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亚当·斯密倾注一生心血的两部巨著。后者在中国早就普及，但前者受到的重视远远与其地位不相称。
就亚当·斯密本人来说，他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远过于《国富论》。他于1759年出版此书以后，在《国富论》的撰写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这本书的修改。总计修改六次，最后一次是在1790年去世前才完成。
一个优秀思想家，花费几乎一生的精力写出的书，应该是值得我们阅读的。
《道德情操论》一书优点有三：
首先，此书以人的天然情感――同情――作为立论的基础，由此层层推进，通过缜密的逻辑演绎，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道德理论体系，理论说服力强。
其次，亚当·斯密本人虽一生未婚，但其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却是一流的。此书是理论著作，但处处以人情世事佐证，说理而不枯燥，令人欲罢不能。虽写于18世纪的英国，但以之反思当下，毫无勉强之感，现实解释力强。
其三，亚当·斯密文笔流畅，善于摹写人的心理。有几处描摹人性的段落，非一流的散文大家不能写出，文字感染力强。
一、为什么我们会同情：想象与移情
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同情”是一个必须解释清楚的问题。这是他的理论基石。
他承认，同情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自然具有这种情感。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再自私的人，也会有同情心，会对别人的苦难产生怜悯的感觉。
但产生同情的机理是什么呢？别人的苦难和情绪是怎样感染我们的呢？亚当·斯密指出，同情的本质是把别人的境况通过想象投射到自身:“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样，当他的痛苦落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承受了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终于受到影响，于是在想到他的感受时就会战慄和发抖。”
因此，同情别人实际上是为想象中处在对方境况中的自己而痛苦。作者特别提到了人们对死者的同情。躺在棺材里慢慢腐烂的死者，其实并没有痛苦和难受，但旁观者仍然觉得他可怜，值得同情。“认为死者自然具有阴沉而又无休无止的忧郁心理，这种想法盖起源于我们与因他们而产生的变化的联系之中，即我们对那种变化的自我感觉之中；起源于我们自己设身处地，以及把我们活的灵魂附在死者无生命的躯体上——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由此才能设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情绪。”
因此，我们的同情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同情的对象的境况中。这不需要太丰富的想像力，这是人的本性。
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同情的价值和必要性。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对于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情能够减轻不幸者的痛苦：“当不幸者找到一个能够向他倾诉自己悲痛的原因的人时，他们是多么宽慰啊！由于他的同情，他们似乎解除了自己的一部分痛苦，说他同不幸者一起分担了痛苦也并非不合适。” 另一方面，同情对施与者的也非常重要：“因为当事人对我们的同情感到高兴，而为得不到这种同情感到痛心，所以我们在能够同情他时似乎也感到高兴，同样，当我们不能这样做时也感到痛心。” 所以，我们应该同情受难者，受难者们也需要大家的同情。
二、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灾难中得救的人和故事：同情的两面
有人曾批评媒体，在一些灾难事故的报道中，特别喜欢报道一个又一个的获救故事，而不去多报道那些死难者的悲惨。这是对人性不了解的说法。
用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来解释。亚当·斯密对于同情做了扩展的理解。人们的同情，不仅包括同情别人的痛苦，也包括同情别人的快乐。在同情所指的两个方向，人们实际上更愿意同情快乐：“我们对快乐表示同情的倾向比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更为强烈；同在想象中产生的对痛苦情绪的同情相比，我们对令人愉快的情绪的同情更接近于当事人自然感到的愉快。”
这也说明，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人们更愿意通过体会别人的快乐而获得快乐，而不愿总是沉浸在别人的苦难中。
苦难故事重复多了，会使人厌烦的。在鲁迅的笔下有一个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把自己的苦难翻来覆去地诉说，最终使得大家都失去了对她的耐心。这实在不能指责人心的刻薄。亚当·斯密指出，对别人痛苦的同情不会深入和持久：“当我们安慰处在痛苦之中的朋友时，我们的感受又会比他们的感受少多少呢？我们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当他们向我们诉说自己不幸的境况时，我们严肃而专心地听着。但是当他们的叙述不时被那些自然发作的激情打断（这种激情往往使他们在叙述中突然说不出话来）时，我们内心滋长的倦怠情绪和他们的激动又多么不协调啊！”
所以，他最后结论是：“看来当神使我们承受自己的痛苦时，她认为有此已经足够，因此，不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分担别人的痛苦，至多鼓励我们致力减轻别人的痛苦。”
因此，震区灾难的惨状带给人们心理的压抑本来就很大了。如果再不厌其烦地报道死亡的情况，反而会给人们心理造成逆反情绪。有一种说法，当死几个人时，是一个灾难，当死亡超过一定的数目，那就只是一个数字了。对灾难的重复，最后导致的是人们同情心的厌倦。
反之，人们喜欢同情别人的快乐。当一个个创造奇迹的获救者出现时，人们会真心实意地为获救者的幸运而欢呼，在想象和移情的同情中，体会到生之欢乐。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获救故事的原因。
