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数日，三刷九溪路，一次夜跑，两次晨跑，临别之际，在九溪烟树曲折环绕的牌坊山上，拜谒了二位陈先生。
陈三立先生号称中国古体诗的最后一位诗人，名列清末四公子。虽然老子陈宝箴儿子陈寅恪陈衡恪的名气都比他大。
从钱塘江边算起，沿九溪路缓缓而上，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景区的小小指引牌指向左手一片缓坡，碎石为阶，一个盘旋，坡上一大片茶园，游目四顾，没有任何诗人踪迹。
面前一条极为窄小的荒径，大概30公分宽，上面长着10公分高的茅草。高阳越过山脊，倾泻在这条小路上。我用毛巾盖住后脖颈，稍加抵御，发挥中国人那种来都来了的精神，继续往前。
九溪附近几个村庄，富庶如龙井杨梅岭，这里略微逊色，是徐村地界，茶农人家把每一寸山地都拾掇成茶园，山地起伏，茶垄种植极密，不同人家的地块之间没有田埂，加上落差明显，在这片茶地里穿梭很辛苦，还有崴脚划伤和遇上小动物的危险。
陈家的墓地的唯一标志是一棵大树。隔壁也有两三山民墓冢，所傍大树无不枯萎。
两个冢，一棵树，凌驾周围一米以上，这是陈三立、俞明诗夫妇及长子陈衡恪合葬墓。墓园原来有半亩地规模，文革时大概砸了个稀烂，86年略有修复，周围土地被茶园蚕食，只剩圆圆一圈，拜谒无法登临，就连看清楚墓碑上的字也做不到。
29年，陈三立登庐山，年近八十，赋诗倾诉，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如今，他东向月轮山，头枕九溪水，骄阳如瀑，茶香不绝，便是一个访客，志不坚心不诚，谋他一面也难，死尽了一个诗人的趣味。
这牌坊山上的第二位陈先生是蒋介石执政时期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
陈布雷的墓只在几百米开外，离山脚再近一些。不同于陈三立藏骸山野，寻访不易，陈布雷的墓园就在路边坡上，好找，水泥台阶也修得齐整。
不同于陈三立幕天席地，陈布雷有个院子，坡上就是。乍见到院门的时候，陈三立墓上带来的砂和草还在我的鞋里捣乱，让人感到野老和官员死后待遇区别大。
进到院子，百十平方，满目萧索。迎门一座大丘，封土敦厚，前面一块粗陋的水泥砌的碑，“陈布雷先生之墓”笔迹拙劣，碑顶质地明显不同，青砖上雕着一面云纹如意，一对带枝百合，略微一点古意，大概是原碑的残迹。
墓前有座水泥香案，两条水泥板凳，累累青苔之外，看不出谁来祭祀过。我空手而来，鞠了三个躬，绕着大墓走上一圈，感受墓主人的沉默不语。站在墓碑的位置往外看，这个小院子像一口枯井，紧紧地困住了陈布雷，侯门如海，残阳似血，所谓民国第一刀笔，非但身后无名，还要在闹市一隅守枯衙，坐冷板凳，受那千百年坐井观天的罪。
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要员，陈布雷不堪劳累抑郁，于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药自杀。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国共两党对他都敬而远之。
陈布雷一生至少两位夫人，近10位子嗣，这些人间眷念，在他墓上都没有体现。我在《中国日报》工作过，其中一任总编辑陈砾先生就是布雷幼子。陈砾温和，没有二代那种凌人气势。据说他去世后，天津某报采访遗孀，打听陈砾陈布雷的家族往事，家人竟然因为尚有人惦记这户家庭而泪下。
挥别布雷公，我不免对比一下二陈之死。陈三立死于北平，卢沟桥失陷不久，老人家为了不与日伪合作，绝食五日而死，活出翩翩佳公子的最后一根傲骨。陈布雷死于南京，民国危亡，他死得过劳、绝望、心碎，但不失最后的忠贞和尊严。
陈布雷为官清廉，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中去。
知识分子本质是要独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旋涡的知识分子偏偏要站稳立场，服从大局，这种困境，最终压垮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