配中有更多话语权，在社会价值链内占据更高层次，只要有人性在，这种竞争就远不能消失。所以，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应让我们获得些什么？哪些是目标？哪些是手段？这些都没有现成方法论，不存在理性思索，就一定会有正确的选择！
究竟是严厉管教才能培养出系统性的创造性思维，还是宽松教育更能激发出孩子们的创造潜力？是顺应人性，让孩子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才能不抹杀孩子的创造力和洞察力？还是人生就是对自己狠点。这样才会使你能在残酷竞争中更容易胜出，胜出才意味着机会? 生存力与创新力有没有交集? 天马行空的狂想与理论约束下的缜密，哪个是创新的源动力? 这场论战持续而旷久。
创新本来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就是遗传学中的变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遗传是最稳定的状态，而变异虽是活跃基因，却最容易被自然选择残酷淘汰。人类进化的变异就是淘汰掉海量母本而使极小量的样本脱颖而出的进化史！对群体来说，不断挑战环境的变异永远意味着活力，但对个体来说，挑战环境基本意味着死亡，因为万分之一外的变异都是不被环境容纳的。是稳中求生，还是变中求尖，这些都是教育设计的风险与代价。教育设计，必须在稳与尖中寻求到平衡。是优先保证金字塔底端技术性的劳动力，还是就是要以遴选尖端为目的而不惜让大量底端夭折？两个诉求是否一定相悖? 还是两个诉求鱼和熊掌都可皆得？这些都不是一个寓教于乐或虎妈高压教育模式能简简单单地回答的问题。这其中精妙的平衡，远不是就教育而谈教育的范畴。
3.
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提升能力与赢得社会竞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能力就是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金融手段，科技能力和武力霸权。它在国际食物链上的地位，虽然和国民平均智商水平关联度很大。但更多来自于顶尖精英人物对政体的设计，经济的调控，高科技的突破，金融模式的创新和尖端武器研究的绝对领先上。所以只要成就一个卓越个体，从国家层面来说，就完全抵得过夭折千万奠基者的代价。
但就每一位个体来说。能力是什么? 诺贝尔奖是能力、政治精英是能力，全球500强CEO也是能力，能研究出秒杀美国洲际导弹的空天飞船更是能力。但绝大多数个体穷其一生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成就，这和努力无关，努力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这里获得良好教育肯定是前提，但个人的禀赋、环境、机遇、从业选择等等是乎更重要，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命，殊荣只属于极少数人。命外的人还是要把能力回归于社会竞争力，基本生存力才是能力界定的最低标准。生命珍贵，就是在于它的唯一性，我的人生成功失败不是万中选优的结果，而是非此及彼，要么100%成功，要么100%不成功，对于千千万万家庭教育选择时是最现实的考虑，只要只有50%的可能性，也决不会把自己孩子作为教育理念的实验品，首先推到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应试导向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出现两种认知：
以研究犹太人教育著称的贺雄飞就很不看好中国的教育。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式教育的四个弊端：一是目标错误，用高考这个阶段性目标代替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二是考试这种手段既不公平也不科学，用高考六门成绩代替了人的思维、行为与决策全部综合素质；三是所学内容鱼龙混杂，意识形态很浓，多数内容是从认知过程中剥离出来的僵化知识，孩子既理解不了也对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四是教学手段就是题海战术与考试集中营，严重泯灭了孩子的天性与创造能力。
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教育界泰斗顾明远就认为中国教育没必要妄自菲薄。 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4.
当前，中国后发优势的红利结束，中国科技创新弯道超车式的引进、消化、吸收式再创新模式已式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要求我们的创新模式必须由借鉴式向引领式过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教改的方向是什么？这有共识。就是以创新驱动替代分数驱动。但创新永远只是一个胜在终点的游戏，没有结果出来以前我们很难看清楚谁是真正的人才。这也是我们人才遴选机制在阶段性的晋级中很难把握的尺度，这也是教改难以破题的真正原因。教育改革呼吁了许多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遇到种种约束总是束手无策。因为教育改革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此处看上去的不合理处，却在彼处有着合理面，而在彼处看着合理的地方，却在此处有显而易见的弊端。所以教育改革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育改革不单单是教育部和老师的事。所有政治改革、体制改革，制度规范、法制推进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影响教育改革的前提，在一个普遍实现公平、公正、正义、民主、开放的社会前，在一个规范的社会制度建立与成熟前，教改理论总会在操作面上容易沦为权贵的牺牲品。人有贪欲的“本我”，教改的前提还是要回到政治体制改革上，首先要约束利益集团的权利。
凭心而论，我认为教育的设计还是要首先保证公平。高考制度是目前为止我国硕果仅存的一个唯一没有被腐败浸染的产业。最起码，在一个更公平的规则出来之前，虽然我国高考制度的缺陷仍是深深地钉在我们每个国人心上不得不深思的钉子，但目前还是我们无奈地去遵循的最好选择。
还有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等创新潜质的培养，这就需要主题教学、兴趣教学和实践教学。这点芬兰做的很好。芬兰学生的教育是从课堂走进森林、走进图书馆、走进动物园、走进超市，走进社区。就当前中国的教育基础，很难复制芬兰的教育。