三、为什么关注灾区“儿童明星”：合宜性
在某次大型的抗震救灾中，人们特别关注一批表现特别的儿童，如“敬礼儿童”“可乐少年”“微笑女孩”等，还有在废墟下打着手电看书的女孩等。十多年过去了，媒体还报道他们的发展。为什么人们会对他们特别关注呢？
这就和亚当·斯密的另一个概念――合宜有关了。合宜是基于同情而推出的概念，是判断人的行为举止的标准。
亚当·斯密认为，旁观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判断当事人的情感是否合宜，在当事人的表现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
感情与激起它们的原因是否相称是合宜的关键：“当我们责备别人过分的爱、悲伤和愤恨时，我们不仅考虑它们往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而且还考虑激起它们的那些微小原因。或许，他所喜爱的人并非如此伟大，他的不幸并非如此可怕，惹他生气的事并非如此严重，以致能证明某种激情如此强烈是有道理的。但假如引起某种激情的原因从各方面来说与它都是相称的，我们就会迁就或可能赞同他的激烈情绪。”
成年人为了一点小小的伤口而大哭，这就是感情与激起它们的原因不相称，旁人就不会同情。而遭受了巨大苦难，原本应该哭泣的人，却能坚强对待自己的痛苦，就会博得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呢？实际上，人们对别人的苦难是感觉迟钝的。当事人的苦难是旁观者所不能体会的，所以，旁观者对当事人的要求其实是有些严苛的。所以人应该坚强：“正是由于对别人的痛苦感觉迟钝，在巨大痛苦之中的高尚行为总是显得非常优雅合度。”而沮丧的表现会令人讨厌：“那个由于自己的某种不幸而陷入悲伤沮丧之中的人，总是多少显得庸俗和卑劣。我们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对他的自我同情表示同情（或许，如果我们处在他的境地，同样会同情自己）。”
对英雄的崇拜也是这样。有些人在那些必然产生“激动不已的剧烈情绪”的情况下，竟然能完全控制自己，会使旁观者敬佩。”根据我们对人类天性中通常具有的弱点的感受，我们不能合乎情理地认为他一定能坚持。我们看到那种能作出如此高尚和巨大努力的内心力量大为吃惊。同叹服和惊奇混合而激发出来的完全同情和赞同的感情，如同不止一次地提到的那样，构成了人们恰当地称为钦佩的感情。” 苏格拉底之死就是面对灾难却能完美克制自己一个典型例子，他平静地端起杯子饮下毒药博得人们的钦佩。
说来有点残酷，亚当·斯密把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归结为当事人的“坚定和我们的冷漠完全一致。”因此，当我们热衷于寻找灾难小英雄时，体现的正是我们人性中冷漠的一面。
四、人的同情心是怎样引起社会道德的败坏的：本书的主旨
在本书中，亚当·斯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道德是怎样败坏的。
上文已述，人的同情是有两个方向的。人们更愿意去体会别人的成功与高兴，对于别人的失败与悲伤不会有太多同情的。他说：“我们夸耀自己的财富而隐瞒自己的贫穷，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悲伤。我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暴露出自己的贫穷，并感到我们的处境虽然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但是我们受到的痛苦却很少得到人们的同情，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耻辱了。” 这就形成了社会上“嫌贫爱富”的风气。这是人性不可避免的趋向，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是一致的，如我们的俗语说的“笑贫不笑娼”。
亚当·斯密认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存在于中等阶层，中等阶层的人士走向成功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在中等和低等的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这种财富至少是这些阶层的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的）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近的。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
但在上流社会，尤其是接近宫廷的圈子，却很少有美德存在：“不幸的是，在较高的阶层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宫廷里，在大人物的客厅里，成功和提升并不依靠博学多才、见闻广博的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的尊敬，而是依靠无知、专横和傲慢的上司们的怪诞、愚蠢的偏心；阿谀奉承和虚伪欺诈也经常比美德和才能更有用。”
由于人们天然具有的喜欢接近、模仿上流社会和富裕阶级的心理趋向，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坏：“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
亚当·斯密并不认为人类社会道德情操的败坏是无可救药的。他一生都在为人类如何抵制道德情操的败坏而辛苦思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观察而写出的《道德情操论》，不仅具有完美的理论构架，更具有很强的针对现实的救治效力。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只深谙《国富论》而丢掉了《道德情操论》的当代中国社会，其必要性是无须多言的。
《道德情操论》是一部内容宏富的书，以上仅是其理论体系之基础部分，也是全书的一小部分。在该书以后的部分，以同情为基础的理论分析，一步步过渡到良知、正义以及人类幸福生活的探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梳理了。
正如亚当·斯密发人深省地指出的：“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 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迷失道德风向标的某些国人，是时候捧起《道德情操论》认真读读了。