比如说芬兰小学的灵活教育，而中国课堂相对死板。芬兰的综合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的，学校规模都比较小，每班20-30人。而中国的班级人数是多少？大概是芬兰的两倍吧。 正是因为芬兰的学校规模很小，师生间往往能够建立起紧密的学习共同体。课程改革让小学成为一个寓教于乐的地方，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孩子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又比如说学生走进森林，走进图书馆，走进社区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中国的图书馆主要集中在高校，一个地级城市能有几个较大规模的图书馆？而且在城市周边，有多少城市可以寻找到森林。而芬兰是世界上图书馆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共图书馆网络遍布全国。芬兰被誉为“千岛之国”与“千湖之国”， 除了湖泊之外，全国有大片森林覆盖，占总面积的71％。芬兰孩子普遍喜欢运动，这也和普遍能享受到社区公园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关。在中国，能有多少这样的公园可以为孩子提供这种距离近且价格低廉的运动场所呢？
然后就是生存力与创新力如何鱼和熊掌皆得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双轨制。把解决问题的技术性人才和探索未知的创新性人才双轨制培养。这里存在一个事前分流机制。这样的教育制度德国就做的比较好，德国的小学是四年，四年之后大概是十岁左右学生基本上可选择两条路。一条职业教育，一条正常教育，将来准备上大学的，你自己挑，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职业性人才可以上职业学校，早早挣钱。如果我立志将来要搞科学研究，那就上大学。德国还有一个企业与学校联办教育的制度，这种企业叫“教育企业”，国家给企业每位教育出来的一个职业教育的学生补4000-6000欧元。
但在中国这事能干吗？如果中国真有这样的制度，结果就会有大量的公司办这种虚拟的学校，到各处去收身份证，到政府那去骗补贴。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就是这样，很多制度看着非常好，但你一拿来它就变质。另外，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让中国家长没有不要把鸡蛋进同一个菜篮子里选择，而是一窝蜂地走上高考这个独木桥。
5.
所以教改首先是社会信仰的重建。中国人必须要有信仰，信仰不是宗教，而是对核心价值观的恪守与坚持。信仰的缺失造成我们中国人普遍品格的缺失。教育的本质就是塑造人品。人的品质就是品格、智慧与灵魂，智慧是道路，真理是生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其次是诚信文化的建设。诚信文化只能建立在政府良治和零腐败的基础之上。芬兰在“透明国际”的国际良治排名上非常靠前，公共机构普遍享有较高的公众信任和尊重。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因而成为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的自然结果。诚信与信任，在芬兰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很悲催，富裕的中国却是一个野蛮的功利主义社会。各类土豪和附庸炫耀作法，造势唬人。各类明星做秀显摆，轮番炒作，再就是拿老百姓的事填填牙缝儿，卖卖关子。教育家的声音在哪里?思想家的声音在哪里?
所以，中国梦不仅仅是复兴梦，不仅仅是经济梦，更是文化梦，思想梦和教育梦。中国梦必须让教育重新获得普世的尊重。贺雄飞先生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色列走过的创业、创新之路是我们借鉴的先河。“灵魂、品格、智慧、道路、真理和生命”是犹太文明的重要价值基石。犹太人不崇尚权威，反对崇拜偶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学者成为精神的领袖；生命健康，财富和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构成犹太人的文化软实力。他认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两个民族，按照黄金法则，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要融入78%的犹太智慧和22%的国学精华，这两种文化的嫁接一定会创造奇迹，那就是1+1=11或1+1=111。
6.
虎妈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之殇。毕竟伟大的创新总是和刻苦地学习与继承前人的成果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
“让孩子用自己的力量开发智慧，并以其智慧达至幸福。”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值得现在的教育者们铭记于心。儿童的成长不只是获取某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人，要靠父母和年长者，特别是老师的熏陶和培养。这和虎妈或不虎妈没有多少关系。
可惜现在许多教师还没有转变观念，教学还是以讲授、训练为主，采用的方法仍然是灌输式而不是启发式，教师不相信学生有自学的巨大潜能。这当然与现实生活中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关，与简单地以书面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有关。
7.
对教育的良心不是苛责求全。愤青不是爱国，这不是正义，这也不是责任，这是一种缺乏宽容的态度，没有宽容与谦逊，你就不拥有智慧的灵魂。
罗振宇给了教育之殇一个很好解决方案，就是让时间去破解这个难题。当互联网对传统社会的中心化结构和金字塔的竞赛场景彻底解构时，这种只是为了获得社会竞争的教育军备竞赛将彻底地被铲除。那时，我们的教育就会从过度干涉伺候太勤的教育，变成一种袖手旁观式的，更温煦的，看顾式的教育。唯有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
虎妈式和兴趣式教育似乎并不矛盾。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万维钢在精英日课上总结的很好：“世界上很多道理都是互相矛盾的。运气重要还是努力重要?保守好还是进步好?要平等还是要自由?先把国内的事办好，还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能从正反两方面说出很多很多道理。遇到一个具体事情怎么办。还得用菲茨杰拉的那句话——你得同时容得下这两个相反的说法。
昨天造成的社会伤痕，会因为我们今天的不懈努力都会得到弥补，荷兰、芬兰、以色列，为什么教育设计如此合理，是因为他们曾经认知的缺失，或整个国家受过刻骨铭心的伤害。正是这些民族的痛，才让他们能痛定思痛。所以教育的魅力也正是如此。我们教育今天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孩子明天的教材。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经验，建立能力、方法和自信去逐渐修复这个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